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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進入網絡傳播模型時代的政治傳播
一、從廣播模型到網絡時代：政治傳播研究的發展與沿革
進入本節內容前，本文將先簡單梳理廣播與網絡兩種不同模型的差異與沿革，
並說明本文較側重後者的原因。網絡一詞的使用，源自Holmes（2005／趙瑋妏 譯，2009）對「廣播媒介」（broadcast media）與「網絡社會」（cybersociety）
的區分，廣播媒介指的是像收音機、廣播與報紙等傳統媒介的時代，以廣播系統、
模型為主的社會型態。Poster（1995）指出廣播時代的最大特色，即為明確的產 製關係，不論是電影、收音機或是電視，皆是由一群少數的產製者將內容傳遞給 多數消費者。Holmes（2005／趙瑋妏譯，2009）稱此架構為菁英⁄大眾的社會架 構，並認為多數在此架構下的傳播研究，皆是以「傳送」（transmission）觀點為 假設。Carey（1989）為傳播一詞區分出傳送與儀式（ritual）兩種觀點，傳送觀 點源自於地理或是運輸的暗喻，傳送觀點最核心概念為控制，即透過信號或訊息 克服距離限制以達成特定目的。
1930 年代前後，以菁英⁄大眾社會架構進行的傳播研究多採這種傳送觀點，
「效果分析」（effect analysis）即是典型傳送觀點的例證，不論是媒介作為一種 大眾教育管道或是政府宣傳工具，當時對傳播媒介的想像與研究皆不脫媒介內容 如何指引大眾思考（Holmes，2005／趙瑋妏譯，2009）。當時的實證研究，多 半關注閱聽人接收到的刺激與產生的反應，並將這些反應視作是媒介內容導致的 結果，例如著名的堪垂爾（見Cantril, Gaudet, & Herzog, 1940）進行的恐慌研究 即是一例。然而自1948 年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對駁斥「大效果論」後，政治傳播 與投票行為的研究，短暫地將研究重心轉移至媒介內容以外的因素，例如政黨偏 好等（McLeod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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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傳播與大眾媒體研究到了1960 年末才正式結合，隨著 1950 年代電視逐 漸盛行於美國各家戶，並進入1960 年代成為大眾接受政治資訊的主要來源後，
學者再度發現政黨偏好不再是政治行為決定性的因素。此時大眾傳播研究與政治 傳播的研究旨趣再度產生高度重疊（Rogers, 2004），回歸至媒介內容的探討，
即「電視政治」如何改變人們的政治行為。然而以電視為主的研究並未與過往收 音機或報紙產生太多的差異，仍是將可觀測的政治行為作為觀察變項，但當時研 究卻無法找出電視內容對個體政治行為，具有顯著直接影響的證據。這也促使接 續的研究開始尋找媒介內容對閱聽人的間接影響力，包括議程設定理論（見 McCombs & Shaw, 1972）、框架理論（見 Entman, 1993）以及探討媒體在新聞事 件傳散的相關研究（見Altheide, 2002），皆是此時期發展出的研究取徑（Rogers, 2004）。
發展至此，廣播時代的政治傳播研究也已奠定基調，追溯至早期社會心理學 的研究取徑，並植基於大眾傳播研究根基，再加上制度化時經歷科學化論述的影 響，使政治傳播研究本質是等同於一種對於媒介效果的探問（Ryfe, 2001）。不 同於其餘傳播研究在1960 年後曾面臨不同社會理論批判，像是阿多諾（Thedor Adorno）、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阿圖塞（Louis Althussur）將媒體與意 識型態的探討，或是Guy Debord、傅柯（Michel Foucault）等社會學家對於媒體 再現的權力探究（Holmes，2005／趙瑋妏譯，2009），政治相關的傳播研究並 沒有明顯的典範轉移。自與政治相關的傳播研究出現後，不論是大效果論、有限 效果論或中度效果間的來回辯論（Bennett & Iyengar, 2008），至今效果始終是此 領域的核心議題。由於傳播研究的發展與媒介不斷地更迭有密切的關連，每當一 種新媒介問世，人們總是會未知事物如何對自己影響感到恐懼，進而嘗試理解其 如何作用於人（翁秀琪，2008）。Ryfe（2001）也指出受到早期大眾傳播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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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影響甚深，以至於態度、意見或信念或是政治作為一種過程等字詞似乎就能 簡略地為「傳送」觀點政治傳播劃定界線。
一直到1990 年代後，政治傳播領域才逐漸出現較明顯不同的研究旨趣。一 方面，針對效果研究的批評漸增，McLeod、Kosicki 與 McLeod（2002, p.218）
便指出有限效果論的研究，實際上相當依賴像是選擇性過程的力量（例如注意力、
感知或是回憶）、社會系統的穩定性、先天的社會傾向…等假設，然而這些並非 穩定不會變動的假設。因此McLeod 等人認為，有限效果的模型呈現出的傳播樣 貌，只針對政治與媒體在「功能」面向的關係有所著墨，因而存在著自政治傳播 發展至今，許多學者皆未發覺的盲點。Bennett 與 Iyengar（2008）回顧政治傳 播領域的狀態時，也提及政治傳播一詞似乎較少著墨政治科學，而是較大量地透 過社會學、心理學以及經濟學去描繪傳播在政治行為中的功能。此外，Bennett 與 Iyengar 認為這種政治傳播還存在著另一大問題，除少數特例，當代大部分的研 究皆是在既有的理論、概念以及研究方法上，繼續添增一些少許的發現。主要的 焦點仍是繼續豐富既有的類屬或次領域，如前文提到的議程設定、框架以及預示
（priming）等理論。然而，Strömbäck（2008）指出這些媒體效果理論，最大的 問題在於無法從系統的層次，觀察媒體與政治系統間的交互關係、依賴以及相互 往來，無法掌握媒體如何形塑與再塑政治、文化以及人們意義建構的過程，即無 法完全地瞭解政治與傳播間的關聯。
換句話說，廣播模型的政治傳播模式至今仍不斷地累積與豐富，但這也為此 領域帶來某種程度上的停滯。例如政治傳播行為中的意義，在此典範下並未受到 重視（張錦華，1990），此外整個領域在理論層次上顯得沒有明確進展，相關研 究鮮少回過頭檢視如何因應現代社會的變遷，甚而落後給近年來快速變遷的閱聽 眾以及新型態的內容產製模式（Bennett & Iyenga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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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批評出現的背景，即與網絡社會的來臨具有密切關聯，學者發現傳送觀 點的研究，對政治行為的成因似乎並不具完整解釋力。McLeod 等人（2002）認 為有四個歷史性的因素，促成政治傳播的近代革新，除了重要政治社會變動讓投 票行為變得不再容易預測、歐陸學者不同理論觀點的介入之外，其中新媒體的發 展，也讓學者開始擔心它們對政治系統造成負面影響的潛力。如同Carey（1989）、
麥可魯漢（McLuhan, 1964／鄭明萱譯，2006）還有其他媒介生態學者的觀察，
進入電氣時代後傳播環境似乎已有別於過往，透過電氣進行的傳播，不但取消地 理上的距離，更創造出一種網絡空間，即Poster（1995）提出「第二媒介時代」
的到來，代表一種去中心化、雙向的傳播方式逐漸盛行。
第二媒介時代又稱作「後廣播（post-broadcast）時代」，Holmes（2005／趙 瑋妏譯，2009，頁 66-67）認為網絡社會的傳播模式，是一種透過媒介創造共同 活動空間，並透過此虛擬空間建立客觀真實的新型態聯繫方式。Holmes 特別強 調進入「第二媒介時代」的關鍵要素為傳播型態不再是點對點、上對下，而是轉 變成多對多、雙向的樣態，然而這樣的傳播模型並非進入21 世紀的網際網路盛 行後才一舉成形。電話作為最早期的電氣傳播媒介，實際上就已經提供網絡式傳 播的潛能（Holmes，2005／趙瑋妏譯，2009，頁 68-69）。電視雖然是廣播時代 的重要媒介，但卻也是網絡傳播模型的先驅，Owen（2014）回顧新媒體與政治 活動的革新時，新媒體對於政治的影響最早可以追溯至1992 年政治人物親上脫 口秀，較偏向娛樂性的電視節目開始。Newhagen（1994）指出脫口秀類型的節 目，在1992 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儘管節目上營造出公民與 候選人的親近感大部分皆是虛假的，但是由於政治人物事前並不知道觀眾會提出 的問題，進而促成閱聽眾與候選人的即時互動感，顛覆廣播媒介單向傳送的邏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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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網絡模式的傳播模型在廣播時代已有跡可循，但真正進「後廣播
（post-broadcast）時期」的關鍵，莫過於網際網路與網絡空間的結合（Holmes，
2005／趙瑋妏譯，2009，頁 69）。網路不可否認地作為促使「後廣播時代」的 關鍵媒介，有別於廣播時期的其他媒介，網路具有一種先天的使用者主動性，以 及無時間、空間限制的問題（Blumer & Gurevitch, 2001），此二者皆讓鮮少在廣 播媒介上的閱聽人回饋更容易顯現。這同時也是讓網路在與眾多傳統媒介的比較 中，能夠脫穎而出成為研究焦點的關鍵，網路作為一種「新」媒體，並不僅限於 時序的意義，而是在傳播·模型與環境上具有全面翻轉的潛力。
近年來媒體研究的範疇中，後廣播的特色也逐漸出現在政治領域的討論，隨 著媒體科技、管道與收看方式的不同，不再存在著穩定的收視習慣也讓閱聽人的 行為與特質存在更多的不可預測性（Wilson, 2010）。本文在此選擇以「網絡模 型為主」進行切入，原因在於廣播時代相關的政治傳播理論已有相當可觀的數量，
如同Bennett 與 Iygenar（2008）指出其理論基礎在近代並無重大變革。然而本 文研究對象柯文哲在2014 年選戰結束後的相關論述中，可以看到廣播媒體的角 色幾乎不被提及，因此本節將鎖定網路或新媒體出現後的相關文獻，探究網路對 於政治活動而言，翻轉了什麼、反應哪些使用者的特性，進一步指出以網路為對 象的政治傳播研究存在的侷限。
一、網路將使我們更民主？樂觀的數位民主論
當代政治與傳播媒介的關係甚為密切，甚至有學者認為媒體的運作邏輯已經 完全主導政治活動的運作，Strömbäck 與 Esser（2014）提到「政治媒介化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的概念，即是指媒體對政治過程、機構以及行動造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的概念，即是指媒體對政治過程、機構以及行動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