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言
1.1 研究主題、取向與章節分配
本論文主要由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的《西字奇蹟》與萬濟國 (Francisco Varo, 1627-1687)所著《華語官話語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出發，比較二書聲調記錄方式的異同，並結合歷史背景資料的分析，以呈現當 時傳教士對官話聲調的理解程度，目的在建構一個天主教傳教士學習官話過程 的輪廓及歸納出是否其聲調描寫已然成為一套系統。
《西字奇蹟》與《華語官話語法》分別是天主教不同修會系統的傳教士語 言學作品，前者的作者為耶穌會士，後者的作者為道明會成員。《西字奇蹟》
是指 1605 年時，利瑪竇應用他和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 1560-1640)等人擬 訂的用羅馬字母給漢字注音的一套方案寫的四篇文章：〈信而步海疑而即 沉〉、〈二徒聞實即捨空虛〉、〈婬色穢氣自速天火〉、〈述文贈幼博程子〉送 給當時的製墨專家程君房，為程君房編入所著墨譜《程氏墨苑》中。四篇 文章的前三篇內容都在宣傳天主教教義，後由教會單獨合成一卷，取名《西 字奇蹟》1。萬濟國的《華語官話語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一書，Arte 意指「一種技術、技巧，字面上叫做技能」(Coblin, 2000: xxxiv)，其體制源自 西班牙語法學家內布利加(Antonio de Nebrija)的作品，美洲與亞洲其他地區的傳 教士早已編寫出 Arte 形式的語法書，而第一個應用此種歐洲傳統語法書模式於 漢語方言的是 17 世紀早期在馬尼拉的不知名的道明會士，描寫的是福建話。萬 氏之書則是第一本運用 Arte 形式描寫官話的作品，於 1682 年完成西班牙文手
1 《西字奇蹟》一書，在利瑪竇回憶錄及其尚存世的所有書信中都沒有任何文字記載。《西字 奇蹟》之稱，見費賴之(1960: 54)：「利瑪竇有《西字奇蹟》一卷，1605 年北京刻本。Théoph Boyer《中國文法》四頁稱瑪竇刻有漢字譯寫之拉丁字母名曰《大西字母》者，殆指此書。」
但現已不見其全本。據考狄所編之《西人論中國書目》(Bibliotheca Sinica, 1904-1924)指出，
梵蒂岡圖書館藏有《西字奇蹟》之殘片六頁，是拓本，名為《程氏墨苑》。參 Cordier, Henri.
1904-1924. Bibliotheca Sinica. Paris: E. Guilmoto. Vol. Ⅴ p.36, 77。
稿，1684 年修改後完成拉丁文手稿，先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傳，直到 1703 年，
由石鐸琭(Pedro de la Piñuela, 1650-1704)增訂過的刻印本才在廣州出版，所以現 在見到的《華語官話語法》是萬濟國身後由石鐸琭據手稿加以編輯整理增訂問 的研究向來都有盲點：《西字奇蹟》一直以來只被稱為是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西儒耳目資》標音系統的基礎，對其所標註的語音之專門研究卻 卻有不可抹滅的重要性。因為在《西字奇蹟》之前，由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和利瑪竇所編的《葡漢辭典》(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4雖然也 有拼音，但它並沒有標註聲調5，至目前為止，現存可見最早標明聲調的作品應
2 參黃笑山(1996: 100-107)、鄭紹基(2004)等。
3 專門研究《華語官話語法》的語音系統者為柯蔚南(W. South Coblin)，參 Coblin(1996: 43-57);
Coblin(1998: 262-267)等。
4 參 Ruggieri, Michele, and Matteo Ricci. 2001. 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 Edited by J. W.
Witek. San Francisco: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5 這部《葡漢辭典》(參註 4)據研究為羅明堅與利瑪竇合編，編排方式有三欄，其中第二欄是羅 馬字母注音，尚無標註送氣與聲調符號。但除此之外還有另一本《葡漢辭典》，為利瑪竇與 郭居靜、鍾鳴仁（又名鍾巴相，Sebstian Fernandes, 1562-1621）於 1598 年第一次赴北京南返 臨清的旅途中所編撰，這部辭典也是漢語和葡語對照的雙語辭典，但目前還沒有發現它的手 稿。依據 Ricci (1953)及利瑪竇、金尼閣(1983)的記錄，該辭典有五種不同的符號，對此，郭
是《西字奇蹟》。而《華語官話語法》全書有十六章，其中的第二章就專門說明 漢語的聲調，高田時雄(2004)曾提出過去研究明末官話調值，使用的材料僅限 於《西儒耳目資》與《華語官話語法》而不及其他，可見其書對重建當時聲調 的價值。
本論文以《西字奇蹟》及《華語官話語法》為基礎點，主要欲探討解決的 問題包括：
一、十六、十七世紀來華的傳教士對漢語聲調的認知與掌握到達什麼程度？
一般傳教士與有語言作品的傳教士對聲調的分辨在哪些方面有差異？
二、他們所採取的記錄聲調的方法與自己的母語、中國聲韻學作品或其他 歐洲語言傳統是否有相似處？傳教方式、語言選擇、使用教材、學習環境及方 法等因素，對於傳教士的聲調描寫有何影響？
三、他們的聲調記錄的方式是否為後出同修會組織的傳教士所繼續使用？
耶穌會與道明會在中國的傳教衝突有沒有對於語言的引介方式造成對立？其聲 調標註是否有耶穌會士專門的或道明會士獨有的語言學「模式」6？
1.1.2 研究取向
以往研究《西字奇蹟》和《華語官話語法》之語音的學者，都把心力放在 兩個方面：「一是如何確定一種注音材料所依據的方言，一是如何推定那些不明 確的音值」（薛志霞，2008: 1）但本論文並不著重於此，而是希望透過分析利 瑪竇、萬濟國的聲調記錄與描寫，以相關史料參照，一則釐清他們對官話聲調 的理解程度，二則探討他們的聲調記錄是否已可歸納成一套系統，三則試圖聯 繫他們的漢語學習過程及環境和官話聲調掌握的關係。因此，研究途徑概分為
居靜的貢獻很大，因為他具有音樂知識，能夠準確辨別不同的聲調；神父們最後決定使用五 個重音符號和一個送氣音符號，並把這些符號連同羅馬字母一起使用，來描寫漢字的發音。
有關《葡漢辭典》的詳細介紹，參 Yang (1989)；楊福綿(1995: 35-81)。
6 白珊(Sandra Breitenbach)在《華語官話語法》英譯本導言(Coblin, 2000: xxviii-xliv)曾提出一個
「傳教士語法模式」的說法，大意是傳教士語言學家若遇到了困難，無法確定所描寫之目標 語言中的新概念時，他們的作法就是直接記錄下來，而不多做解釋，萬濟國就是如此。
三部分，一是就所收集之文獻，包括傳教士的原始記音資料與傳教士來華的歷 史背景介紹及其對漢語認知的記錄來做分析；二則從研究傳教士官話記音資料 的文獻做觀察辨證；三則基於前述筆者所提出的幾個問題點檢視；當然以上三 個部份的分析並非斷裂的，而是互相參照佐證的。
本文的研究之理論基礎主要參考 Breitenbach (Coblin, 2000)及 Koerner (1978)，在分析這些記音資料的歷史文本時，力求撇開現代術語，從內部(from within)解釋資料，去考慮作者身處時代的思想氛圍(climate of opinion)7以理解，
而不以現代語言的角度指正他們的偏誤與缺失，希能避免如 Koerner (1978: 25) 所言的研究態度：
以嚴格的現代觀點下的某理論判斷其正確性，忽視其所處的時代一般性的「智 識圈」(intellectosphere)及其存在於當時的特別目的。
推而言之，以《西字奇蹟》為例，由於它是現存第一部有聲調的漢語拼音資料，
若主張這個樣版(template)影響了之後其他傳教士的語言描寫，那麼首先必須釐 清影響的概念及其範圍。
影響的概念包含了三個面向，拿《西字奇蹟》來說，其一是此種記音方式 是否受到前人的影響？又是否影響了後人？其二是其影響究竟如何表現出來？
其三是應能對產生的影響給予適當的評價。至於影響的範圍也包括了三個方面，
同樣取《西字奇蹟》為比方，第一為直接可見的影響，即後人的官話記音作品 中出現與其相同的五個聲調符號；第二為作者所認可的影響，即利瑪竇於其書 信或札記中若曾提出某作品中之注音標記乃承襲自他本人則屬之8；第三為觀察 比對作者在其他文本中呈現出的相似性，如若利瑪竇有其他後期作品亦採用此 五個符號標記，則可取之與《西字奇蹟》作對照。
進一步說，以《西字奇蹟》裡的五個聲調符號和《華語官話語法》對五聲
7 詳參 Koerner (1978: 26)。
8 據 Ricci (1953)及利瑪竇、金尼閣(1983)，在五個符號確定後，利瑪竇命令即時起所有的耶穌 會士都要遵守其制定的聲調拼寫規則，書寫時不得任意違反。依此可推論，之後的耶穌會 士作品中如應用同樣的聲調符號即來自於利瑪竇強制規定的影響。
的描述來觀察，即使這些符號、這些描寫看起來只是某一人或少數人的發明，
但如被一個特定的團體—如利瑪竇所屬的耶穌會和萬濟國所屬的道明會—所接 受和繼續使用，必然取決於他們有一套共同的價值觀。此概念具體應用於傳教 士語言描寫的研究，一方面得要先了解某些想法—像應用五個符號標註官話聲 調—究竟是怎麼形成的，另一方面也得辨明這些想法到底是怎麼被一個團體採 納及其是否受到了當時某種思想氛圍的限制。
1.1.3 章節分配
論文之具體章節安排說明如下：
第一章為前言，本章先闡明研究主題、研究取向與章節之分配，爾後做文 獻探討，同時簡單討論《西字奇蹟》與《華語官話語法》所記錄的基礎語言，
接著介紹《西字奇蹟》與《華語官話語法》的背景資料，包括創作出此二份作 品的歷史環境、兩份資料各自的作者生平、其書寫成至印行的始末、目前尚存 的版本與本論文採用的版本；最後介紹這兩部作品的內容、性質，結構安排和 預期的閱讀對象。
第二章名為《西字奇蹟》與《華語官話語法》的聲調記錄。本章的第一及 第二節分別從《西字奇蹟》與《華語官話語法》本身來探討其聲調記錄，並從 作者母語、教會傳統知識或中國語言作品的角度以判斷他們採用此種方式記音 的理由。第三部份則比較兩份作品的聲調描寫，包括各自的著重點和相同相異 之處，並找出二書所出現的相同字來整理比對其聲調標註；此外基於利瑪竇、
金尼閣和萬濟國所描述的應是同一種官話，在此前提之下，這幾種材料互相參 照可以大致擬測出他們所記錄的官話的調值，但本文不欲擬測新的一套調值，
而是綜合重要的前人研究來分析，以證明不同的聲調描寫方式會呈現出相似的 調值。
第三章為傳教士的漢語學習與聲調掌握的關係，本章分為三個部份，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