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宋末至明初蔡沈《書集傳》文本闡釋 與經典地位的提升
Clear Explanation of Tsai-Shen’s “Shu-Ji-Chuan” from the end of Sung to beginning of Ming Dynasty, and the
promotion of its classical position 研究生：許育龍 撰
Yu-Lung Hsu
指導教授：蔣秋華博士 何澤恆博士 Chiu-Hua Chiang (Doctor) Chak-Hang Ho (Doctor) 中 華 民 國 一 ○ 一 年 十 二 月
Dec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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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寫作期間，承中央研究院中國文
哲研究所 100 年度人文社會科學博士
候選人培育計劃案補助，謹此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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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沈《書集傳》是《尚書》學史上一部極為重要的著作，它不但是朱子學派
《書》學的代表，也是元、明、清三代官方《尚書》的考試定本，地位崇高。正 由於他有著如此地位，因此，討論元、明時代的尚書學發展，必需由這部朱學代 表的《尚書》註釋本著手。然而《書集傳》究竟是如何以一家之言，達到這樣的 地位？自《四庫叢書總目》主張由於元代立為功令所致，並以陳櫟為例，後代許 多研究者遂紛紛遵循其說，在討論到這部書籍時，皆採用了這樣的說法。因此，
就得出了在蔡《傳》完成後，宋末元初原本有許多人對蔡《傳》不滿，並且紛紛 著書以駁其非。不過，後來因為延祐開科在《尚書》一科上，選擇了《書集傳》
作為定本，導致大家都以蔡《傳》為本，更有甚者，如陳櫟還必須自毀少作，另 寫一本書來表明立場。
的確，從後代的眼光看起來，不能否認元代開科時的科舉程式，對蔡《傳》
地位的影響。不過，影響是否真的如此立即且明確？此外，倘若真如前賢所言元 代延祐貢舉的影響如此之劇，加上明代也是以《書集傳》作為科舉的唯一定本，
那麼為什麼直到明代還有反對蔡《傳》的著作出現？為何在「兼用古注疏」的元 代，蔡《傳》讓陳櫟不得不改變著作立場，而在蔡《傳》定於一尊的明代，卻反 倒有像袁仁《尚書砭蔡編》這樣的作品出現？此外，為何在成書之時如此受到非 難的書籍，在不到一百年之內，卻成為了科舉指定用書，這之間到底又發生了什 麼事？除此之外，明太祖朱元璋時，曾在與群臣討論日月五星運行時，發現《蔡 傳》釋義有所不妥，因而下令群臣纂修訂正，所以有《書傳會選》一書。但成祖 之時，卻又將蔡《傳》定為一尊，以該書為主而修《書傳大全》，這之間的變化 又是如何？種種現象，都令人想一探究竟。
本文除前言、結語外，共分為五章，首章〈朱子與《尚書》研究的相關問題〉， 論朱子的《尚書》觀，以及命蔡沈作《書集傳》之始末。第二章〈《書集傳》成 書到延祐開科前的地位變化〉，則是分別由傳世文集與專書兩方面，分別探討該 書在成書之後，學界引用與討論的情況，並得出在宋末元初之際，《書集傳》並 未受到重視的結論。第三章〈《書集傳》在元代科舉的地位〉，考察自元世祖忽必 烈「戊戌取試」至元仁宗「延祐貢舉」這段時間南北方士人對朝廷的影響，同時 說明，即便是延祐開科採用《書集傳》作為考試指定用書，依然兼採古注疏，故
《書集傳》在元代並未因為科舉考試而達到獨尊的程度。第四章〈《書集傳》在 元代的經典化過程〉，分別以董鼎、陳櫟、陳師凱、鄒季友四名元代《尚書》學 者為例，從其著作中分析《書集傳》在元代地位如何漸漸提升的過程。第五章〈明 初《書集傳》經典地位的確立〉則是以明初兩部官修著作──《書傳會選》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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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地位亦從此定為一尊。
關鍵字：蔡沈 《書集傳》 《尚書》 元代經學 科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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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ai-Shen’s “Shu-Ji-Chuan” is an important master work in the noted history of
“Shang-Shu”, it has a high position in this field, not only the representative of “Shu”
branch of “Zhu-Zi”, but the official test textbook in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is master piece has such a high place in this field, so, if we wanna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Shu”, we did must start from this iconic annotated readings in Zhu-Zi’s school. However, how this “Shu-Ji-Chuan” could have such a high position from one single branch? Many researchers have followed the way from “Index to Si-Ku-Quan-Shu” in Yuan Dynasty, especially the sample of Chen-Li. So that, we could know many people in the end of Song and the beginning of Yuan Dynasty were very unsatisfied for Tsai-Shen’s “Shu-Ji-Chuan”, they even wrote down many essays pointing out his incorrect part after this “Shu-Ji-Chuan” finished. But, the Yuan Government chose this “Shu-Ji-Chuan” as subject textbook in its beginning period, so that people could just write base on this, nevertheless, like Chen-Li, he had to write another words for stating his stand.
However, we cannot deny the impaction relate to position of “Shu-Ji-Chuan”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the beginning in Yuan Dynasty. But, did the influence really happen so instantly and clearly? And, if this was true about these researchers said the hard affection for the position of “Shu-Ji-Chuan” in the beginning of Yuan Dynasty, plus with this “Shu-Ji-Chuan” was the only textbook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Ming Dynasty. Then, why there’re still many writings about Anti-“Shu-Ji-Chuan” till Ming Dynasty? Why Chen-Li has to change his point of view because of this “Shu-Ji-Chuan” in such an old annotate accepted Yuan Dynasty?
Why there’s a “Shang-Shu-Bian-Tsai-Collection” from Yuan-Ren appeared in Ming Dynasty which “Shu-Ji-Chuan” has stand in this highest position? Otherwise, why this indefinite work could be a textbook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less than 100 years? What happen for this during this period? And, HongWu Emperor Zhu Yuan-Zhang of Ming Dynasty has found the incorrect annotate in “Shu-Ji-Chuan”
while discussing star operating. So, he ordered his vassals to correct it, this is why
“Shu-Chuan-Hui-Xuan” being written. But this “Shu-Ji-Chuan” has returned back to the highest textbook again and changed it to the base of “Shu-Chuan-Hui-Xuan” in the time of YongLe Emperor. Why there’s such a totally different change happened?
For these appearances, we do wanna know the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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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that he asked Tsai-Shen wirting this “Shu-Ji-Chuan”.
The Second Chapter, the position changing for “Shu-Ji-Chuan” finished till the beginning of Yuan. Talk about the citing and discussing status in our field after this
“Shu-Ji-Chuan” finishing in 2 parts of “Chuan-Shi-Wen-Ji” and “Zhuan-Shu”. So that, we could get this “Shu-Ji-Chuan” was no so important in the end of Song and the beginning of Yuan Dynasty.
The Third Chapter, “Shu-Ji-Chuan” became the textbook in the beginning of Yuan Dynasty. The affection to Southern and Northern literati which explored imperial examination from Kublai Khan to Ayurbarwada Buyantu Khan, and explain that even “Shu-Ji-Chuan” has become a text book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beginning of Yuan Dynasty, but literati could still use old annotate for “Shang-Shu”
subject. This “Shu-Ji-Chuan” was not arrived the highest position becaus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Yuan Dynasty.
The Forth Chapter, the classicize progress of “Shu-Ji-Chuan” in Yuan Dynasty.
Analyze how “Shu-Ji-Chuan” get higher and higher position in this field from the jobs for 4 famous “Shang-Shu” scholars (Dong-Ding, Chen-Li, Chen Shi-Kai, and Zou Chi-You) in Yuan Dyansty,
The Fifth Chapter, the classical position establish firmly of “Shu-Ji-Chuan”. I wanna show “Shu-Ji-Chuan” has its position in this field by 2 official books,
“Shu-Chuan-Hui-Xuan” and “Shu-Chuan-Da-Quan”. And, “Shu-Ji-Chuan” has a special political place after “Shu” of “Wu-Jing-Da-Quan” adopting Tsai-Shen’s statement in the period of YongLe Emperor.
Keyword: Tsai-Shen. Shu-Ji-Chuan. Shang-Shu, Jing-Xue in Yuan 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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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試委員會審定書………i
誌謝………iii
中文摘要………v
英文摘要………vii
緒論………1
第一章 朱子與《尚書》研究的相關問題………7
第一節 朱子未註全本《尚書》………8
第二節 朱子與今、古文《尚書》的問題………15
第三節 朱子命蔡沈作《書集傳》………23
第二章 《書集傳》成書到延祐開科前的地位變化………55
第一節《書集傳》成書後在宋元之際的流傳………56
第二節 宋元之際學者對《書集傳》的引用及意見舉隅………62
第三節《書集傳》成書後在宋元之際所受之批評………87
第三章 《書集傳》在元代科舉的地位………93
第一節 從「戊戌選試」到「延祐貢舉」的《書集傳》流傳………93
第二節 元代科舉「兼用古注疏」的意義………102
第三節 延祐貢舉後《書集傳》的地位………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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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以朱學立場補足蔡《傳》－－董鼎、陳櫟………132
第二節 僅取蔡《傳》文字為之註解－－ 陳師凱………151
第三節 為《書集傳》加音義 －－ 鄒季友………163
第五章 明初《書集傳》經典地位的確立 ………175
第一節 《書傳會選》對《書集傳》的修改………176
第二節 《書傳大全》的編成與《書集傳》地位的獨尊………193
結論………207
參考書目………209
緒 論
蔡沈1《書集傳》是《尚書》學史上一部極為重要的著作，它不但是朱子學 派《書》學的代表，也是元、明、清三代官方《尚書》的考試定本，地位崇高。
屈翼鵬先生2曾說該書「影響後世最大，至奪注疏之席而代之」3，劉起釪則認為：
「自元明以後科舉取士一以朱熹之學為宗，（蔡《傳》）取代了東漢以後鄭玄注和 東晉以後《尚書》的偽《孔傳》在經學上的地位。」4蔣秋華先生以為：蔡沈
（1167-1230）《書集傳》，在經學史上之所以有如此的地位，除了是受其師朱熹
（1130-1200）所託外，該書日後成為元、明、清三代科舉考試的《尚書》定本 亦有影響。六百餘年間的《尚書》學史，幾乎都與此書脫不了關係。5正由於蔡
《傳》有著如此地位，因此，討論元、明時代的《尚書》學發展，必需由朱子，
以及朱學代表的《尚書》註釋本 ──《書集傳》著手。
然而《書集傳》究竟是如何以一家之言，達到這樣的地位？舊說往往認為自 從元代延祐貢舉之後，《尚書》採用蔡沈《書集傳》，不但讓蔡《傳》定於一尊，
而且連帶使得各家的《尚書》說受到忽視，至乎失傳。例如《四庫總目．書傳會 選》一條下就說：
蔡沈《書傳》雖源出朱子，而自用己意甚多，當其初刊行已多異論。宋末元 初，張葆舒作《尚書蔡傳訂誤》、黃景昌作《尚書蔡氏傳正誤》，程直方作《蔡 傳辯誤》，余芑舒作《讀蔡傳疑》，遞相詰難。及元仁宗延祐二年，議復貢舉，
定《尚書》義用蔡氏，於是葆舒等書盡佚不傳。陳櫟初作《書傳折衷》，頗 論蔡氏之失，迨法制旣定，乃改作《纂疏》，發明蔡義，而《折衷》亦佚不 傳，其〈序〉稱科舉以朱子為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葢有為也。6 又《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條下云：
1 「蔡沈」在某些文本當中又寫作「蔡沉」，古「沈」、「沉」通用，故會發生此種情形，本文則 於行文時一律用「蔡沈」，至於引文時，則徑以原文為主。文中於其他異體字的情況，亦以同 樣的方式處理。至於引書方面，由於古籍流傳之時於各版本中書名往往不同，因此本文在正文 敘述時採通稱，注解或參考書目當中，同樣徑以該版本所記書名為主。
2 本文於行文之中，對受業師及師門尊長皆稱「先生」，以別於其他前輩學者，於注明出處時則 一律不加敬稱，以求簡潔。
3 屈萬里：《尚書釋義》（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95 年），頁 17。
4 劉起釪：《尚書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242。
5 蔣秋華：〈明人對蔡沈《書集傳》的批評初探〉，收入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明代經學國際研 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年），頁 269。
6 清．紀昀、永瑢等：《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 年），第 1 冊，
卷 12，頁 274。
宋以來說五經者，《易》、《詩》、《春秋》各有門戶。惟三《禮》則名物度數，
不可辨論以空言，故無大異同。《書》則帝王之大經大法，共聞共見，故自 古文、今文互有疑信外，義理亦無大異同。蔡沈《集傳》始睥睨先儒，多所 排擊。然書出未久，而張葆舒、黃景昌、程直方、余芑舒等，紛紛然交攻其 誤，是必有未愜者在矣。自元延祐中，使以蔡《傳》試士，明洪武中雖作《書 傳會選》以正其訛，而永樂中修《書經大全》仍懸為功令，莫敢岐趍。7 之後許多研究者，遂紛紛沿襲《四庫總目》的說法，例如劉起釪在《尚書學史》
中，就用了《四庫總目》的講法，並且在後文，也舉出了張葆舒、黃景昌、程直 方、余芑舒等人雖直攻蔡《傳》之誤，不過後來全部失傳，又提出陳櫟原本有《書 傳折衷》譏議蔡《傳》之失，不過功令既尊蔡氏，他也就改變原本的看法，改作
《尚書集傳纂疏》來推崇蔡《傳》，最後他說「可見封建王朝一旦定為科舉功令 之書，誰也不敢反對它了。」8此外，游均晶也提到：「宋元之際，學者對《書集 傳》的評價有許多爭議，有學者如黃震，對《書集傳》贊許有加，也有如張葆舒、
黃景昌、程直方、余芑舒等儒者，群起對蔡《傳》作訂正、辨誤的工作。也許是 元代官學采用《書集傳》作為考試書的緣故，張葆舒等人的著作，因乏人問津而 失傳了。」9其說顯受到《四庫總目》的影響，不但都以延祐貢舉作為最大原因，
所舉出的張、黃、程、余四人的順序也如出一轍，劉起釪的著作中，更將《四庫 總目》裡一再提出的陳櫟作為例證。因此，就認定了在蔡《傳》完成後，宋末元 初原本有許多人對蔡《傳》不滿，並且紛紛著書以駁其非。不過，後來因為延祐 開科在《尚書》一科上，選擇了《書集傳》作為定本，導致大家都以蔡《傳》為 本，更有甚者，如陳櫟之流，還必須自毀少作，另寫一本書來表明立場。
的確，從後代的眼光看起來，不能否認延祐開科程式對蔡《傳》地位的影響。
不過，影響是否真的如此立即且明確？此外，倘若真如前賢所言元代延祐貢舉的 影響如此之劇，加上明代也是以《書集傳》作為科舉的唯一定本，那麼為什麼直 到明代還有反對蔡《傳》的著作出現？為何在「兼用古注疏」的元代，蔡《傳》
讓陳櫟不得不改變著作立場，而在蔡《傳》定於一尊的明代，卻反倒有像袁仁《尚 書砭蔡編》這樣的作品出現？此外，為何在成書之時如此受到非難的書籍，在不 到一百年之內，卻成為科舉的指定用書，這之間到底又發生了什麼事？除此之 外，明太祖朱元璋曾在與群臣討論日月五星運行時，認為蔡《傳》釋義有所不妥，
因而下令群臣纂修訂正，所以有《書傳會選》一書。但成祖之時，卻又將蔡《傳》
定為一尊，以該書為主而修《書傳大全》，這之間的變化又是如何？種種現象，
都令人想一探究竟。
7 清．紀昀、永瑢等：《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第 1 冊，卷 12，頁 280。
8 劉起釪：《尚書學史》，頁 246。
9 游均晶：《蔡沈書集傳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林慶彰先生指導，1996 年 6 月），頁 123。
雖說《書集傳》對後世《尚書》學影響甚大，然而相關的研究並不多，目前 對於《書集傳》有較為深入討論的著作，較早的研究成果是古國順的〈蔡沈書集 傳之研究論著述評〉，這篇文章就蔡《傳》以及在宋、元、明、清的發展情況大 略作出整理10。劉起釪在《尚書學史》這部目前唯一自先秦至清代的《尚書》學 通史當中11，在第七章〈宋學對《尚書》學的發展與疑辨〉的第二節第六部份〈集 宋學大成的朱熹學派與蔡沈《書集傳》成為《尚書》學正宗〉，亦有論述，可惜 篇幅甚短，僅能作為《書集傳》一書的簡介而已12。其次是程元敏先生在《書序 通考》一書的第八章〈朱熹蔡沈師弟子書序辨說版本徵孚〉部分，對於朱子的《尚 書》說及命門人作《書傳》的過程和傳世的蔡《傳》版本，作了詳盡的分析13。 此外，蔡根祥的《宋代尚書學案》，這部書以學案的方式，整理宋代《尚書》學，
其中第三編〈南宋《尚書》學案〉的第八章〈晦翁《尚書》學案〉第二節〈蔡沈〉，
對於蔡沈的生平、《尚書》學淵源及朱、蔡異同問題作出敘述14。而游均晶《蔡 沈書集傳研究》一書，對於《書集傳》的成書經過、體例以及當中關於漢宋學的 部分，提出了詳細的分析15。王春林《蔡沉《書集傳》校注與研究》，該書分為 上下篇，上篇是《書集傳研究》，詳細考察了蔡沈的生平，以及《書集傳》一書 的學術背景、解經特色、天命觀、心法論等；下篇則為《書集傳校注》，是以呂 本為底本，《四庫》本為對校本，並參以其他版本所作的整理16。
許華峰先生在《董鼎書傳輯錄纂註研究》當中，藉由分析董書的引書內容，
對在元代延祐開科之前，鄱陽、新安地區對於《書集傳》一書的評價，提出了說 明17。陳恆嵩先生〈《書傳大全》取材來源研究〉證明胡廣等奉敕所修的《書傳 大全》，實以董鼎《書蔡氏傳輯錄纂註》及陳櫟《書蔡氏傳纂疏》為底本，進行 修纂，未曾抄襲陳師凱《書蔡氏傳旁通》，訂正了前人的說法18；〈劉三吾編纂《書 傳會選》研究〉19則是說明《書傳會選》的纂修動機、纂修人員以及全書所糾蔡
10 古國順：〈蔡沈《書集傳》之研究論著述評〉，《女師專學報》，第 12 期（1980 年 6 月），頁 77-95。
11 2008 年程元敏先生的《尚書學史》由五南圖書公司發行，這部一千六百多頁的巨著，幾乎涵 蓋了《尚書》學的問題，可惜只寫到五代十國為止。
12 劉起釪：《尚書學史》，頁 241-246。
13 程元敏：《書序通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 年），頁 207-261。
14 蔡根祥：《宋代尚書學案》（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許錟輝先生指導，
1994 年 6 月）。
15 游均晶：《蔡沈書集傳研究》。游均晶尚有〈蔡沈《書集傳》考述〉一文，收入《東吳中文研 究集刊》，第 3 期（1996 年 5 月），頁 97-125。經閱讀後，發現其論點大多已納入學位論文中，
因此不另外列舉。
16 王春林：《蔡沉《書集傳》校注與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博士論文，向世陵先生 指導，2009 年 5 月）。
17 許華峰：《董鼎書傳輯錄纂註研究》（中壢：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岑溢成 先生指導，2000 年 12 月）。許華峰先生尚有〈《四庫全書總目》對宋、元之際「《尚書》學」
的評述〉，收入《人文學報》，第 22 期（2000 年 12 月），頁 97-136。〈《朱熹集》卷六十五中與
《尚書》相關諸篇之寫作時間考〉，收入《人文學報》，第 23 期（2001 年 6 月），頁 131-157。
兩篇文章主要研究成果亦已收入學位論文之中，故不再行列舉。
18 陳恆嵩：〈《書傳大全》取材來源研究〉，收入《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295-316。
19 陳恆嵩：〈劉三吾編纂《書傳會選》研究〉，收入《經學研究論叢》，第 9 輯（臺北：臺灣學生
《傳》內容非為〈凡例〉所言之六十六條，應為九十九條，且將〈召誥〉篇的註 解幾乎全部修改。從上述研究結果可以發現，此一論題尚有相當大的研究空間，
除了許華峰、陳恆嵩二先生的研究，已經解決了一部份問題之外，其他諸如《書 集傳》在延祐開科之前的完整接受情況，延祐開科究竟為什麼是以蔡《傳》當作 指定用書，以及在當作指定用書之後，經典地位又是如何形成的？而為何在明初 受到洪武皇帝所指責的《書集傳》，在短短不到幾年之間，於永樂年編《五經大 全》時，便轉而具有「獨尊」的地位？
政治朝代可以因為江山易主而有顯而易見的斷代，學術思想則絕非如此，它 是一種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因此，在文學史的寫作中，就有分代文學史與分體 文學史的分別，後者即是針對學風與朝代不能用同樣的方式切割所產生的寫作體 裁，經學史的研究也是如此。自《四庫全書總目》將經學分為六變以來20，學者 已經認知到經學史的研究，不能單純以朝代來切割。而本文的研究，雖然在時代 上是從宋末至明初，以朝代來看是橫跨了宋、元、明三代，然而實際上處理的問 題卻只有一個，便是蔡沈《書集傳》從成書直到獨尊，其間地位如何提升，是以 看似跨越三代龐雜無比而無法處理，實際上卻只集中於一處。
至於本文所要處理的問題，並非宋末到明初所有的《尚書》學相關問題，而 是宋末到明初對於蔡《傳》有意見的部份，以及有影響的事件。例如黃榦雖然身 為朱子一傳重要門人，門徒眾多；魏了翁與真德秀並為宋末兩大學者，影響甚大，
同時，他們也都有對於《尚書》方面的意見或著作。但是，由於黃榦與魏了翁的 著作中沒有引用及論述《書集傳》，也看不到有什麼意見，因此，本文不針對此 二人多作討論。又如宋人東陽陳大猷，《宋史》無傳，〈藝文志〉亦不載其著作；
元人鄒季友，亦是一生平不見史書且名不見經傳之人。然而前者著有《書集傳》、
《書集傳或問》，當中引了五、六十條與蔡《傳》有關的意見，是目前引《書集 傳》的著作中，相當早的一部；後者著有《尚書蔡傳音釋》，此書是以類似陸德 明《經典釋文》為群經作音義一般，為蔡《傳》作音釋，明代之後多與《書集傳》
合刻作《書集傳音釋》，對蔡《傳》的「經典化」影響既深且大。故雖然此二人 無論在思想史、經學史上都無足輕重，但本文仍擬以相當篇幅研議。
而本文主要研究的方向，大概可以分為兩方面，一是蔡沈《書集傳》在文人 當中，尤其是朱子學派當中，究竟是如何被接受，而成為朱門《尚書》學代表作？
根據程元敏先生的研究，事實上早在蔡沈之前，朱熹就曾命陳埴、謝誠、李相祖
（時可）、黃士毅、湯中等人作集傳21，而在成書之後，朱門一傳弟子陳淳就曾 說：「蓋《書》之為經，最為切于人事日用之常，昔先師只解得三篇，不及全解，
書局，2001 年），頁 57-93。
20 清．紀昀、永瑢等：《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第 1 冊，卷 1，頁 53。
21 程元敏：《書序通考》，頁 228-232。
竟為千古之恨。自先師去後，學者又多專門，蔡仲默、林子武皆有《書解》，聞 皆各自為一家。」22朱子三傳弟子金履祥也曾在〈尚書表注序〉中說：「朱子傳 注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 而為《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但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 前，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23可見，這部書在成書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
並未受到認可，所以才會產生上述《四庫總目》的說法。但是，到了陳澔之子陳 師凱作《書蔡傳旁通》時，不但以蔡《傳》為經而「旁通」之，更說出：「蔡《傳》
所考不可破，而孔氏、蘇氏、真氏、陳氏諸說非是。」24究竟這部書在朱學內部 是如何從被否定到被肯定，從非朱子之真傳到所說不可破？
另一方面，就是在官方立場上，到底《書集傳》一書有什麼樣的地位變化，
從宋理宗時代，就有呂遇龍在上饒郡學為之刊刻。元代延祐開科，更將這部書與 朱子《四書》、《詩集傳》、《易本義》，程頤《易傳》與胡安國《春秋傳》並列為 科舉考試定本25，之後成為元、明、清三代的科考指定用書。然而，朱學實為南 人之學，當時南北道絕，一直到趙復北來之後，程朱之學方為北方人所知26。此 外，趙孟頫自元仁宗未即位時，就極受仁宗的寵愛，待仁宗即位後，更是屢屢加 封，《元史》本傳說「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27。在延祐二年時，他也 參與過更定國子學貢試方法28，但是從趙孟頫的文章中可得知，他對於《書集傳》
一書合今古文的做法並不認可，那麼，到底是什麼緣故讓此書成為科舉用書。又 明代成祖時敕修《四書》、《五經》大全，於《尚書》一經亦是以蔡《傳》為主，
再用兩部與蔡《傳》相關的書籍加以剪裁而成29。但是，在明太祖朱元璋與群臣 討論日月五星運行時，以為蔡《傳》釋義有所不妥，因而下令群臣纂修訂正，所 以有了劉三吾編《書傳會選》一事，此書就是為了修正《書集傳》的問題，結果 在稍後的成祖卻產生這種變化，又是什麼力量所造成？在這方面，陳恆嵩先生曾 有數篇文章考證這兩部書的成書問題和內容30，本文亦試圖在這個研究基礎上尋 求解答。
22 宋．陳淳：《北溪大全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 1168 冊，卷 25，頁 697。
23 宋．金履祥：《尚書表註》，收入《通志堂經解》，第 13 冊（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0 年），卷首，總頁 7941。
24 元．陳師凱：《書蔡傳旁通》，收入《通志堂經解》，第 14 冊（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0 年），卷 5，總 8685 頁。
25 明．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卷 81，總頁 2018-2019。
26 明．宋濂等：《元史》，卷 188，總頁 4314
27 明．宋濂等：《元史》，卷 172，總頁 4022。
28 明．宋濂等：《元史》，卷 80，總頁 2030。
29 這兩部書籍據陳恆嵩先生的研究，應是陳櫟《尚書集傳纂疏》以及董鼎《尚書輯錄纂註》，見 所著〈《書傳大全》取材來源研究〉，收入《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295-316。
30 陳先生除了上述〈《書傳大全》取材來源研究〉一文之外，尚有《五經大全纂修研究》（臺北：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劉兆祐先生指導，1998 年 6 月）。〈劉三吾編纂《書傳會 選》研究〉，收入《經學研究論叢》，第 9 輯，頁 57-93。
第一章 朱子與《尚書》研究的相關問題
《四庫總目．經部總敘》將漢以下的經學分成六個階段，然後說：「要其歸 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1以漢、宋兩家作為經學的兩大分類。
雖然對於經學分為漢學、宋學是否恰當，與漢學、宋學的定義，前輩學者有諸多 不同看法2，不過不論是兩派、三派、四派說，均將「宋學」獨立成一類，而且 均以朱熹（1130-1200）作為宋學中的代表及集大成人物3，馬宗霍以為：「宋學 集大成於朱子，自寶慶以後，朱學盛行，凡治經者，莫不崇尚朱說。」4周予同 則認為南宋有「以朱熹為領袖的『歸納派』，以陸九淵為領袖的『演繹派』以及 以陳亮、葉適為領袖的『批評派』」三派5。錢賓四先生也說：「宋學乃中國下半 期學術思想之總起點，而熹則為宋學中之集大成。」6
從官學系統來看，雖然南宋時期朱學曾一度遭禁，但在寧宗嘉定四年
（1211），著作郎李道傳就曾奏請將「《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
章句、或問」頒之太學，使諸生誦習，雖然此一建議未獲實行，不過隔年（1212）
旋即又有國子司業劉爚奏請將《論語》、《孟子》集註立學，這個建議為寧宗皇帝 允許7。之後隨著理宗寶慶三年（1227）贈朱子為太師，追封信國公8，理宗淳祐 元年（1241）從祀孔廟9，朱學的地位已有顯然提升10。元、明兩代科舉更加強了
1 清．紀昀、永瑢等：《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第 1 冊，卷 1，頁 54。
2 關於經學各種的分類，可參考周予同：《中國經學史講義》第五章〈經學的學派〉，收入朱維錚 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至於清代以來漢學、宋學 定義的相關問題，可參考張循：〈漢學的內在緊張：清代思想史上「漢宋之爭」的一個新解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3 期（2009 年 3 月），頁 49-96。
3 「宋學」一詞，至少可以包含「經學」和「理學」兩個面向，無論是哪個面相，朱熹都是代表 人物。
4 馬宗霍：《中國經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 年），頁 127
5 周予同：《羣經概論》（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89 年），頁 19-20。
6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0 年），頁 102。
7 此處《續資治通鑑》與《宋史》記載有些許出入，《續通鑑》載：「嘉定五年……是冬……國子 司業劉爚，請以朱子《論語》、《孟子》集註立學，從之。」見清．畢沅：《續資治通鑑》（臺北：
啟明書局，1960 年），卷 159，總頁 885-886。《宋史》載：「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
取熹《四書集注》刊行之。」見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卷 401，
總頁 12171。
8 元．脫脫等：《宋史》，卷 41，總頁 789。
9 元．脫脫等：《宋史》，卷 42，總頁 821。
10 關於朱學在南宋末年的地位，研究者有不同的意見，艾爾曼以為：「雖然在 1240 年到 1313 年 間，道學也曾被立為正統，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而且雖然從宋理宗（1225-64）以降，道學 在南方的科舉考試試題中有漸趨重要的現象……但其影響程度仍未能超出官學、書院、或杭州 地區而達到全帝國。」見〈南宋至明初科舉科目之變遷及元朝在經學歷史的角色〉，收入楊晉 龍主編：《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 年），
頁 76。蕭啟慶以為：「及理宗（1225）即位，朝廷為政治需要，不得不公開表彰《四書》，將 朱熹及北宋理學諸子同祀於學宮。雖然此時宋廷未曾正式規定以程朱著作為科舉程式，但已承 認其官學地位。」見《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頁 14。涂雲清則認為：「南宋末年，程、朱之學已經漸漸在書院中流傳，但一直沒有成為官方
朱學的影響力，元代科舉指定用書中，《易》、《詩》二書均有朱子注，《書》則有 蔡沈《書集傳》，又明初修《四書》、《五經》、《性理》三部大全，一是以朱學為 主，此一餘波一直影響至清代編纂《性理精義》，皮錫瑞以為：「漢學至鄭君而集 大成，於是鄭學行數百年；宋學至朱子而集大成，於是朱學行數百年……以經學 論，鄭學、朱學皆可謂小統一時代。」11
在《尚書》方面也不例外，元、明二代《尚書》的官學代表著作，當以蔡沈
《書集傳》最為重要，錢基博說：「大抵南宋以前說《書》者，多守孔《傳》，而 南宋以後說《書》者，咸本蔡學。」12劉起釪《尚書學史》認為：「自元明以後科 舉取士一以朱熹之學為宗，（蔡《傳》）取代了東漢以後鄭玄注和東晉以後《尚書》
的偽《孔傳》在經學上的地位。」13蔣秋華先生在〈明人對蔡沈《書集傳》的批 評初探〉一文當中，也表示：
蔡沈（1167-1230）的《書集傳》，在經學史上，是一部代表宋代經學的重 要著作，這不僅與他稟受其師朱熹（1130-1200）之命撰成此書，有十分 密切的關係，更因其書日後成為元、明、清三代科舉考試的《尚書》定本，
而益發突顯其重要性。三朝六百餘年間，《尚書》方面的研究論著，無論 是贊成或反對蔡氏的，幾乎都與此書脫不了關係。14
正由於蔡《傳》有著這樣的地位，因此，討論元、明時代的《尚書》學發展，必 由朱子，以及朱學代表的《尚書》註釋本 ──《書集傳》著手。
第一節 朱子未註全本《尚書》
朱子之學極博，所注之書甚多，於《四書》、《五經》均多有發揮，如《易》
有《周易本義》、《易學啟蒙》，《詩》有《詩集傳》，《禮》有《儀禮經傳通解》15，
《四書》有《四書章句集注》、《四書或問》。然而，在五經當中，真正朱子手訂 成書的僅《易》、《詩》二書，《禮》修未竟而易簀，但畢竟已有計劃，且開始修 訂，可視為朱子所訂，但《書》與《春秋》二經，朱子在《尚書》方面只有注〈書 序〉、注〈堯典〉、注〈舜典〉、注〈大禹謨〉、〈金縢說〉、〈召誥序〉、注〈召誥〉、
注〈洛誥〉、〈武成日月譜〉、〈考定武成次序〉等十篇著作，且〈大禹謨〉、〈洛誥〉
的唯一主流學術。」見《蒙元統治下的士人及經學的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 究所博士論文，何澤恆先生指導，2009 年），頁 317。
11 皮錫瑞著、周予同注釋：《經學歷史》（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頁 281。
12 錢基博：《古籍舉要》（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年），頁 32。
13 劉起釪：《尚書學史》，頁 242。
14 蔣秋華，〈明人對蔡沈《書集傳》的批評初探〉，收入林慶彰、蔣秋華主編：《明代經學國際研 討會論文集》，頁 269。
15 該書在慶元六年朱子去世時，尚未編完，之後由黃榦、楊復陸續完成。
兩篇並未注完，〈大禹謨〉僅注至「率百官若帝之初」，〈洛誥〉更只到「周公拜 手稽首，曰」，〈金縢說〉、〈武成日月譜〉和〈考定武成次序〉三篇文章則是屬於 考辨，而非注釋。此外，在今本《語錄》卷七十八、卷七十九兩卷，亦有許多弟 子所記的意見。至於《春秋》，朱子則全無專門著作，且《語錄》僅有一百四十 四條記錄而已。對於《春秋》不作注的原因，或許是如朱子自己所說：「某生平 不敢說《春秋》。若說時，只是將胡文定說扶持說去。畢竟去聖人千百年後，如 何知得聖人之心？」16「《春秋》難看，三家皆非親見孔子。」17「況生乎千百載 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載上聖人之心？況自家之心，又未如得聖人，如何知得聖人 肚裏事？某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還魂親說出，不知如何。」18他 認為《春秋》是孔子之書，而自度於千百載之後，不能知聖人之意，所以不敢輕 易為《春秋》作解。且在今日可見的資料當中，朱子對《春秋》的談論也甚少，
《語錄》止得一卷，也無單篇著述，從學生曾提出要求云：「先生既不解《春秋》， 合亦作一篇文字，略說大意，使後學知所指歸。」19可知朱熹本身，對《春秋》
一經的態度不但別於他經，且著述較少。不過，在朱子〈答龔惟微〉這封書信中，
曾經提到：「聞進學不倦之意，甚幸甚幸。但《春秋》之說，向日亦嘗有意，而 病於經文之太略，諸說之太煩，且其前後牴誤非一，是以不敢妄為必通之計，而 姑少緩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讀也。」20可以知道，朱子早年似乎也有注釋
《春秋》的想法，只是一直沒有付諸實踐。
然而，如果細察《語錄》中文字，會發現朱子不注《春秋》，除了是千百年 後無從得知聖人之真意之外，或許還有另外的原因，首先，朱子否定傳統關於《春 秋》的「微言大義」、「一字褒貶」之說，他認為：「《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 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
21「此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爾。其事則齊威、晉文有足 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切恐 不是聖人之意。」22其次，《春秋》對於朱子來說，恐怕性質更接近於「史」，當 弟子問「《春秋》當如何看」時，他的回答是：「只如看史樣看。」23又說：「且 當看史工夫，未便要穿鑿說褒貶道理。」24錢賓四先生以為將《春秋》當史看是
「朱子教人讀《春秋》之最要法門」25。此外，許多研究者都將以為《通鑑綱目》
16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卷 83，總頁 2150。
17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總頁 2153。
18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總頁 2155。
19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總頁 2157。
20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23 冊，卷 59，頁 2812。
21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總頁 2144。
22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總頁 2145。
23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總頁 2148。
24 〈答潘子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 23 冊，卷 60，
頁 2920。
25 錢穆：《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1971 年），第 4 冊，頁 101。
乃朱子之《春秋》學26，但是《資治通鑑》本身已是屬於編年體之史書，《通鑑 綱目》亦入史類，此外，紹熙元年朱子知漳州時，刻有四經四子，四經乃《易》、
《書》、《詩》及《左傳》27，在《春秋》一經上，他並沒有將三傳全附，捨棄了 講求聖人微言大義的《公》、《穀》，而選擇了偏向史學性質的《左氏》。如果此一 判斷可以成立，那麼依照朱子自身的學術理路來看，不注《春秋》似乎不只是因 為不敢作而已，就如同他晚年給蔡元定的信中所說：「《春秋》無理會處，不必枉 費心力。」28
不過《尚書》則不同，從《語類》中看，朱子應該是有想為《尚書》作注，
當楊道夫請他注《書》時，他曾說：「某嘗欲作《書說》，竟不曾成。」29在〈答 潘文叔〉中也說：「《尚書》亦無他說，只是虛心平氣，缺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浹 恰，便自有得力處，不須預為較計，必求赫赫之近功也。近亦整頓諸家說，欲放 伯恭《詩說》作一書，但鄙性褊狹，不能兼容曲徇，恐不免少紛紜耳。」30可見，
朱子本人應該和其他各經一樣，有為《尚書》作注的打算，且前已提及，朱子有 十篇討論《尚書》的文章，其中完整的注釋有〈書序〉、〈堯典〉、〈舜典〉、〈召誥〉，
不完整的注解則有〈大禹謨〉與〈洛誥〉兩篇。而在注〈書序〉時，有「其〈泰 誓〉真偽之說，詳見本篇，此未暇論也。」31「且據孔安國此〈序〉復合為一，
以附經後，而其相戾之說見本篇云。」32從這兩條資料來看，朱子有想為《尚書》
作全注的意圖，是相當清楚之事。不過，至少在朱子去世之前，他都沒有完成一 部完整的《書經》注解33。其後他的門人如黃士毅、湯中等人，都曾經為朱子作
《書說》的輯錄，但畢竟是後人所輯，非朱子本人的作品，因此，陳淳才說：「嗚 呼痛哉！吾道之不幸，而先生之亡也。《禮經》脩矣而未具，將誰有制作之才可 以紹其業；《書》傳纂矣而未就，將誰有帝王之學可以畢其章？《春秋》深斥諸 儒失聖經之旨，又將誰能發其大義而振其宏綱？」34
26 章權才云：「雖然朱熹沒有《春秋》方面的著作，但卻有一部類似《春秋》一書的論著，這就 是孝宗期間撰就的《資治通鑑綱目》……歷代學者對此書也極力推崇。發明其大義的著作成批 成批推出。其中，有疏通其義旨者，有箋釋其名物者，有辨證其傳寫差錯者……他們都從不同 程度和不同角度，把《資治通鑑綱目》跟《春秋》擺在相仿佛的位置。」見其所著：《宋明經 學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205。
27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大學出版社，2001 年），總頁 994-999。
28 〈答蔡季通書〉，《晦庵朱文公續集》，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 25 冊，卷 1，頁 4678。
29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78，總頁 1981。
30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 22 冊，卷 50，頁 2290。
3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 23 冊，卷 65，頁 3151。
32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 23 冊，卷 65，頁 3152。
33 雖然《經義考》中有載「朱子《尚書古經》一條」，且引《直齋書錄解題》云：「晦庵所錄，
分經與序，仍為五十九篇，以存古也。」但是朱彝尊已云未見，且下「《書說》」一條所引陳淳、
都穆等人的說法，都認為朱子沒有全本的《尚書》注解。
34 宋．陳淳：〈奠侍講待制朱先生〉，《北溪大全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卷 49，頁 886。
然而，朱熹既有這樣的計劃，為什麼沒有為《尚書》作注呢？學者大多以為，
朱子晚年投入對《禮》的整理工作，因此，無暇再顧及《尚書》。例如陳良中以 為：「朱子晚歲修禮成為了他學術的主要工作，又佔據了他可以支配的最優秀的 人力資源，因而《尚書》的集注工作遲遲不能開展。」35蔡方鹿也說：「朱熹晚 年，病勢日困，年老體衰，已沒有精力去做整頓《禮》書以外的工作了。」36固 然這是原因之一，卻不是唯一理由。37在群經當中，《尚書》的性質相當特殊，《詩》
僅是多鳥獸草木之名，但《書》卻包含了太多經學以外的專家之學，如〈堯典〉
中之天文曆法、〈禹貢〉中之山川地理、〈洪範〉中之圖書象數，以及散佈於各篇 的各種名物制度等等，非專家不易理解，因此注《書》的難度極高38，當人問朱 子為何於《尚書》未有解時，他的回答是：「便是有費力處，其間用字亦有不可 曉處。」39而當他自己教人讀《書》時，也說要挑緊要的讀，於不可曉處，但可 闕之40，如「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這種天文曆法的部份，
不懂也不要緊41。
此外，如果就朱子本身的學術思想體系而言，或許還有一個理由。在群書之 中，朱子最為重視的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這四部由其合刊，日 後幾乎取代五經而成為進學之首的「四書」。從語錄及文集中，都不難看出《四 書》對他的重要性，在今本《語錄》一百四十卷之中，關於《四書》部份就有六 十二卷，佔了四成以上的份量。除此之外，朱子不但是第一個將《四書》合刻的 人42，而且窮其一生都在研究與修定《四書》。根據束景南的研究，朱熹於隆興 元年（1163）三十四歲那年完成《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乾道八年（1172）
完成《語孟精義》，並鋟版於建陽，之後在淳熙四年完成《四書集注》，並於淳熙 九年（1182）在婺州刊刻，使經學史上第一次出現「四書」合刻，之後分別在淳 熙十三年（1186）、淳熙十五年（1188）、紹熙三年（1192）都曾有過大幅度的修 改43。至於五經，雖然不能說不重要，然而，畢竟是「第二」要讀的書，而不是
「最先」要讀的書，所以當然順序在《四書》之後44。他曾說：「某平生也費了
35 陳良中：《朱子尚書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朱傑人先生指導，2007 年），頁 136。
36 蔡方鹿：《朱熹經學與中國經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399。
37 例如朱熹晚年著有《周易參同契考異》一卷，據束景南的繫年，初稿成慶元二年春（1196）， 後來履經修正，定本於慶元五年（1199）刊刻於建陽。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總頁 1360-1361。
38 錢穆，《朱子學提綱》（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 年），頁 151。
39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78，總頁 1979。
40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78，總頁 1979。
41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78，總頁 1983。當然，在作思想發揮時可以採這樣的態度，
但在注經時則不可如此，這也是朱子遲遲不作注解的原因之一。
42 雖然北宋的理學家多有討論《學》、《庸》、《論》、《孟》的內容，不過，將這四本書合稱為「四 書」，並且規定出次序以及合刻的人都是朱熹。
43 詳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
44 錢賓四先生云：「朱子平日教人，必教其先致力於四書，而五經轉非所急。」見其所著：《朱 子新學案》，第 4 冊，頁 120。蔡方鹿以為：「朱熹受二程思想的影響，提出了系統的『四書』
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未若《語》、《孟》之多也。《易》與《詩》
中所得，似雞肋焉。」45，又說「《語》、《孟》、《中庸》、《大學》是熟飯，看其 它經，是打禾為飯。」46可見，相較於五經，他更重視「四書」，因此，他說：「先 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卻看史，方易看。」47李方子在〈資治通 鑑綱目後序〉中也認為：「子朱子首釋《四書》以示入道之要，次及諸經，而後 可以讀此書焉。」48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理學傳統的緣故。退五經尊《四書》
是宋明理學異於漢唐經學的特色，自北宋周、張、二程，便開始表彰《四書》， 至朱子匯集合刻、為之作注後，已儼然成為一個新經學傳統49。理學家講究道學 傳統，而以上承孔、曾、思、孟等聖人自詡，因此以為讀五經不如讀《四書》， 五經雖有其經典地位，亦有義理在其中，卻都不如《四書》對聖人言行、義理之 徑直闡發。與其學聖人以及後學所整理出來的東西，不如直接去從聖人本身的言 行來學習，也就是直接學聖人，如此則可以少隔一層。之後隨著元代科舉以《四 書》為第一場考試的科目，並且規定只能從朱注中作答，更加速了這樣的轉移，
使得在之後數百年，《四書》成為中國知識份子最重要的研讀書籍之一50。 五經之中，《尚書》並非朱子最重視的書籍，雖然歷來都認為，朱子以〈大 禹謨〉十六字心傳作為思想中心，認為這是堯以傳舜、舜以傳禹的要義，不過，
也只是這句話而已，對於整部《尚書》，他並不抱著極度重視的態度，在《朱子 語類》當中有這樣的記載：「或問讀《尚書》。曰：『不如讀《大學》』若《尚書》，
卻只說治國平天下許多事較詳。』」51又云：「《書》中易曉處直易曉，其不可曉 處，且闕之。如〈盤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曉了，亦要何用？」52居然說出
「曉了亦要何用」這種話，可見他的不重視了，是以他對於《書》經的態度，並 沒有像對於其他經一般積極，像《易》與《詩》二經，朱子於早年就有所關心，
他在淳熙四年（1177）冬季完成《周易本義》53，淳熙十三年（1186）三月完成
學，強調『四書』的本義在於闡發義理，其重要性超過本義不在直接闡發義理的『六經』。不 僅在先後、難易上以『四書』為先，『四書』治，然後及於『六經』，而且在直接領會聖人本意、
發明義理上，也以『四書』為主，而把『六經』放在次要的位置。」見其所著：《朱熹經學與 中國經學》，頁 568。
45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04，總頁 2614。
46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4，總頁 249。
47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0，總頁 175。
48 李方子，〈資治通鑑綱目後序〉，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294 冊，卷 6702，頁 262。
49 章權才：《宋明經學史》，頁 7。
50 周春健：〈序〉，《元代四書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3-4。
51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78，總頁 1982。
52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78，總頁 1984。
53 關於《周易本義》的成書年代，有兩種看法，傳統的說法認為是在淳熙四年（1177），例如清 代王懋竑的《朱子年譜》即在這一年下面記「《周易本義》成」，收入《朱子全書》，第 27 冊，
頁 242。錢賓四先生在《朱子新學案．朱子之易學》一章中以為「淳熙四年本義成書」，第 4 冊，頁 16。孟淑惠在《朱熹及其門人的教化理念與實踐．附錄》（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03 年）中的著作年表亦持此說。而近年束景南則是以為當是在淳熙十五年（1188），淳熙四年是
《易傳》，傳統說法是誤將二書相混，見《朱熹年譜長編》，頁 913。其後蔡方鹿亦認同此說，
《周易啟蒙》、十月完成《詩集傳》，這或許就是他說「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
《易》與《詩》」54的原因，而錢賓四先生說：「朱子經學，於《詩》於《易》， 特所究心。」55此外，朱子也很重視《禮》，他非但在很早就完成《祭儀》（1169），
開始修訂《家禮》（1175），更曾經上書請求朝廷修三《禮》，文中以為：「臣聞之，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56在其求不果之後，慶元元年（1195）， 以暮年之齡開始與群弟子修訂《禮》經。朱熹要人從聖人學，而聖人之學的具體 實踐與規範就在於禮57，他曾說：「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卻 自做不得，所以生得聖人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卻須聖人為他做也。」58雖然說理原天生，
不過天畢竟不能制作，所以聖人為天制作出禮，而內容便是天理的具體呈現，因 此他說：「這箇禮，便是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59
從上述資料可知，在五經當中，除了晚年思考後不願著說的《春秋》之外，
《易》、《詩》、《禮》三部經書，朱子都曾經親自為之作解，雖然《禮》經整理未 果，可是畢竟也早就把計劃訂定下來，只是因為歲數已高，尚未完成就過世了。
然而，對於《尚書》一經，朱子的態度，便與自己所說的讀經方法不同60，而且 雖然曾經有寫作計劃，也曾專門寫一些文章來注解及討論，可是最後還是將之交 給弟子，可以說是有所著作的群經當中，用力最少的一部經書。之所以造成這樣，
恐怕尚與《尚書》強烈的史書性質有關。在此，不得不提到朱子的兩種面相，朱 子既是一個理學家，也是一個經學家，在朱子之前，那些理學家如周、張、二程、
楊時、謝良佐、李侗等等，可以說均未對五經有過完全且細密的注解61，但到了 朱子，不但親注《四書》、《易》、《詩》，對《書》、《禮》有寫作計劃，並且在注 解當中，大量引用漢、唐古注疏，這是朱子與其他理學家不同的地方，他將原本 與漢、唐經注傳統漸行漸遠的宋代經學，再往回拉，是以李曉東在說宋代理學家
見蔡方鹿，《朱熹經學與中國經學》，頁 293-294。
54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04，總頁 2614。
55 錢穆：《朱子新學案》，第 4 冊，頁 1。
56 〈乞修三禮劄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第 20 冊，卷 14，頁 687-688。
57 彭林云：「朱熹禮學的重要特點之一，是強調禮的踐履性，認為人的良好品性，主要來自後天 教育。而接受儒家教育的路徑，是自幼開始履行禮的各項規訂。所謂禮，就是符合聖人知道的 行為規範。朱熹認為，聖人之道就在禮之中，祇有通過踐履禮，才能及聖人之道。」見所著：
〈論朱熹的禮學觀〉，收入蔣秋華、馮曉庭主編：《宋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 研究院中國文哲所，2006 年），頁 368。
58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4，總頁 259。
59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41，總頁 1048。
60 這或許是朱子同時身為經學家與理學家，在立場轉變情況下所產生的矛盾。從目前的《朱子 文集》中可以看到，朱子在注解《尚書》篇章時，採用的還是全注的方式，這與前引《語錄》
中的說法有相當出入。
61 據《宋史．藝文志》周敦頤著有《太極圖》，張載有《易說》、《詩說》，程頤有《易傳》、〈堯 典舜典解〉、《春秋傳》，楊時有針對王安石所著的《三經義辨》，謝良佐有《論語解》，當中只 有伊川《易傳》是對《易》的全解。
解經時，將朱子及其弟子門徒歸為「重訓詁的『義理』派」62。不過，朱子畢竟 還是一個理學家，最著重的還是「義理」，所以往往會發現朱子在注經時的態度，
與學生整理的《語錄》有所差異的現象，甚至連在《語錄》當中，都有些許矛盾。
正是因為這樣，所以朱子一方面教人讀經要仔細讀，若經書有疑則如負痛在身，
但另一方面，卻又說〈盤庚〉即便曉了又何用？管他《春秋》是魯史舊文、聖人 筆削，干他何事？這都是因為朱子身兼經學家與理學家，在不同時空下，有不同 的態度，而產生的不一致。所以朱子教人讀《尚書》，要見「二帝三王」之心，
要「體貼向自家身上來」，主要都是在義理上，因此他會說「三王無理會」，不用 去計較那些考證63，而殷盤周誥雖然號稱詰曲聱牙，但是朱子念念不忘的卻是：
「不知怎生地，盤庚抵死要恁地遷那都。若曰有水患，也不曾見大故為害。」64 而不是當中的名物訓詁。此乃朱子思想中一極大關鍵，其對古文《尚書》的矛盾，
亦可以此說解，此當於下節再詳論之。
如果回頭用「義理」檢視五經的話，會發現朱子先注的《易》涉及宋儒所關 心的天理問題，《詩》則是關連到教化，至於晚年用力最多的《禮》，則是天理所 要具體實行的方案，都與宋儒所關心的議題以及義理密切相關。但是《書》與《春 秋》，前者雖有義理在其中，但亦有許多只需知道即可的部份；後者非但難讀，
且《左傳》僅為史事，而《公》、《穀》又傷穿鑿，因此錢賓四先生說道：「六經 中《尚書》、《春秋》，皆為後世史書淵源，朱子教人只把看史方法來看此兩書，
朱子教人看《尚書》，貴能識堯、舜之心，此猶如云讀《三國志》貴能識諸葛亮、
曹操之心而已。讀史不識得史中人物心事，那算得讀史。」65而由上述的朱子學 術思想，可以得知，從閱讀的次序和重要性，史書都是排在《四書》和經書之後，
如果朱子也是依它來作為著作的優先順序，那麼《尚書》會被排在最後，《春秋》
之所以不注，似乎也是在情理之中。
62 李曉東：〈經學與宋明理學〉，收入林慶彰編：《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2 年），頁 10。
63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78，總頁 1977。
64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78，總頁 1980。
65 錢穆：《朱子新學案》，第 4 冊，頁 101。
第二節 朱子與今、古文《尚書》的問題
今人論考今、古文《尚書》，往往會將朱熹列入其中，例如戴靜山先生在《閻 毛尚書古文公案》中，論及疑古文者，首列吳棫，次為朱子66。劉起釪在《尚書 學史》，亦將吳棫列為宋代正式對古文《尚書》作辨偽的學者，接著依次是鄭樵、
晁公武，然後說「朱熹是在疑偽古文一事中影響極大的一家」，以為：
朱熹對孔安國《傳》及其〈大序〉和〈書序〉疑辨得很勇決，但對偽古文 本身，則一方面揭露得很明晰，一方面卻又有意維護……他必須維護「六 經」的權威地位，因為他們的理學托生之地在偽〈大禹謨〉，所以必須維 持他的經典地位於不墜（又見上文）。因而他叫他的學生蔡沈撰《書集傳》
時，仍維持古文《尚書》的整體原型不動。67
認為朱熹早已發現了今、古文《尚書》的問題，只不過由於理學的根基在於〈大 禹謨〉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十六字心傳」，因 此非但朱子自己不敢詳細而果決的推翻，甚至連蔡沈在受命作《書集傳》時，也 被要求不得分立今、古文，而必須維持《尚書》五十八篇的樣貌。此外，陳良中 在《朱子《尚書》學研究》更是將朱子對於辨偽的貢獻，推崇到極至，他說：
自朱子首分今、古文，《尚書》學史上就漸漸出現今、古文分離的著述，
趙孟頫《書今古文集注》首先分編今、古文，吳澄《書纂言》專注今文、
認定古文二十五篇為偽。而對古文《尚書》的辨偽就成為《尚書》研究的 重心，明梅鷟……清儒閻若璩……惠棟……程廷祚……由朱子開闢的疑辨 之路由曲徑而成康衢。68
認為後世之所以能夠辨古文《尚書》之偽，雖然是歷代不斷努力的結果，但肇源 於朱子，如果不是朱子先有了這個分別，後代便無由開起。另，蔡根祥在《宋代 尚書學案》中，也認為朱子對今、古文《尚書》的疑辨，下了很多功夫，他說：
總合朱子辨偽之學，其辨〈小序〉、孔安國〈序〉、孔《傳》，言辭勇決，
已成定論；至於辨《尚書》古文、今文，則愰惚其辭，未予決斷。朱子曰：
「《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如〈金縢〉有非人情者……
〈盤庚〉更沒道理……。〈呂刑〉一篇，如何穆王說得散漫，直從苗民蚩 尤為始作亂說起。」若依朱熹所辨，去其疑偽者，則一本《尚書》，所餘
66 戴君仁：《閻毛尚書古文公案》（臺北：國立編譯館，1979 年），頁 10-11。
67 劉起釪：《尚書學史》，頁 279-283。
68 陳良中：《朱子尚書學研究》，頁 105-106。
者無幾矣。依此以往，六經之文，其以為必無疑者，當寥寥可數，可謂聖 人言語，義理心性，皆一切推倒，然則學者尚何所據哉！故朱熹緩其辭曰 可疑，曰不可解，曰未易理會，皆不欲倒了六經之意也。69
同時，游均晶也在《蔡沈《書集傳》研究》中說：「有趣的是，朱、蔡雖同疑孔 安國古文《尚書》，卻不全部懷疑，只怕倒了六經。」70自戴靜山先生以下，許 多學者，皆以怕「倒了六經」，且理學家所據以為學說中心的「虞廷十六字心傳」
是出自於偽〈大禹謨〉這兩點，來作為朱子早已發現今、古文《尚書》的區別，
卻沒有對今、古文《尚書》作一確切論斷的理由。王春林曾經整理這些認為朱熹 疑古文《尚書》學者的意見，將之歸納為：「一是朱熹區別古、今文，實際上是 暗示了真偽《尚書》，因而朱熹疑古文《尚書》為偽；二是朱熹疑古文《尚書》
為偽，但他既疑經又維護，所以提出『《書》有兩體』之說來維護；三是朱熹之 所以維護《古文尚書》是『恐倒了六經』，也就是說朱熹擔心六經的權威性受到 挑戰。部份學者認為，朱熹既懷疑又維護古文《尚書》，是因為朱熹以偽古文《尚 書》中的一篇〈大禹謨〉為基本文獻，建立了道統說。」71這些學者，都認為其 實早在朱子的時候，就已經發現了今、古文《尚書》真偽的問題，只是由於身為 理學家的因素，而沒有積極的進行辨偽。
然而，對於這個說法，有人持不同的意見，在安井小太郎的《經學史》當中，
談到朱熹《尚書》學時，曾引到佐藤一齋著有〈朱子不疑尚書辯〉一文，提出了 七個證據，說明朱子不疑古文《尚書》72。又劉人鵬在〈論朱子未嘗疑古文《尚 書》偽作〉一文中，以為朱子所謂的「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只是提出了 一個疑問，並沒有反諷古文為偽的成份，朱子本身其實篤信古文《尚書》。朱子 疑古文這個說法，是後來的學者，如陳振孫、吳澄等人，因為已經有了成心，在 看朱子的話時，便有了定見，同時利用朱子來加強自己的說法而產生。而今文、
古文文體的問題，其實在朱子之前，宋代學者已多有懷疑，但一直是個中性的懷 疑而已，並無就此論斷那些篇章都是假的73。此外，許華峰先生在《董鼎書傳輯 錄纂註研究》中認為：
至於前人常以「恐倒了六經」作為朱子為何不明指古文《尚書》為偽的理 由，亦與事實不符……其中所舉的〈金縢〉、〈盤庚〉、〈呂刑〉三篇例證，
皆屬今文。且朱子疑這三篇的理由，都是內容（特別是義理）上的問題，
69 蔡根祥，《宋代尚書學案》，頁 828。
70 游均晶，《蔡沈書集傳研究》，頁 95。
71 王春林：〈「朱熹疑偽《古文尚書》」一說考辨〉，《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8 期，頁 41。
72 安井小太郎著，林慶彰、連清吉譯：《經學史》（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6 年），頁 153。
73 劉人鵬：〈論朱子未嘗疑《古文尚書》偽作〉，《清華學報》，新第 22 卷第 4 期（1992 年 12 月），
頁 399-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