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科舉「兼用古注疏」的意義

以往學者在研究元代科舉時，多根據元代科舉的科目，是以朱子〈學校貢舉 私議〉為原則而設計，來證明朱子學的興盛，劉海峰與李兵便說：「一向重蒙輕 漢的元代統治者，雖然在科舉程式上公開實行民族歧視政策，但是在科舉取士 時，卻選用了最能體現漢儒思想精髓的朱熹所著的《四書集注》作為考試內容，

考生答題也必須以程朱理學為標準。」⁴³蕭啟慶更以「無論何族進士皆曾浸潤於 道學家註釋的《四書》、《五經》之中」，來證明元代進士中「忠君觀念的強烈」⁴⁴。 的確，如果我們從史料上來看，當元仁宗皇慶元年，命程鉅夫、李孟、許師敬等 人共同討論貢舉法時，程鉅夫曾說：「朱子〈貢舉私議〉可損益行之。」又說：「取 士當以經學為本，經義當用程、朱傳注，唐、宋詞章之弊不可襲。」而獲得仁宗 皇帝的首肯⁴⁵。又，根據朱子在〈學校貢舉私議〉當中，科舉的精神是：「立德 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 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貫通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之己意。」⁴⁶至 於詳細的科目則是：「以《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

《儀禮》及二戴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 酉年試之（年份皆以省試為界，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

《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如荀、揚、王、

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許與當年史傳中出論 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 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

《通鑑》為一科。時務則律曆、地理為一科，《通禮》、《新儀》為一科，兵法、

刑統、敕令為一科，《通典》為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策各二道）。」⁴⁷ 對照前章末所列的表格，能夠看出對於朱子以經義為主，《四書》必讀，治經守 家法，且以策論為輔這些主張的繼承。

涂雲清在《蒙元統治下的士人及經學的發展》中認為：「由科舉程式的內容 可以發現一個重要的訊息，首先，朱子《四書章句集註》正式成為科舉考試的唯 一標準本，而且是所有考生的必考科目；其次，左榜漢人、南人的經議考試中，

雖然考生可以任意選考其中一經，而且也可以參用程、朱以外的不同版本，但由 程、朱所有經學著作皆被列入考試用書這一規定來看，程、朱經學在蒙元科舉考 試中所佔之主導位置應是不容置疑的，至於《春秋》、《禮記》，則因為程、朱皆

43 劉海峰、李兵：《中國科舉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 年），頁 267。

44 蕭啟慶：《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頁 216。

45 民國．柯紹忞等：《新元史》，卷 189，頁 1758。

46 宋．朱熹：〈學校貢舉私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 23 冊，卷 69，頁 3356-3357。

47 宋．朱熹：〈學校貢舉私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

第 23 冊，卷 69，頁 3359。括號內文字皆為原注。

無相關的經學著作，所以無法採用，因此，如僅就科舉程式而言，謂蒙元科舉獨 尊程、朱之學，實不為過。」⁴⁸當時人袁桷（1266-1327）曾經作過這樣的形容：

「至仁宗皇帝，集群儒，定貢舉法，五經皆本建安。《書》蔡氏為文公門人，而

《春秋傳》則正字胡公之從父文定公，師友授業，宗于一門，會于一部。」⁴⁹就 袁氏的說法來看，似乎五經已獨尊程、朱一系。不過，從本文上節末所列的表可 以發現，在這個時候，雖說是以朱學為主，可是並非朱學獨尊，《春秋》採胡《傳》， 尚可說是朱子未有《春秋》方面的著作，但是《易》除了朱子《本義》之外，尚 用程《傳》，至此，還可以勉強說是以程、朱之學為主，但是在《禮》經部份，

卻不採用朱子及門生所修的《儀禮經傳通解》，而是採用古注疏，除此之外，《易》、

《詩》、《書》三經都得「兼用古注疏」。因此，可以說，當時科舉中，群經所採 用的標準，主要是以程、朱一系的經學著作為主，但古注疏還是有它的地位存在，

是以《四庫全書總目．書類附錄，書義矜式》下云：「考《元史．選舉志》載《書》

用蔡《傳》及註疏。當時經義猶不盡廢舊說，故應試者得兼用之。此元代經學所 以終勝明代也。」⁵⁰馬宗霍作《中國經學史》時，也提出這樣的觀念，他在該書

〈元明之經學〉一章中提到：「觀諸經所主，顯為側重朱學，《春秋》、《禮記》朱 子無所作，故不獲採用耳。然《易》、《書》、《詩》、《春秋》猶與古註疏相參，是 元人尚不廢漢唐之學，且《禮記》專用古註疏，又見其時老師宿儒猶有存者，知 禮不可以空言解也。此則論元學者不可不知。」⁵¹安井小太郎等人則云：「元代 科舉雖以朱學為主，卻沒有全然地捨棄古注，也採用《三傳》之說，因為迥異明 代的固陋，應舉者非熟讀古注與宋代注疏不可。」⁵²這些學者都注意到了，古注 疏在元代科舉當中的重要性⁵³。

中國自唐代以後，一直要等到元朝才出現一個擁有南北廣大領土的王朝。唐 末大亂，歷經五代之後，宋代雖號稱統一中國，不過北方依然是屬於遼國的領地，

48 涂雲清，《蒙元統治下的士人及經學的發展》，頁 435。

49 元．袁桷：〈送朱君美序〉，《清容居士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元刻本），卷 24，頁 15 左。

50 清．紀昀、永瑢等：《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第 1 冊，卷 12，頁 291。不過，四庫館臣在 寫提要時，明顯的對於《書集傳》這部書有先入為主的立場，因此，對於其評語或許不能全然 盡信。這個問題，許華峰先生在《董鼎書傳輯錄纂註研究》一書的〈緒論〉中，曾有詳細的討 論。張泓的研究也指出「《總目》在對傳統經學的梳理和總結過程中，對宋明理學作了大量貌 似公正而實含褒貶的議論」。詳見張泓：〈《四庫全書總目》的反理學傾向〉，《燕山大學學報（哲 學社會科學版）》，第 13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34-37。

51 馬宗霍：《中國經學史》，頁 128。

52 安井小太郎等：《經學史》，頁 177。按，事實上，元代科舉應考之人並不用兼通朱學與古注疏，

可以擇一採用，此一舉措亦與朱學經注流行有重大關係，將於後文再述。

53 當時的學者程端禮曾經在〈弋陽縣新修藍山書院記〉一文中，對「兼用古注疏」作了這樣的 解釋，他認為：「貢舉之制又用朱子〈私議〉，明經主程、朱說，兼用古注疏，經義不拘格律，

蓋欲學者讀經有沈潛自得之實。其所作經義能條舉程、朱與注疏之說，辯漢儒傳注之得失，一 洗宋末反覆虛演，文妖經賊之弊。」見程端禮：《畏齋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9 冊，卷 5，頁 682。從這裡看來，似乎讀古注疏，只是用來與程、朱之經注作對比，以突顯朱 學之優秀。然而，程氏實為一篤實之朱門學者，本文以為，他的說法有過於偏頗之嫌，故姑條 列於此，以備參考，不列入本文的論證當中。

此外西南有大理、西北有西夏，更別說南遷之後，只有江淮一帶的少部份領土，

而原有的北方則全在金朝勢力之下。由於南北長期分治，往來交通不便，導致程、

朱理學雖然盛行於南方，可是在北方卻較鮮為人所知，如前文引到的《元史》諸 篇，都有類似的敘述。不過，有學者指出當時北方的人並非不知程、朱之名，《元 史》的說法有修正的必要⁵⁴。的確，今日從資料當中，可以知道當時南方之書並 非沒有北傳，如許有壬（1287-1364）云：「宇宙破裂，南北不通，中原學者不知 有所謂《四書》也。宋行人有篋至燕者，時有館伴使得之，乃不以公於世，時出 一論，聞者竦異，訝其有得也。」⁵⁵根據一些記載也可以知道，金人已知有程、

朱之學的著作，例如李純甫（1177-1223）為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進士，著 有《鳴道集說》，其在〈自序〉中便言：「諸儒陰取其說以證吾書，自李翱始，至 於近代，王介甫父子倡之於前，蘇子瞻兄弟和之於後。《大易》、《詩》、《書》、《論》、

《孟》、《老》、《莊》，皆有所解。濂溪、涑水、橫渠、伊川之學踵而興焉，上蔡、

龜山、元城、橫浦之徒又從而翼之，東萊、南軒、晦翁之書蔓衍四出，其言遂大。

小生何幸！見諸先生之議論，心知古聖人之不死，大道之將合也。」⁵⁶王若虛著

《尚書義粹》，於〈堯典〉、〈舜典〉、〈太甲中〉明引蔡《傳》文字，其他條目下 也對蔡說有所討論⁵⁷。楊庭秀於承安年間任右補闕，曾注程、楊《易》傳⁵⁸，此 處的「程」當指程頤。由此可知，當時金領地的學者，事實上對於程、朱之學，

已經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難道幾百年來，只有南方人讀經，北方人都不讀經嗎？顯然並非如此。雖然 今日大遼文獻所剩已經不多，不過依然能看到儒家經典在遼代流傳的痕跡，例如 在遼聖宗開泰年間，馬保忠便曾奏請以儒授官，其文曰：「強天下者儒道，弱天 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則鄉黨之行修，修德行則冠冕之緒

54 王明蓀以為：「朱學之傳授到北方，一般以為趙復於戊戌年（一二三八年）在太極書院開始，

但早在金、宋對峙時期，北方已知朱子之學，金代華北諸儒對朱子之學並不陌生，只是沒有系 統的傳講朱學。」見王明蓀：〈略述元代朱學之盛〉，收入《宋史研究集》第 17 輯（臺北：國 立編譯館，1988 年），頁 526。梁庚堯認為：「不僅在南方如此，理學不依傍科舉而自成一股推 動書院教育的力量，也早已存在於元滅南宋以前的華北。二程之學在金代有零星的流傳，朱學 在金末也已藉著各種機緣傳入北方，但直到蒙古滅金的次年，也就是窩闊臺七年（一二三五），

南宋鄉貢進士趙復在德安府被俘虜至燕京之後，南方程朱一派的理學對北方才有較大的影響。」

見所著：〈宋元書院與科舉〉，收入宋史座談會主編：《宋史研究集》，第 33 輯（臺北：蘭臺出 版社，2003 年），頁 88。吳雁南等人作《中國經學史》時說：「金朝後期，南宋的理學就逐漸

見所著：〈宋元書院與科舉〉，收入宋史座談會主編：《宋史研究集》，第 33 輯（臺北：蘭臺出 版社，2003 年），頁 88。吳雁南等人作《中國經學史》時說：「金朝後期，南宋的理學就逐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