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祐貢舉後《書集傳》的地位

以往的說法，大都認為自從元代延祐貢舉之後，因為《尚書》採用了蔡沈《書 集傳》，不但讓《書集傳》定於一尊，而且連帶使得其他各家的《尚書》說都被 忽視，以至乎失傳。例如《四庫總目．書傳會選》一條下就說：

蔡沈《書傳》雖源出朱子，而自用己意甚多，當其初刊行，已多異論。宋 末元初，張葆舒作《尚書蔡傳訂誤》，黃景昌作《尚書蔡氏傳正誤》，程直 方作《蔡傳辯誤》，余苞（育龍案，當作芑）舒作《讀蔡傳疑》，遞相詰難。

及元仁宗延祐二年，議復貢舉，定《尚書》義用蔡氏，於是葆舒等書盡佚 不傳。陳櫟初作《書傳折衷》，頗論蔡氏之失，迨法制旣定，乃改作《纂 疏》，發明蔡義，而《折衷》亦佚不傳，其〈序〉稱科舉以朱子為宗，書 宗蔡《傳》，固亦宜然，葢有為也。¹⁵⁸

又《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條下云：

宋以來說五經者，《易》、《詩》、《春秋》各有門戶。惟三《禮》則名物度 數，不可辨論以空言，故無大異同。《書》則帝王之大經大法，共聞共見，

故自古文、今文互有疑信外，義理亦無大異同。蔡沈《集傳》始睥睨先儒，

多所排擊。然書出未久，而張葆舒、黃景昌、程直方、余芑舒等，紛紛然 交攻其誤，是必有未愜者在矣。自元延祐中，使以蔡《傳》試士，明洪武 中，雖作《書傳會選》以正其訛，而永樂中修《書經大全》仍懸為功令，

莫敢岐趍。¹⁵⁹

因此，之後許多研究者，遂紛紛跟隨《四庫總目》的說法，例如劉起釪在《尚書 學史》中就認為：

有了這些特點，這部書（育龍按，指蔡《傳》）就為世所重視。雖然直到 宋代後期還沒獲得獨尊的地位，但到元代便隨著程朱理學的被尊崇而此書 也跟著被尊崇，元延祐（1314-1320）間，以它和舊注疏並立學官，規定 選舉以蔡《傳》為本，參用舊注疏。但人們都棄舊注疏而肄習蔡《傳》。 到明洪武（1368-1398）時，除并用舊注疏外，還以它和夏僎《尚書詳解》

並立學官，科舉並用二氏，但人們亦棄夏而習蔡（見《四庫總目．書集傳》

下）。至永樂時頒行《書傳大全》就獨用蔡《傳》了。以後就以《五經大 全》本或《監本五經》本盛行於世，宋學戰勝了漢學，蔡氏《書集傳》盛

158 清．紀昀、永瑢等：《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第 1 冊，卷 12，頁 274。

159 清．紀昀、永瑢等：《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第 1 冊，卷 12，頁 280。

極一時地取代了二孔的《尚書注疏》而占居《尚書》學正宗地位了。¹⁶⁰ 並且在後文，也舉出了張葆舒、黃景昌、程直方、余芑舒等人雖直攻蔡《傳》之 誤，不過後來全部失傳。又提出陳櫟原本有《書傳折衷》譏議蔡《傳》之失，不 過功令既尊蔡氏，他也就改變原本的看法，改作《尚書集傳纂疏》來推崇蔡《傳》。 最後他說「可見封建王朝一旦定為科舉功令之書，誰也不敢反對它了」¹⁶¹。此外，

游均晶在《蔡沈書集傳研究》中也提到：

宋元之際，學者對《書集傳》的評價有許多爭議，有學者如黃震，對《書 集傳》贊許有加，也有如張葆舒、黃景昌、程直方、余芑舒等儒者，群起 對蔡《傳》作訂正、辨誤的工作。也許是元代官學采用《書集傳》作為考 試書的緣故，張葆舒等人的著作，因乏人問津而失傳了。¹⁶²

這兩者的說法，明顯受了《四庫總目》很大的影響，不但都以延祐貢舉作為最大 原因，所舉出的張、黃、程、余四人的順序也如出一轍，劉起釪的著作中，更將

《四庫總目》裡一再提出的陳櫟作為例證。因此，就得出了在蔡《傳》完成後，

宋末元初原本有許多人對蔡《傳》不滿，並且紛紛著書以駁其非的結論。不過，

後來因為延祐開科在《尚書》一科上，選擇了《書集傳》作為定本，導致大家都 以蔡《傳》為基本，更有甚者如陳櫟之流，還必須自毀少作，另寫一本書來表明 立場。的確，從今天看起來，不能否認延祐開科時的科舉程式，對蔡《傳》地位 的影響。不過，影響是否真的如此立即且明確？此外，如果元代延祐貢舉的影響 是這麼的大，加上明代也是以《書集傳》作為科舉的唯一定本，那麼為什麼直到 明代還有反對蔡《傳》的著作出現？為何在「兼用古注疏」的元代，蔡《傳》讓 陳櫟不得不改變著作立場，而在蔡《傳》定於一尊的明代，卻反倒有像袁仁《尚 書砭蔡編》這樣的作品出現？

《四庫總目》曾屢次提及，也是被劉起釪當作延祐開科對蔡《傳》獨尊的例 證，就是陳櫟原本有《書傳折衷》一書，用來指正蔡《傳》的錯誤，不過，等到 延祐開科之後，因為朝廷功令的緣故，所以使得陳櫟不得不改變立場，另作《尚 書集傳纂疏》來羽翼蔡《傳》。然而，在元代科舉重要性並不如其他朝代的情況 下，此說實在頗令人懷疑。許華峰先生曾經在〈論陳櫟《書解折衷》與《書蔡氏 傳纂疏》對《書集傳》的態度〉一文中，將編纂於元世祖，而成書於元仁宗時的 董鼎《書傳輯錄纂註》一書中所引陳櫟的說法，和陳櫟《尚書集傳纂疏》當中的 說法提出比對，計算出前後二書中，不駁蔡的比例皆在十分之七左右，提出事實 上在延祐開科前後，陳櫟對於《書集傳》的看法並沒有太大改變¹⁶³。廖穎的研究

160 劉起釪：《尚書學史》，頁 245。

161 劉起釪：《尚書學史》，頁 246。

162 游均晶：《蔡沈書集傳研究》，頁 123。

163 許華峰：〈論陳櫟《書解折衷》與《書蔡氏傳纂疏》對《書集傳》的態度〉，收入《元代經學

也認為：「其實，陳櫟的《纂疏》並不是一本全部宗『蔡』的著作，其內容也並 沒有因為科舉功令而有實質性的改變。從《折衷》到《纂疏》，陳櫟一直駁蔡，

只是在行文語氣上和緩一些。從字裡行間依然可以看出陳櫟對蔡《傳》的批評之 意和有所取舍的態度。」¹⁶⁴此外，許華峰先生在《董鼎書傳輯錄纂註研究》中，

又舉出在董書中曾引余芑舒的說法二十七則，當中有二十二則不同意蔡《傳》， 而這些意見又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從朱子學派本身的立場，指出蔡《傳》與師 說的不同，一類則是站在注經的立場，指出蔡《傳》當中的缺失，如全書注解前 後不一，詞語解釋有誤，可是這些意見，並未脫離朱子學派的立場。因此，他提 出了像黃景昌、程直方、董鼎、陳櫟、余芑舒這些人，都是認同《書集傳》作為 朱子學派《尚書》注解的代表地位，而他們所提出的反對意見，應該視為個別的

「修訂」，而不是根本的「駁正」¹⁶⁵。此外，趙孟頫也曾說：「漢自伏生以下，晁 錯、倪寬、夏侯勝皆專治《書》而不得其旨……至宋朱子留心雖久，未遑成書。

蔡沈過謹而失之繁，亦為才識所限；金履祥乘之而失於簡，亦以精力之所拘。」

166趙孟頫自仁宗未即位時，就極受元仁宗的寵愛，待仁宗即位後，更是屢屢加封，

《元史》本傳說「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¹⁶⁷，同時，在延祐二年時，他 也參與過更定國子學貢試方法¹⁶⁸。以他在當時的地位，開科時尚採用蔡《傳》作 為標準用書，可見《書集傳》在當時應該已經有一定的地位。

中國自隋代開始採用科舉制度之後，一直到清末廢除科舉，歷來的科舉都佔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許多讀書人窮其一生，就只為了獲取功名。不過，元代卻可 以說是一個較為例外的朝代，因為蒙古人治國，雖然也有科舉制度，也有科舉程 式，不過，卻從來不是人才得以任官的重要出路，元代的開科是從仁宗延祐元年

（1314）開始，時距宋亡（1279）已經有三十五年，離忽必烈改國號為元（1271）

更是長達四十年以上，可以說是中期才開始以科舉取士。而自延祐元年科舉恢 復，隔年春天有了第一批進士之後，一直到退出大都（1368），五十餘年間，總 共開科了十六次，除了元統元年（1333）的癸酉科，取滿一百人之外，其餘的十 五次，都沒有足額，甚至在至正二十年（1360）的癸子科，左右兩榜合計總共才 錄取了 35 人。而十六次的登科人數，總計 1139 人¹⁶⁹，這個人數甚至比南宋某些 時期，單一科舉的錄取人數還少，且與朝廷所需人才的數字明顯不相符。此外，

原本三年一科的考試，還曾經因為蒙古、色目貴族的反對，在順帝元統元年（1333）

到至正二年（1342）之間，中斷過兩次。

研討會論文集》，頁 395-424。

164 廖穎：《元人諸經纂疏研究》，頁 28。

165 詳見許華峰：《董鼎書傳輯錄纂註研究》，頁 177-220。

166 清．朱彝尊原著、林慶彰等編：《經義考》，第 3 冊，卷 85，頁 396-397。

167 明．宋濂等：《元史》，卷 173，總頁 4022。

168 明．宋濂等：《元史》，卷 81，總頁 2030。

169 此處的數據根據劉海峰、李兵所編的〈元代進士登科表〉，見所著：《中國科舉史》（上海：東 方出版中心，2004 年），頁 464。

在元代能否任官的關鍵在於「根腳」，也就是所謂家世，根據「根腳」大小 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特權。雖然說元代官員的來源有科舉、蔭敘、推舉三種，

但是人數最多者，還是要數推舉¹⁷⁰，不僅僅是蒙古、色目人而已，漢人、南人受 推舉而任官的比例也很高，根據蕭啟慶的研究，在元代以歲貢儒、吏的數量來說，

以至元十九年（1282）為基準來計算，平均每年共貢 239.33 人，這個數字並不 亞於宋、金等朝代每年錄取進士的平均數，而且和元代經由科舉所錄取的人數比 起來，更是超過許多¹⁷¹。另外還有一點，元代科舉因為不論是左榜、右榜，第一 場都是考《四書》，而除了科舉之外，甚至學醫、學陰陽的人都被要求需通《四 書》¹⁷²，因此朱子的《章句集注》得到了相當大的普及¹⁷³。相較之下，《尚書》

只是漢人、南人才需要考，而且第二場考試是在五經之中明一經，並沒有強迫要 讀《尚書》，而且還得兼用古注疏，並不是一定要以《書集傳》的說法為主，是 以在只有左榜要考，為選考科目，得兼用古注疏這三點來看，蔡《傳》在 元代科舉上面真正的影響力，恐怕需要再做評估。葉國良先生等人《經學通論》

便認為：「更值得注意的是《四書章句集註》為必考，而五經則是選考，與漢唐 在群經中選考的制度有別，這也是《四書》地位凌駕《五經》的一個表徵。」¹⁷⁴ 綜上所論，可以得知，延祐科舉程式的訂定對於中國經學史來說，是一個相

便認為：「更值得注意的是《四書章句集註》為必考，而五經則是選考，與漢唐 在群經中選考的制度有別，這也是《四書》地位凌駕《五經》的一個表徵。」¹⁷⁴ 綜上所論，可以得知，延祐科舉程式的訂定對於中國經學史來說，是一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