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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避免家人收看新聞，不少人離職另謀出路，教授新聞傳播的教師對任教科系 難以啟齒，後進學子視為畏途，新聞事業可謂名譽掃地。（林元輝，2007）縱然 台灣媒體新聞自由國際評比名列前茅，新聞公害卻層出不窮，新聞公信力繼而敬 陪末座，導致新聞業形象一蹶不振。
第二節 時下傳播科技蓬勃發展
從前經營出版事業成本高不可攀，規模龐大的新聞機構順勢崛起，就在當時 樹立權威鞏固地位。傳統新聞媒體組織當道的時代，牢牢緊握新聞守門權，權傾 一時，大眾只能被動接收報導，彼時「傳送者」與「接收者」的角色涇渭分明。
（Bowman & Willis, 2003）
隨著網際網路出現，啟動劇烈變革，大幅衝擊新聞事業，既有規則逐漸鬆動。
（Kovach & Rosenstiel, 2001）在網際網路上運作的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講究開放、自由、共享及平等的精神，打破中央集權限制。除了是技術發明外，
更盼望協助使用者共同作業，讀寫並行，養成溝通互動及書寫創造的能力，
（Berners-Lee, 1999: 207）頭一回只要一台連結網路的電腦，幾乎誰都能生產新 聞，只是操作要具備專業技術，僅有少數行家使用，一般人仍是被動接收訊息的 閱聽人。（Gilmor, 2004: 18-19）
直到部落格問世，操作門檻大幅降低，人人都能輕易設置發聲平台，從此不 再只是讀者，更可以是寫手，往年追求讀寫雙向的未竟之業，終於實現。（Lawson, 2005/8/9）由於不受傳統新聞事業規範，（Bowman & Willis, 2003）本是接收方的 閱聽人開始在部落格撰寫新聞，記者不再是唯一的生產方。到了社群媒體時代，
這種水平式媒體（horizontal media）興起，能更快速便利蒐集、過濾及傳布新聞，
形成集體的廣播網絡（a broadcast network）。（The Economist, 2011/7/9: 8）此外，
當代手機高度普及，其「即刻連結」（instant connectivity）的技術特質，讓使用者 隨時隨地在移動中與他人互動，（黃厚銘、曹家榮，2015: 43）尤其內建相機，人 人隨手就可拍攝，連上網後更加快發布影像的速度。（Gilmor, 2004: 26-27）
當傳播科技條件成熟完備，任何人都能以極少成本創辦媒體，又逢積體電路 小型化，再配合網際網路的通訊技術，（ibid., 118-20），科技的特性因而出現轉變，
從單向傳遞到雙向互動、從頻道稀有到多量、從大眾到分眾、社群及個人、從同 步到異步，（管中祥，2009: 59-63），以新資訊科技為基礎的新媒體溝通模式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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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進而改寫既有媒體秩序。縱使大眾媒體仍是引導新聞走向的重要角色，卻 不再是唯一來源，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各路人馬參與新聞產製。（Gilmor, 2004）
時下傳播科技成為利器，促成網路新興媒體與自媒體遍地開花，彼此經營模 式相異。廣義而言，由一般大眾而非專業媒體組織產製的媒體，就屬公民媒體
（citizen media）。（胡元輝等，2010: 12-13）不過，公民媒體不僅別稱眾多，譯稱 也不盡相同，如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地下媒體（underground media）、
基進媒體（radical media）、社區媒體（community media）、獨立媒體、社會／全 民媒體（social media）或我群媒體（we media）。名詞不同突顯特徵不同，共同精 神皆為：對抗大眾媒體，傳達多元觀點，藉此改革社會。（陳順孝，2008: 175-76）
縱使別稱眾多，核心內涵相近，另有主張強調「獨立媒體」與「另類媒體」
略有差異。除了財務及運作獨立的共同點之外，前者可能較靠近優勢權力體系，
未必會替弱勢發聲，有時也可能是某些團體的附庸；後者則常處於非主流的邊緣 位置對抗主流媒體，（管中祥，2015e: 239-40），「對抗」不僅是內容取向不同，更 與其價值觀相左，綜觀國外另類媒體研究，至少可從十個項目檢視主流媒體與另 類媒體的不同：目的、產品、媒介接收者、收入來源、發行、內容所有權、觀點 來源、結構、組織、創新與適應。（成露茜，2009: 372-73）
一般而言，台灣社會對「非專業媒體機構記者」的稱呼與區分大致有「獨立 記者」與「公民記者」兩者。獨立記者依工作形態又可再分為「供稿多家媒體的 自由撰稿人」及「創辦或受僱於獨立媒體的獨立媒體人」，（陳順孝，2014: 33-38）， 按收入類型而言，又有正職與兼職之分，收入來源幾乎都是多元組合而成，至少 有九種：供稿大眾媒體、供稿獨立媒體、出書版稅、政府補助或委辦、公益組織 贊助、學術機構支持、公眾捐款、演講或擔任評審或審查人等專業服務、產品開 發與銷售。（ibid., 39-40）至於獨立記者的資歷，有的曾任職主流媒體隨後轉任，
有的首次做記者就投身其中。公民記者則來自各行各業，多數業餘，不以此維生，
單純因關切公共事務而投入，未必受過新聞專業訓練。
對於特別標示「公民記者」的區別，不乏有聲音認為多此一舉。一來相對「公 民」的概念是「主流」還是「非公民」？主流媒體的記者就沒有「公民」的身分？
（管中祥，2012/4/30）二來憲法釋字第 689 號否認採訪權為新聞機構記者所專 屬，而是「一般人」的權利。（孫窮理，2014c/10/18）事實上，社會多以此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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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認定的稱呼，用意在突顯相較一般人的無暇顧及，公民記者卻願意打頭陣從事 資訊產製與傳播。
這群新形態的報導者，借助各式科技工具，紀錄突發事件，再向世人報導第 一手消息，或投入事件調查，集結群眾力量率先披露，繼而引發各媒體蜂擁報導，
（胡元輝等，2010: 16-17）或扮演蒐集及傳遞災害情報的「資訊志工」（information volunteer）的角色。（吉見俊哉，2004: 225）此外，在部分公部門的採訪現場及社 運場合也常見他們的身影。
「人人都是記者說」或許有些言過其實，但產製、傳布及評論新聞的人數確 實日益增加，（The Ecnomist, 2011.7.9: 10）而且是一種傳播行為的普遍能力。
（Hartley, 2009）對公眾廣泛參與新聞報導的現象，學界以「參與式新聞」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稱之，並進一步提出定義：「個別或群體公民扮演蒐集、
報導、分析與傳布新聞資訊的積極角色。目的在提供民主所需的獨立、可信、切 確、廣泛與適切的資訊。」（Bowman & Willis, 2003: 9）另稱「公民新聞」（Citizen Journalism），強調以公民為主體，不論新聞活動主體及服務對象都是公民，公民 才能真正擁有新聞自由，以落實民主監督，新聞載體是網路新興傳播工具。（姜 華，2014: 211, 213-14）
在台灣社會的實況中，公民媒體發展活躍，有的以公共議題為導向，有的則 是媒體組織、個體戶或社會企業創設，更有因應特定議題而生。公眾或深或淺參 與新聞內容製作，以行動實踐新聞人權，案例俯拾皆是。（胡元輝等，2010: 24-25）綜言之，台灣公民新聞傳播體系是由個人媒體、資訊平台及專題媒體分進合 擊共同組成。（陳順孝，2008）
這股公眾參與新聞的浪潮，促成「傳送者」與「接收者」的界限消融，漸漸 鬆動由上而下的階層體系。（Gilmor, 2004）以大眾傳播理論描述「接收媒體訊息 者」的概念而言，早期，在想像皮下注射的年代，接受媒體訊息的是「受眾」。 接著各類大眾傳播媒介興起，除了報紙、雜誌、廣播與電視，加以大效果退燒，
因此改稱為「閱聽人」。後來，「閱聽人」乃因應媒體而建構的概念，在網路時代 已不適用，因此變通之道是將其視為「使用者」。然而，「受眾」、「閱聽人」與「使 用者」仍有傳統或單向的意味，無法彰顯出雙向動態的傳播過程。如今，公眾不 單是消費者（consumer），也同時是生產者（producer），故而以「生產性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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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umer）或「生產性使用者」（produser）稱之，另因自單向接受訊息進化為
「讀寫並用」，也有「讀寫者」之稱。（O’Sullivan, Hartley, Saunders, Montgomery
& Fiske, 1994: 26；Bowman & Willis, 2003: 9；吉見俊哉，2004: 254-55；Shirky, 2008: 73, 78；Ritzer & Jurgenson, 2010）
由此可見，讀者身處在愈趨複雜的新聞生態系統（news ecosystem），他們是 消息來源（sources）、參與者（participants）及傳播者（distributors），不僅吸收新 聞，也會分享、開拓與補充，與其形成動態的關係。（The Ecnomist, 2011.7.9: 2）
以戲劇舞台的概念比喻，不僅是台下觀賞的觀眾，更是登台演出的演員。（張讚 國，2013）如此一來，新聞傳遞形式從講課（lecture）轉變為對話（conversation）。
（Bowman & Willis, 2003）
過去新聞內容一律由主流媒體作主，現在不再完全受其標準左右，大眾不僅 有參與的機會，甚至也能立大功。2009 年八八水災，各地網友彙整災情及協助救 災，彼此串聯分工，成為官方救災及主流媒體報導最重要的資訊提供者。2014 年 太陽花學運，傳播科技使用與整合能力益發純熟，傳播效應前所未見。最初立院 議場內部的網路直播畫面，是來自一台架在拖鞋上的平板電腦，速度超前主流媒 體出動的 SNG 車。隨後架設無線網路直播現場動態，打造資訊入口匯聚訊息，
利用行動載具聯絡溝通，使用線上協作平台，讓所有使用者快速彙整、編輯與發 布資訊，再結合社群媒體拉抬聲勢，串聯支持群眾走上街頭，聲勢遠遠壓過反應 慢半拍的主流媒體。
除了消融「傳送者」與「接收者」的界限，更可能反過來引領主流媒體跟進 議題。2002 年 12 月，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洛特（Trent Lott）在同黨參議員瑟蒙德
（Strom Thurmond）的百歲壽誕慶生會上，讚揚瑟蒙德主張的種族隔離政策。此 番言論一出，主流媒體起先未關注，反而是以馬歇爾（Joshua Marshall）為首的 眾部落客大幅討論，議題漸漸發酵，報導媒體暴增，最終洛特被迫請辭黨團領袖。
（Shirky, 2008: 63-66）2010 年 6 月，苗栗縣政府以擴大開發竹科園區竹南基地 之名，強制徵收大埔農地，9 日凌晨出動大批警力封鎖道路，派怪手鏟平即將收 成的稻田。公民記者大暴龍率先披露此事，將農民拍攝的蒐證影片製成〈當怪手 開進稻田中⋯〉影音報導，上傳至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進而帶動網路媒體持續 追蹤，原先忽視的主流媒體也跟進報導，議題逐漸浮現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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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新形態報導者日趨普遍，新聞民主監督模式就從「委託－代理」演變為「公 民個體直接履行監督」，該模式具有顯著的集群效應：公民發布一則新聞，隨即 帶動更多人參與，不斷湧現更多新資訊或新觀點，直到輿論發酵，最終監督機制 得以生效。（姜華，2014: 220, 224）此現象反映公眾不再滿足代理式新聞學，直
當新形態報導者日趨普遍，新聞民主監督模式就從「委託－代理」演變為「公 民個體直接履行監督」，該模式具有顯著的集群效應：公民發布一則新聞，隨即 帶動更多人參與，不斷湧現更多新資訊或新觀點，直到輿論發酵，最終監督機制 得以生效。（姜華，2014: 220, 224）此現象反映公眾不再滿足代理式新聞學，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