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媒介作為物種」的理論觀點：系統化的媒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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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轉變，但是舊有的媒體邏輯仍在大量地被閱聽人記憶與引述。部分原因在於 傳統媒體的邏輯，本身就具有將事件濃縮的特徵，因此改變後的媒介環境，實際 上與先前資訊呈現邏輯差異甚微。分析完閱聽人所處的媒介環境，以及日常生活 實際消費資訊的特徵後，下一小節中將回到「媒介作為物種的角度」，討論究竟 網路上的電視內容、電視上的網路現象該如何劃界。

三、再探「媒介作為物種」的理論觀點：系統化的媒介環境

由「媒介作為物種」的角度，傳統媒體的電子化多半會被認為是物種為生存 做出的演化，如傳統報紙以電子報或app 的形式，以及電視新聞將內容上傳至 YouTube 或是架設的網站，都是一種演化過後的新型態。然而本文認為使用演化 一詞顯然過於簡化物種之間的關係。

首先，該物種的舊型態並不會因此立即滅絕，如同麥克魯漢（1964⁄鄭明萱譯，

2006）於《認識媒介》一書強調的基礎論點，媒介形式對於內容的決定性甚高，

對習慣以廣播中心邏輯接收資訊的部分閱聽眾，紙本媒介在感官層次比起網路的 電子報，還是更適合閱讀：

紙本我覺得就是閱讀上比較舒服，然後它的排列比較清楚，你可能需 要什麼東西，你只要拿過來你一看就可以看，你不用一個一個細的在 那邊去點。因為很多其實網路的媒體，做的並沒有很友善讀者，很多 太多的子項目或廣告你會覺得很麻煩，你還要在那邊點過來點過去，

而報紙你就翻過去就是要聞，國內國外什麼就比較方便（受訪者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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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訪者G 接觸資訊的習慣中，因應科技變遷產生的網絡狀傳播模式，，反 倒成為缺點，顯示去中心化的呈現模式並非是一種必然的優勢，特別是接觸新聞 這種資訊類型時，「沒有中心」的網絡狀未必符合閱聽人的資訊需求，進而讓他 們更趨向將注意力投注於舊的媒體型態。由於生物學中演化的概念，主張的是「適 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法則，但在受訪者G 的例子中，網路報紙與實體報紙 相較更偏向兩個各有特色的物種競爭關係，而非具有優劣之分的同種演化關係，

因應環境變遷的新特性未必較舊型態更合適，也並未立即地產生強勢的排除效應。

對於受訪者D 而言，電視新聞與網路中的政治資訊，同樣地不具有演化的關係：

「因為以單就政治來講的話，我其實一手都是電視，然後之後才是網路」，受訪 者D 也提及有時在電視上「聽到媒體說」，才會進一步去查閱相關資訊，在 D 的接收模式中，電視片段成為其關心政治的起點，與網路呈現互補狀態。這些例 子都呼應到媒介生態學必須討論「媒介與人」的重要性，因閱聽人的使用行為，

才是定義媒介關係的關鍵。從實證研究的角度，研究者更可能得到像因人各異的 媒介關係，這造成媒介生態學物種劃分上的不確定性，因物種的邊界與定義都可 能變得模糊。

從受訪者對自身媒介使用的經驗，更可看出媒介作為物種邊界上存在的模糊 性，雖然六位受訪者在闡述自己政治資訊的來源時，都自認有八成以上都來自網 路。然而從訪談的內容卻不時可以發現，他們收看的多數與數位化的電視或報紙 內容相當重複，雖然他們並不會主張自己的消息來源為報紙或電視新聞，但在訪 談間卻不時會以「聽到媒體說」、「電視上在說」描述自己獲得資訊的來源，即 是在形式與內容指認上會產生難以辨認的狀況。例如受訪者B 提到自己是一個 從不看電視、百分之百只用網路的數位閱聽人，但在講述自己的消息來源時卻提 到：「就是比如說我接觸到的Facebook、PTT、像電視新聞，幾乎都在講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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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就算我不用主動去接觸，我也可以（獲得他的消息）」，單從這段引述 就可以發現網路媒介中所包含的大量傳統媒體內容，除了電視新聞外，包括PTT 上 的政治討論主題，也多半環繞著傳統媒體產製的新聞為討論主軸，如此即便受訪者 B 沒有看電視的習慣，也能接觸多數的電視資訊。當傳統的電視、報紙出現如臉書 等網路媒介時，物種的界線其實並不能一乾二凈的清楚劃分。由Chadwick（2017）

提出「混合媒體系統（hybrid media system）」的概念，正說明在數位時代中媒體連 動的運作方式，已經無法用清楚的邊界概念劃分，例如閱聽人觀賞正在電子報上新 聞影片，即符合Chadwick 認為混合媒體系統的產物。

以此回應媒介作為物種的說法，可以發現當代閱聽人所處的媒介環境中，多數 的物種都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混種」的跡象，即便是原生的數位閱聽人也無法單純 指認出一種名為「網路」的物種，因為網路作為媒介，就涵蓋電視、報紙甚至廣播 等先前非數位化的內容。這種定義的困難，源自閱聽人不曾存在一個只使用某個 媒體的狀態，單憑媒介的物質條件去賦予物種定義，實際上是一種真空的討論。

閱聽人接觸資訊時，並不會特別定義這則資訊源自於電視、報紙或是網媒，反而 會對資訊的類型較為敏銳，就像被問及選戰的核心資訊來源時，受訪者D 就提 到：「我覺得核心真的是新聞，粉絲專頁也都是新聞的粉絲專頁，而不是他自己 的粉絲專頁。」就這段引述而言，與其將其定義成以收看網路為主的數位閱聽人，

並不如稱之為透過網路平台/架構，收看傳統媒體內容的閱聽眾更為貼切。過去 多以科技演化的角度，去想像媒介之間的關係，但是由本文的訪談內容而言，人 的使用行為才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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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研究結論與限制

著眼於過往政治傳播領域中，效果研究領銜的研究多是由科技演化角度，想 像閱聽人的資訊接收方式。然而本研究已多次透過不同角度說明，媒介並非以新 舊替代的方式，出現在閱聽人的視野，第四章的資料分析更可以說明當代單一媒 介自身即是複雜狀態，鮮少以一種完全純粹的形式，獨立於其他媒介生存。因此，

本研究借鏡媒介生態學的研究思維，將不同媒介間並存的狀態比擬成生態學中的 物種關係，以2014 年台北市長選舉為案例，同時關注產製與接收的模式，藉此 觀察當代媒介環境。

本文的研究關懷，始於柯文哲在2014 年當選感言中提到「這是一場網路的 選戰」，經過資料的分析與搜集後，這句看似簡單的宣稱，在媒介生態學的檢視 下，可以得到一個相當多層次的答案。單就「網路選戰」的說法，是，這並不單 純只是一場網路的選戰，有關柯文哲的資訊也在許多網路以外的媒介出現，甚至 較網路原生的資訊更具決定性的作用。以柯文哲成為政治人物的過程而言，顯然 不是柯文哲在臉書上自行宣布參選，就會立即獲得選民的關注。很大部份仍是在 大眾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才讓柯文哲的參選變成「真議題」，進而成為可能選項，

不論是具影響力的主流媒體、小眾媒體的影音專訪，或是選舉過程中的民調，都 是傳統媒體機構使力的證據。2018 年的台北市長選舉中，無黨籍參選人的李錫 坤，就是鮮明的對照組，同樣作為從網路「發跡」的政治人物（沈佩瑤，2017 年10 月 20 日），卻無法將網路聲量轉換為選票，無疑地就是沒有跨過傳統新聞 機構的「門檻」，同時證明即便經過四年後，政治活動仍舊不是由網路媒介，或 任何單一媒介就能完全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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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的研究結論中，更清楚地說明以媒介生態學為實證研究的理論框架，本 文在資料分析中有哪些研究發現以及理論上的回饋，文末則說明本研究的不足之 處：

一、「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之於媒介生態學的重要性

雖然理論上媒介生態學關注的應是媒介間的關係，然而作為研究者，若缺乏 相關的領域知識，那麼對某些媒介行動的詮釋將會留於空泛，無法理解物種行動 的特定偏向。前文多次強調媒介生態並非真空狀態，媒介本身與其他社會部分的 連動性，導致媒介在該環境中會產生特定偏向。如Tacchi（2003）等人的觀察，

所謂生態學不只是考量存在環境中的物種如何生存，還需考量其所處的環境如何 形塑該物種的樣貌，就像是針對生態學家不僅會考察生物行為，同時會搜集生態 的氣溫、土壤等環境條件。媒介生態學同樣需要考慮案例所處的領域，在解讀時 考量該領域所處的社會脈絡，如何影響媒介的長相。

本研究選擇2014 年的台北市長選舉，是一件在台灣選舉史上具有特殊意義 的政治事件，對此研究者必須掌握長久以來台灣政治社會化的狀況，才能由特定 的符號或是象徵轉向更深層的解釋。就以柯文哲粉絲專頁在茁壯期中，連結反核 遊行路線圖為例，本文曾在分析中指出這是一個具有拉攏民進黨支持者的超連結。

諸多議題間，何以柯文哲唯獨選擇針對核能表態，而不是談統獨、廢死或是其他 社會間存在紛擾的議題。除了純粹時間點的考量，有關核能能源政策的議題，在 台灣的政治脈絡中，反核的立場一向是民進黨的主張。當時仍與民進黨其他候選 人競爭的柯文哲，選擇連結這場活動，無疑地正是告訴綠營支持者自己與民進黨 具有近似的立場。正如郭文平（2013）對超連結的詮釋，每一個連結都有特定的

諸多議題間，何以柯文哲唯獨選擇針對核能表態，而不是談統獨、廢死或是其他 社會間存在紛擾的議題。除了純粹時間點的考量，有關核能能源政策的議題，在 台灣的政治脈絡中，反核的立場一向是民進黨的主張。當時仍與民進黨其他候選 人競爭的柯文哲，選擇連結這場活動，無疑地正是告訴綠營支持者自己與民進黨 具有近似的立場。正如郭文平（2013）對超連結的詮釋，每一個連結都有特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