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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以新媒體為中心的媒體生態，是一種可先預設目標群眾，且媒體 使用者（柯文哲）能夠主導內容走向的一種「原生資訊生態系」。這與經過剪輯 或挑選的二手資訊，例如新聞媒體報導、接收專訪等，以廣播邏輯傳遞資訊的生 態系略為不同。因兩種資訊型態的不同，進而衍生出各異的媒介生態，本文認為 兩者的疊加，即構成本次選舉中以柯文哲為中心相關資訊的生態系。因此，前文 提出的問題可再細分為：
壹、本次選舉中，柯文哲以臉書粉專為中心創造的媒介生態，有哪些媒介參 與其中，整體網絡長相如何？此生態系在選舉的不同時期，有何特徵？
又以再現柯文哲為主的媒介，如何在這個生態系中並存？
貳、身為實際身處在此媒介生態的閱聽人，在日常生活中實際接觸到柯文哲 訊息的狀況如何？內容經由何種方式出現在其視野中，從生態學角度如 何詮釋新舊媒介並存的狀態？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設計
前一小節提出的研究問題中，並無法以單一的研究方法與對象就能完整回應，
因此本節將針對個別研究問題所需的資料，闡述研究方法與設計思維。從上研究 問題中，本文將採前一章節提出「跟隨資訊行動」的原則，分別以柯文哲（候選 人）以及公民（閱聽人）作為研究的起點。柯文哲的主動宣傳，因臉書作為其多 數資訊的發起點，本文選擇超連結分析（hyperlink analysis），檢視柯文哲的臉 書粉專在競選期間發佈的貼文中，對外（內）連結了哪些不同資訊，再進一步檢 視資訊來源代表的意涵。以此方法描繪柯文哲主動宣傳下產生的媒介生態，藉此 回應第一個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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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研究問題壹視為生態分佈圖的繪製，研究問題貳即為針對該生態系內不 同物種互動形式的觀察，旨在表達出生態的互動特色。此部分除了沿用超連結分 析的資料，次級資料分析法以及深度訪談法，透過三種不同的混合方法，更微觀 地追蹤各種媒介的行動軌跡。下文更詳細地說明採用三種方法的原因，以及不同 方法預期能搜集資料、以及發揮功能為何：
（一） 次級資料分析法：柯文哲參選北市的案例，近年來也受到許多研究 者關注（見何宥嬅，2015；陳明通、楊喜慧，2016；蔡依霖，2016；陳夢琨，2017），
研究主題包含社群媒體效果、競選策略、外溢效應等議題。雖然多數研究所採用 的取徑與思維與本文不盡然近似，然而關注的主題、對象與資蒐時間和本文密切 重合。所謂次級資料分析法，即使回顧以2014 柯文哲為對象的既有研究，從中 擷取資料整理與分析，適時補充特定時間點的背景資訊。雖然前文指出變項式思 維的研究有其無法詳盡解釋之處，但這並不意味上述研究與本例的媒介生態完全 無關，差別在於本研究並非以因果詮釋為主要目標，例如某次事件中柯陣營的應 對與民調作因果關係的連結，而是關注這些研究中能提供哪些整合過的資訊。
（二） 超連結分析：超連結為一種因網際網路而生的新興文類，Park（2003）
認為研究超連結分析有助於理解網路上的傳播結構，專注於不同節點與節點的連 結，還能讓研究者掌握網路中不同行動者的溝通行動。超連結分析為因應網路科 技發展出現的研究方法，Park 認為這可視為傳統人際網絡分析的延伸，網站作為 節點並經由超連結達到傳遞訊息的功能。與超連結的相關詮釋上，郭文平（2013）
認為「連結」是此文類的重要特徵，連結並非只是兩個文本單純串聯，兩個不同 網路空間產生關係時，也代表某些特定文本「不被選擇連結」，因此當一個連結 產生時，必然有社會文化層面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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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kland 與 Gibson（2013）認為政治傳播中超連結，大致上可分作身份認同 的強化、資訊的強力複製以及攻擊對手，三種不同取向的功能。若從上分類進一 步推論，可以得知當政黨或政治人物在網站、部落格或是粉絲專頁的文章提供外 部連結時，實為一種藉由閱聽人的點擊或閱讀，以達成特定任務或功能的行動，
而非只是單純兩個文本連結。前文多次提及，本次選戰柯文哲的主要宣傳媒介，
即臉書粉絲專頁「柯文哲」以及「柯P 新政」官方網站，兩個網路基礎傳播工具 為主。本文的研究問題之一，即是觀察由柯文哲主動宣傳構成的媒介生態，因此 以專注以探究網際間的超連結分析能有效地回應該問題。
操作上，以柯文哲臉書粉絲專頁的貼文為研究焦點，並分別關注超連結質與 量的層面。數量上，藉由統計選舉期間粉絲專頁帶有超連結的貼文數量，以圖表 方式呈現數量的消長，並加入時間向度的考量進行比較，找出值得進一步關注的 時間點，再加入質量層面的討論。參考Ackland 與 Gibson（2013）的分類，討論 柯文哲進行主動連結其他內容時，欲透過受眾達到何種目的，同時也探討各個時 間點中的超連結狀態的不同。如同Poell（2014）指出，社群媒體與其餘不同媒 體的互動，皆是在特定社會與政治脈絡下的行動，柯文哲陣營作為網路政治傳播 的起點，納入與排除哪種類型的超連結，都具有其行動意義，透過超連結拓墣由 柯文哲粉絲專頁產生的網路生態樣貌。
（三） 深度訪談法：若將超連結分析視作一種「由上而下」的思維，深度 訪談法即是一種「由下而上」的資訊追蹤方式，雖然前文將整場選舉的媒介生態 區分成主動與被動的兩種形式，然而日常生活中選民接觸候選人資訊時，實際上 是處於兩種資訊生態交疊，並不會特地區分。因此，若欲探知媒介生態的運作方 式，閱聽人即身處兩種生態的交匯處，追問閱聽人的日常媒介使用，將能夠回應 研究問題二。上一章節中，已描述本文對於「媒介與人」議題上的理論立場，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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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深度訪談法，是除了追蹤媒介內容外，另一種看見媒介互動的方式。由閱聽人 對特定媒介的觀點，完備媒介作為物種的劃界。本文雖在多處皆採Scolari（2012、
2013）提出的「媒介作為物種」觀點，然而即便在生態學中，物種的劃分也非既 定的，仍是由學者透過生物的些許共同特徵劃分而成。媒介生態學亦然，特定媒 介被歸類為同一物種，顯然必須基於某種共同特徵，但在Scolari（2013）的研究 中廣播、電視、報紙與網路直接被視作個別物種，並未特別說明分類的依據。本 文認為媒介物種的界定並非不證自明，必須由處身處媒介環境的閱聽人，按照其 使用狀況與習慣，提供物種劃界的依據。因此選擇深度訪談法，不僅是了解媒介 如何被使用、理解，更是一種完善物種疆界的前置工作。
然而由於選舉中選民的分佈，並不如資訊生態學所想像在一定的地理疆域內 自成一個「系統」。因此本文在抽樣選擇上，選擇以「在2014 年投給柯文哲的 選民」作為初步條件進行訪談，嘗試了解媒介生態中的閱聽人接收、消化政治資 訊的實際情形。從柯文哲自我描述來說，他認為自己不再是電視時代的政治人物，
當代政治也不是電視等傳統媒體能夠左右的環境，然而閱聽人是否也這樣定義，
是本文欲了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