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書法傳道關係

第二章中國僧人書法傳道源流

第一節佛教與書法傳道關係

本節探討從佛教與書法傳道之間的關係，佛教書法是因應時代不同需求，以書法作為創作主體，發展出寫經、刻經、造像題記、佛寺碑志、士人佛書、僧人書法等種類，這些不同佛教書法類型的出現與佛教發展又有何關係？以下試論之。

一、佛教書法種類

佛教發源於印度，正式傳入中國時間說法不一，普遍學界認為在東漢明帝永平十年（67）時傳入中國，後漢書記載當時明帝夜夢金人，詢問眾臣，乃告曰佛，於是派使者赴天竺，迎回竺法蘭與迦葉摩騰，駐錫中國第一座佛教寺廟白馬寺，他們在中國翻譯現存的第一部中文佛經《四十二章經》，佛教透過翻譯經典、抄寫佛經等

39熊秉明著：《中國書法理論體系》，頁 172。

方式，將佛教思想傳播於中國各地，書法以文字作為主要表現，佛教經典中也記載文字發揮所弘法的功能，如《瑜伽師地論》云：「隨顯名句，故名為文。」⁴⁰意謂文字是顯示義理為體，不僅如此，佛教更進一步，將文字分為字相和實義，據《字母釋》：「世人但知彼字相，雖日用而未曾解其義。如來說彼實義，若隨字相而用之，

則世間之文字也。若解實義，則出世陀羅尼文字也。」⁴¹字相包含文字外在形式，

也代表世俗含義，透過字相來理解真實義，是謂佛教真諦。總結來說，

而佛教書法藝術的內容，大多以佛教經籍文獻為主，題材包括經、律、論、偈語、高僧大德語錄等。應用於建寺石碑、記錄於興塔緣起、傳戒等佛教法會佛事、

或自我修行之書寫；表現手法有書寫、刻鑿、雕版；書體有正、行、草、篆和八分書之分；體裁，有碑、額、匾、卷軸、冊頁等種類；今可見書寫內容刻於摩崖、石窟、石經、經幢、石碑及用於印刷的木刻佛經與紙帛木等載體。⁴²綜合上述內容和形式特點，書法作為日常書寫及藝術創作的媒介，由此便能理解佛教對於書法藝術的保存，然而當初創作這些佛教書法的目的，並非僅是如此。

第一，寫經與刻經：佛教初傳，尚未出現印刷技術，佛經流通必須靠紙墨記下，

寫經自六朝以來普遍流行，亦是佛教書法中主要內容。寫經書法為何自六朝以來能普遍流行至今？學者毛萬寶認為從事寫經書法者主要分為三種動機：一為「傳教義」、二為「積功德」、三為「謀生存」。寫經書法從佛教初傳中國開始，而經典中記載抄寫經典功德，使社會流行寫經風氣，有些信徒雇人抄寫佛經來祈福積德，因此產生「專業經生」出現。⁴³藉由上述內容，可以理解寫經書法的歷史脈絡，在印刷術尚未發明前，抄寫經典是主要傳播佛教教義的方式，經典中記載寫經功德殊勝，

40﹝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30 冊，頁 750b。

41參見丁福保：〈字相字義〉，《佛學大辭典》（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2002 年）。

42章利國著：《中國佛教百科叢書 8：書畫卷》，頁 15。

43毛萬寶提到成為專業經生條件，一是書寫文字能力，二是對佛經持有虔敬之心，一般可分為民間經生與官府經生。「民間經生」作為龐大寫經主體，造成大量佛經範本需求量增加，本來僅靠寺院僧人提供有限的複製性抄寫是不夠的，所以在官方便出現從事佛經範本抄寫的楷書手，也就是所謂「官府經生」。參見毛萬寶：〈從主體動機看寫經書法〉，《書法》第 3 期（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 年），頁 34-38。

造成抄寫經典的風氣在民間盛行，如《妙法蓮華經卷‧普賢菩薩勸發品》云：「若有受持、讀誦，正憶念，修習、書寫是法華經者，當知是人，則見釋迦牟尼佛，如從佛口聞此經典；當知是人，供養釋迦牟尼佛。」⁴⁴在《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431

〈經文品〉亦提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書寫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施他讀誦，若轉書寫、廣令流布，所獲福聚勝前福聚無量無邊。」⁴⁵經典記載抄寫佛經功德，使得佛弟子以抄寫經典作為個人積福供養法門；然而，寫經書法主要的傳播功能，隨著雕版印刷術發明，木刻佛經的出現而漸漸被取代。⁴⁶

而刻經依材質區分，主要為木刻及石刻兩種。石刻佛經的出現，主要是因過去寫經所用的材質－紙張，保存不易，加上佛教經歷北魏、北周兩次滅佛，佛經遭受大量毀損⁴⁷，促成佛弟子生起「末法」的觀念，於是發願石刻以保存佛經。石刻發明於北齊高王時期，較為知名的有：山東泰山山麓經石峪的《金剛經》、山西太原風峪的《華嚴經》、河南北響堂山的《維摩詰經》，而以北京市房山區雲居寺的石刻《大涅槃經》規模最大，花費時間也最久。在明代劉侗、于奕正所撰的《帝京景物略》

記載：

北齊南嶽慧思大師，慮東土藏教有毀滅時，發願刻石藏，閟封岩壑中，以度人劫。嶽坐下靜琬法師，承師付囑，自隋大業，迄唐貞觀，大涅槃經成。⁴⁸

可知此石經是由北齊慧思（515～577）囑咐其門下弟子靜琬創刻，自隋大業（605

44﹝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9 冊，頁 61c-62a。

45﹝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7 冊，頁 166b。

46學者曾國華認為：「佛典的漢譯，一般以自東漢年間的安世高和支婁迦讖的譯籍為起點，直到宋政和初年（1111）作為譯經的結束，加以北宋畢昇發明活字印刷術，取代大多數經文傳播功能，經生寫經風氣衰落，這應是寫經時代的轉捩點。」參見曾國華著：《張即之寫經藝術研究》（宜蘭：佛光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頁 116。

47北魏太武帝，聽信司徒崔浩、道士寇謙之之言而壓迫佛教。太平真君七年（446），盡誅長安沙門，

破壞一切經典圖像，北魏佛教遂遭毀滅。另一位是北周武帝，信納道士張賓與衛元嵩之論，有意廢佛；其時甄鸞、道安、僧勔、靜靄等曾為佛教辯護。建德二年（573），帝即下令廢佛、道二教，毀壞經像，並令沙門、道士還俗。參見慈怡主編：〈三武一宗法難〉，《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山宗委會，2014 年），頁 775。（以下簡稱：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

48〔明〕劉侗，于奕正撰：《帝京景物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 年），頁 347-348。

～618）迄唐貞觀（627～649）始成。後經唐、遼、金、元、明千餘年，刻經之風不斷。根據雲居寺 2014 年更新的官方訊息，房山石經調查、整理、拓印，發現拓印完整的石經一萬四千二百七十八張，佛經三千五百七十二卷，鐫字總量達三千五百多萬字。房山石經保存各朝不同的書法風格的石經，更為研究自唐以迄明朝一千多年書法的變遷史，及研究佛法與書法關係的珍貴史料。⁴⁹然而歷經法難後的佛弟子，

藉由石刻佛經再將經文拓印下來，但也因石刻佛經在拓印時，需大量紙料，加上單張拓印紙零亂不成章，不易閱讀與保存；⁵⁰所以當雕版印刷術發明後，木刻佛經亦隨之產生；木刻佛經即雕版佛經，現存最早的木刻佛經，是唐咸通九年（868），王玠出資雕刻的《金剛經》，今存於英國。宋太祖開寶四年（971）敕雕的開寶藏（或稱蜀藏），為我國第一部刻本藏經，然今已無全本。⁵¹綜上所引，可見寫經與刻經是佛教書法種類裡數量最龐大、年代最久遠的類型，也是佛教以書法傳道最主要的方式。

第二，造像題記與佛寺之碑、銘、志、記。佛教造像在中國自魏晉南北朝開始盛行，伴隨而來大量的造像銘文題記，其中以六朝時代書法最精美，且品類繁多，

在北碑中占有極高的地位，對書法藝術影響至深。⁵²然而豐富的造像題記出現，也代表當時佛教發展興盛，書法學者田光烈在《佛法與書法》一書提到：

從造像題記、銘文和贊頌中來看，造像原因，不外下列五種：（1）超度死者；

（2）祈福延壽；（3）禳災除患；（4）報恩；（5）積德造福。⁵³

由此可知，從造像題記可以見到當時流行的書體、出資造像者、造像材料、造像動機及佛教歷史發展情形。而佛寺之碑、銘、志、記。是鐫刻於石碑上的書法文

49參見雲居寺官方網站〈石經簡介〉，〈http://www.yunjusi.com/zjnb/fssj/79436.htm〉，瀏覽日期：2018 年 4 月 10 日。

50彭悅柔著：《明珠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盛清時期宮廷佛經工藝文化研究》（臺中：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所碩士論文，2012 年），頁 65。

51星雲大師編著：〈佛教與書法〉，《星雲大師全集 63‧佛教叢書 22 教用 2》，頁 115-116。

52同上註，頁 116。

53田光烈著：《佛法與書法》，頁 112。

辭。此類包含寺院的寺碑、舍利塔銘、「志」指法師或居士墓志銘、「記」為記當時佛教活動情形。⁵⁴其中對書法藝術影響深遠的要屬唐‧懷仁《集王字聖教序》，自唐貞觀二十二年（648）至咸亨三年（672）年歷時二十五年乃成。這些題材保存當時的書法藝術，為後世書家提供重要的研究文獻；如書法學者熊秉明認為北朝的造像碑記，經由清代碑派書家的發現和提倡，而備受重視；如康有為所著的《廣藝舟雙楫》可謂一首北碑的讚歌。⁵⁵綜上所引，從造像題記與佛寺之碑、銘、志、記內容，

可見當時佛教發展的歷史情況，此類的佛教書法在傳道功能上，一為造像題記的出現帶動佛教造像的風氣，二為後世留下研究豐富史料。

第三，士人佛書與高僧法書。此外按佛教書法創作者身分，又可分為士大夫、

高僧書法、甚至無名氏等；僧人與文人間的翰墨往來，士大夫信仰佛教，虔心抄寫佛教經典，即有所謂「士人佛書」。如唐代張旭以草書書寫《心經》、歐陽詢以楷書書寫《心經》、宋代黃庭堅書《文益禪師語錄》、張即之寫《華嚴經》、清代鄧石如以篆書書寫《心經》……等，可見歷代書法家有許多是佛教居士，他們以參禪拜佛為日常定課，以參禪結合筆墨揮毫，其法書透出禪味，時與當時高僧大德，詩書畫贈頻繁往來密切，這些士人佛書特色，較為尊重遵循藝術創作、欣賞的審美規律，注

在文檔中從星雲大師一筆字書法論其傳道特色與影響 (頁 26-33)

第二章 中國僧人書法傳道源流

第一節 佛教與書法傳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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