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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以媒介生態模型進行政治傳播研究？
一、媒介生態是什麼？媒介生態起源、代表、沿革
「媒介生態學」一詞被公開使用，最早可以追溯至波茲曼1968 年在全國英 語教師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發表的一場演講中，他在 演講中將媒介生態學定調為「將媒介當作環境來研究」（the study of environments as media; Postman, 1970, as cited in Strate, 2002）。然而根據波茲曼的說法，麥克 魯漢才是最早在一次人際傳播中使用並啟發這個詞彙的發明者（林文剛，2006
／何道寬譯，2007）。確實早在 1964 年麥可魯漢提出「媒介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的看法時（McLuhan, 1964／鄭明萱譯，2006），就已經隱約可 以看出與媒介生態學近似的概念。接著在1967 年《談論電子時代教育》（Education in electronic age）一文中，麥克魯漢直接提到「在自己四年對媒體與教育的觀察 中，媒介即是環境的概念對我而言是再清楚不過了」（1967, as cited in McLuhan, 2008）。由這些線索可以大致確定，從生態或環境的角度思考媒介與人的關係，
應該是1960 年代由部分學者交流間形成的概念，其中又以麥可魯漢與波茲曼為 代表（Scolari, 2012）。
這兩人中又以麥克魯漢更為聞名，麥氏可說是媒介生態學研究領域中是最重 要的思想家，特別是他在1950、1960 年代的著作對於此學派具有關鍵的奠基作 用，即便在當時媒介生態學未受太多重視，麥克魯漢的理論、探索和浪漫的寫作 風格，在學術界與大眾文化仍引起相當廣泛的注意，也讓他獲稱媒介始祖的稱號
（林文剛，2006／何道寬譯，2007）。Levinson（2000）曾經以「電梯之於摩天 大樓」譬喻麥克魯漢對媒介生態學派的貢獻，由此足見麥克魯漢對此理論具有不 可或缺的地位。進入21 世紀後對麥克魯漢學說的關注更是有增無減，尤其是當 時提出的「地球村」、「媒介即訊息」等概念在當今看來有多數的預測皆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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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的理論地位更加不可撼動。然而這同時也導致媒介生態學被簡化為麥克魯漢 研究的誤解，對於Strate（2004）而言媒介生態學的內涵比麥可魯漢主義
（McLuhanism）廣泛且長遠的多，像是波茲曼以及 Walter Ong 等人對於該理論 的發展也具有相當重要的貢獻。甚至林文剛（2006／何道寬譯，2007）也指出許 多先於麥克魯漢的學者，例如、殷尼斯（Harold Innis）、Jacques Ellul、Lewis Mumford 等科技社會學者皆與媒介生態學的思想脈絡緊密關聯，換句話說這些學 者可稱作麥可魯漢前的麥可魯漢主義者（McLuhanian before McLuhan; Scolari, 2012）。因此，就詮釋媒介生態學而言，過度強調、甚而僅專注在麥克魯漢的學 說上顯然有所不足。就理論操作化的層面上，波茲曼的貢獻也不容忽視。作為首 名將媒介生態的分析，透過社會批評進行實踐的學者，波茲曼關注印刷技術轉向 電子時代的過程中，教育與文化是如何受到根本性的衝擊（林文剛，2006／何道 寬譯，2007）。近年來，媒介生態學的發展受到更多學者的關注，對媒介生態的 詮釋更為多元，不再是將早期麥克魯漢或波茲曼的觀點視作唯一的觀點，因此本 節的第一小節將透過Treré 與 Mattoni（2016）的四種媒介生態學觀點，梳理既 有理論說法與其特點。
二、媒介生態學怎麼做？四種媒介生態學學說
Treré & Mattoni（2016）回顧媒介生態學的發展，整理出四個既有的學派，
本文將從該文梳理出的架構出發，更深入地探討每個學派中對於生態的詮釋方法，
再從中選擇與本文研究題旨契合的方式：
（1）媒介理論（Medium Theory）：代表人物為麥可魯漢、波斯曼、Lance Strate、Carlos Scolari。1968 年 Postman 將「媒介生態學」的隱喻提出，並提出 麥克魯漢是首先將此概念用於人際傳播的先驅。媒介理論的主要觀點在於不將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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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視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而是關注其如何連動影響整個由媒介形塑的文化。因此 針對媒介理論的批評，主要來其接近自科技決定論的觀點，特別是對於其「缺乏 人文精神」的批判，波茲曼在2000 年媒介生態學會發表的演說中也特別對此說 法作出回應（Postman, 2000; Treré & Mattoni, 2016）。對此，若是稍微深入地探 討早期媒介理論相關的理論說法，便不難理解此批判源自於外界對其「重視形式 而忽略內容」的印象。
Scolari（2013）認為媒介理論的觀點，實質上可以再細分作「媒介作為環境
（media as environment）」與「媒介作為種族（media as species）」兩種不同的 觀點。前者在麥克魯漢（1964／鄭明萱譯，2006）著名的《認識媒介》一書的第 一章節就已清楚地揭示，他認為當今人類周遭的生活環境充斥著各種媒介，這些 媒介即導致生活於其中的人們產生特定的行為傾向，但是這與人們「如何使用」
此媒介並無太大的關聯，因媒介本身即為訊息。同樣地波茲曼在《科技壟斷》
（Technopoly）一書中，曾以希臘神話中圖特（Theuth）與塔穆斯（Thamus）的
故事中說明特定技術一旦為人類所用，那麼無論其意圖必然會導致特定的狀態。
媒介作為環境的說法，正是媒介理論被認為是科技決定論的主因，然而波茲曼
（2000）認為媒介生態學的人文關懷，即在於指出技術或是科技是在理性、民主 的過程扮演什麼角色。就媒介研究而言，雖然此說法在當代獲得相當程度的關注，
然而本文認為實證上則相當困難，特別是麥克魯漢對於媒介的定義相當廣泛。鑒 於波茲曼（2000）的演講中特別提及生態學一詞，完全來自於生物學的一種比擬，
因此若要操作化媒介理論的概念，不僅要考慮不同媒介具備的特性，更必須著要 媒介間彼此互動的狀態。然而無論是早期的《認識媒介》或是較晚期《媒介律》
（Laws of Media; McLuhan, & McLuhan, 1988）中，麥氏雖然論及許多個別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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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色，但卻鮮少論及不同媒介如何互動以形成媒介環境，由此也可看出，若沿 用麥克魯漢對媒介的廣泛定義，這確實有執行上的困難之處。
這也是本文認為媒介理論應朝「媒介作為物種」方向進行的主要原因，雖然 此概念是由Scolari（2012; 2013）提出，然而仔細媒介理論的先驅麥克魯漢與波 茲曼兩人也曾提出類似的概念。麥克魯漢（1964／鄭明萱譯，2006）在《認識媒 介》一書曾提及沒有一種媒介能夠獨立於其他媒介而存在，意即所有媒介的意義 皆是在與其他媒介互動之下得以產生，例如廣播媒介改變新聞播報的樣貌，電視 出現也劇烈地改變廣播的節目編排等。波茲曼（1993, p.18）亦曾提出相近的觀 點，技術的變遷通常不是加法也非減法，而是生態的（ecological）。波茲曼以實 際生態系作為譬喻，若將毛毛蟲突然從一棲息地拔除，並不會得到只減去毛毛蟲 的環境，而是全面重置了該棲息地的生存狀態。媒介的生態亦然，一種新科技或 技術進入環境，並非「1+1」的邏輯關係而是根本性重置。Scolari（2012）提出 的「媒介作為物種」即是於此思維上開展，惟此處定義的媒介則較限縮於傳統傳 播研究中指涉的電視、報紙、收音機等，因此也提供較大的操作可行性。
Scolari（2012）認為過去相關研究雖然採用生態的譬喻，然而卻也只將其視 作隱喻，並不足以自成一種研究方式。因此他提倡將譬喻延伸的方式，即更近一 步將生態學的概念引入媒介研究當中。當然探索媒介生態的隱喻，並不是直接將 生態學術語挪用到媒介研究中，而是從演化學或是生態學的思維出發進行提問。
Soclari（2012, 2013）實際從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物種假說發想，試想從 演化（evolution）角度而言，藉以在媒介研究中引入更貼近生態學的觀念與研究 問題，例如加入演化（evolution）角度一併探討。Scolari（2012）指出生態學主 要工作在於重構有機體的生態網絡，演化學者則是負責有機體演化的繪製生命之 樹（life of trees），前者是屬於橫向的空間性思考，後者則是縱向的時間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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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lari 認為由演化生物學和生態學結合的演化生態學（evolutionary ecology），
不僅關注個別物種的演化，也注意不同物種間的互動，藉此在語言學中共時
（synchronic）與歷時（diachronic）的對立下重構。同時從演化角度看待媒介演 化，也為媒介生態學的研究引入生存（survival）、絕種（extinction）、強勢物 種（dominance）、突現（emergence）等更貼近生物學的概念（Soclari, 2013），
如此一來「媒介作為物種」不僅僅只是一種暗喻，更為研究者提供一種貼近生態 學的分析語彙。
分析上，加入演化觀點更補足生態學實證研究上缺乏互動的問題。Treré 與 Mattoni（2016）針對媒介生態學實證研究的歸類中，指出有部份文獻試圖指認 媒介生態的各個組成元素、面向以及功能，他們將其稱為「中等涉入的文獻」
（medium engaged literature）。例如 Polle（2014）以 G20 高峰會的抗議活動為 例，透過超連結分析探究不同平台在該次社會運動中扮演的角色，試圖描繪該案 例中的社群媒體生態，結論發現不同平台皆在這個生態中扮演特定的角色，例如 YouTube 和推特各自連結至不同種的文類，也因此在這個生態中發揮不同作用。
Burgess 與 Bruns（2016）以 2010 澳洲聯邦選舉為例，透過推特的標籤（hashtag）
功能，與大眾媒體公的內容進行比對，藉以說明澳洲的媒介生態中傳統媒體與社 群媒體並存的關係。Gil de Zúñiga（2009）針對微網誌、部落格進行的研究，亦 得到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存在互補關係的結論。這類文獻對媒介生態的啟發即多半 屬於空間性的思維，雖然指認媒介環境中存在的不同物種，卻鮮少能看見生態系 的動態特質，進而得到不同媒體在某一活動中扮演的功能與角色，類似媒介有何 功能的探討。然而，以生態學思維進行的媒介研究，並不僅止於繪製出媒介環境 中各個「物種」的生態網絡圖、瞭解不同物種間的關係，追溯生態系如何在特定
功能，與大眾媒體公的內容進行比對，藉以說明澳洲的媒介生態中傳統媒體與社 群媒體並存的關係。Gil de Zúñiga（2009）針對微網誌、部落格進行的研究，亦 得到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存在互補關係的結論。這類文獻對媒介生態的啟發即多半 屬於空間性的思維，雖然指認媒介環境中存在的不同物種，卻鮮少能看見生態系 的動態特質，進而得到不同媒體在某一活動中扮演的功能與角色，類似媒介有何 功能的探討。然而，以生態學思維進行的媒介研究，並不僅止於繪製出媒介環境 中各個「物種」的生態網絡圖、瞭解不同物種間的關係，追溯生態系如何在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