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教材及語言學作品

耶穌會士學習漢語的教材主要為中國經典和自編教材，就中國經典來說，

「利瑪竇神父所寫並以他的注釋加以增補的四書拉丁文釋文，對別的神父們學 習中文有很大價值」（利瑪竇、金尼閣，1983: 336），而且「從羅明堅、利瑪竇 開始，《四書》一直是耶穌會士們學習中文的教材」（張國剛等，2001: 251）。

由安文思的記錄可以證明：「我會的傳教士都極勤勉地學習這部典籍（指《四書》）

四個部分的文字和語言」（安文思，2004: 62）；他還在《中國新史》一書中抄 錄了《大學》裏的一句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加 上拼音、翻譯，並註明語序以說明如何學習漢語（安文思，2004: 52）⁵⁹。

至於耶穌會自編的教材主要是工具書，以及一些輔助書籍，例如 1998 年張 西平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發現了羅明堅以中國的二十四節氣為教材的識字課本 散頁。又如本文所討論的《西字奇蹟》一書，此種在漢字旁加注羅馬字母拼音 的方法，目的即為看到拼音就能正確讀出漢字，使傳教士認讀漢字和學習漢語 更便利。

而耶穌會編寫的工具書包括字詞典、詞彙表和語法書等，但從保存下來的

59 安文思的通信中曾記載，他正在編一本《中國文字與中國語言》，又說：「我匯集了本會神父 專為中國人編寫的書本常用的神學和哲學術語的詞彙。我為初來中國的傳教士準備了一本

《四書註釋》，還有一本用中文寫的《耶穌復活專論》。」由於《中國文字與中國語言》一書 未見，可能沒有完成，但《中國新史》中有關於中國文字、語言的論述一章（參吳豔玲，2006:

67）。

手稿看，以雙語詞典⁶⁰和詞彙表為多，如《葡漢辭典》，「由利瑪竇和羅明堅在 生服裝，1594 年用羅馬字母拼寫漢文的五種聲調」（榮振華，1995: 120-121），

並且依此編寫了詞彙表。

「辭義」兩字可解釋為「辭和辭組的意義」，而金薰鎬(2001: 33)認為它是利瑪 竇所編寫的中文拼音會話課本。

無論如何，羅明堅、利瑪竇編寫這本漢語會話教材的背景是為了培養更多 懂中文的傳教士進入中國、日本、越南等地以拓展傳教事業。1854 年以後，范

60 除下文所提之《葡漢辭典》與《西儒耳目資》外，還有孫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編有《漢 蒙法語字典》、《拉漢字典》，錢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編有《滿、藏、蒙、漢、梵 字典》，魏繼晉(Florian Bahr)編有《六種語言大字典》，湯執中(Pierre d’Incarville)曾編寫《法 漢字典》等。（詳參徐宗澤，1989: 321）

61 陳輝(2006: 72)特別指出，在朱維錚(2001: 247)關於《西字奇蹟》的簡介所云：「羅馬耶穌會 檔案館發現過一部著於一五八四至一五八八年間的葡華字典未完稿的抄本，中文名為《平常 問答詞意》，乃利瑪竇、羅明堅合編，附有羅馬注音，方豪稱之為『第一部中西文字典』。」

是不合乎事實的說法。

62 楊福綿<羅明堅和利瑪竇的《葡漢辭典》—歷史語言學導論>，收入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

(2001)，參註4。

禮安決定在澳門建立神學院，使其成為精通漢語、熟悉中國禮儀的神學人員的 培訓基地，所以編寫一批漢語基礎教材和漢葡互譯辭典便成為當務之急。於是 就有了羅明堅和利瑪竇的《葡漢辭典》和取名為 Pin ciù ven tà ssì gnì 的手稿等。

在德禮賢發現的手稿檔案中，除《賓主問答辭義》外，與漢語相關的內容 還有（陳輝，2006: 73）：

a)《漢字聲韻母字表》：該表列表示聲母的漢字 339 個，表示韻母的漢字 39 個。

b)《漢語詞彙表》：包括一份漢語反義詞表、一份以方位、季候、職業等為 內容的漢語同義詞表、一份量詞表及一份天干、地支、部首和二十四節氣 表。

c)《葡漢詞彙對照表》：此表以羅馬字母順序排列，帶有漢語對譯詞。與《葡 漢辭典》不同的是，它沒有漢語羅馬字注音。其內容包括中國特產、官銜、

科學術語和地理名稱。

d)《中國十五省名稱表》：該表在關於日晷的圖解說明後列出了當時中國 15 個省名的羅馬字轉寫，並標明了每個省的緯度。

e)《漢語詞及片語表》：此表雖然以「人門」、「地門」等分類，但詞條極 少。

至於語法書方面，耶穌會士撰寫的則不多，現今可見最早的是衛匡國用拉 丁文寫成的《中國文法》，可惜的是，這本語法研究著作在當時並沒有受到重視，

雖成稿不晚於 1650 年，但正式刊行則遲至三個半世紀之後，因而似乎未對當時 耶穌會士的漢語學習產生重大影響。

總之，早期的耶穌會士在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的過程中，因考慮到如何讓後 來的傳教士更有效率地學習，所以不斷研究應該怎樣才能更容易、更方便掌握 中國語言文字，他們編寫的教材跟語言學作品的價值正如曾德昭(1998: 211)指 出的：

只有靠勤勉和不懈的努力，他們才逐漸掌握了基礎。儘管他們沒有達到完全通 兩年，等待機會，前赴湖廣，在此時間學習華語、葡語」（費賴之，1995: 922）。又，法國 傳教士方守義，1759 年 7 月抵澳門後到中國傳教：「余深幸前在拉弗累舍城，與在旅行中及 居澳門時，早已學習華語。至是再從事練習逾三日，賴一善於語言者之助，遂能教練悔罪領 聖體諸事」。（費賴之，1995: 954）另，英國傳教士布朗，1839 年 2 月到達澳門，在他的記 述中寫道：「我致力於漢語學習，學習漢語被當作將來教育中國青年的必備條件。」詳參田 茹(2010: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