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選擇和學習偏重

中國歷來是多種方言遍布的國家，而無論那個教會的傳教士，來華的目的 都是為了傳布聖教，所以他們選擇那個語言學習及學習的偏重必然與其決定的 傳教方式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耶穌會士來到中國，採取由上至下的傳教方式，故選擇學習官話，他們認 為：「各省的方言在上流社會是不說的，雖然有教養的人在他的本鄉可能說方言 以示親熱，或者在外省也因鄉土觀念而說鄉音」；「懂得這種通用的語言（官話），

我們耶穌會的會友就的確沒有必要再去學他們工作所在地的那個省份的方言了」

（利瑪竇、金尼閣，1983: 30）。

儘管如此，卻也不像某些學者所主張的，耶穌會士只學習官話，而不兼及 其他語言。范禮安就曾經認為「要打開中國大門，西方傳教士不但要學會廣州 話，還要學會官話；不單要會講漢語，還要認識方塊字，會寫出中文」，（裴化 行，1998: 56）由於當時耶穌會的根據地澳門以閩、粵省籍人士為多，耶穌會 士既然把澳門作為傳教中心，為了與當地人能夠交流溝通，除了學習標準官話 以外，懂得一些廣東等地的方言也是必須的。

不過如前所述，既然其傳教方式為從上到下，當然是以熟練朝廷官方語言 為學習的主要目標，且漢語的學習往往從讀寫中國字開始，如羅明堅「於 1579 年 7 月到達澳門，馬上就按視察員的規劃作準備工作。他第一件必須做的事就 是學習中國語言，像人們所稱呼的那樣，學習這種語言的官話，即在全國通行

的特殊語。除了這種朝廷的或官方的語言外，也像其他國家一樣，各省還有自 己的方言或土語。為了學會語言，他首先必須學會讀寫中國的象形文字」（利瑪 竇、金尼閣，1983: 143）。他們的想法就如同西班牙奧斯汀會士拉達(Martinus de Rada, 1533-1578)曾言的：「各省有不同方言，但都很相似—猶如葡萄牙的方言 瓦倫西亞語和卡斯特勒語彼此相似。中國文書有這樣一個特點，因所用不是文 字，而是字體，所以用中國各種方言都能閱讀同一份檔，儘管我看到用官話和 用福建話寫的文件有所不同，不管怎樣用這兩種話都能讀一種文體和另一種文 體。（博克舍，1990: 212）」因此，澳門的耶穌會士與其他修會一樣，在中國學 習不止一種語言，不過主要是以官話為主，同時兼學一些地方方言；另一方面，

耶穌會士對於漢語的文字學習非常注重，尤其強調讀寫。

但羅明堅曾在一封書信中描述：「視察教務的司鐸寫信通知我，令我學習中 國的語言文字，在『念』、『寫』、『說』三方面平行進展。」（裴化行，1964: 183）

看起來耶穌會漢語的學習被要求讀、寫、說三者並重，然而事實上他們在澳門 練習官話口語的情況似乎並不理想，雖然利瑪竇認為官話是中國的通用語言：

「這種官方的國語用得很普遍，就連婦孺也都聽得懂」（利瑪竇、金尼閣，1983:

30），因而耶穌會在中國的主要學習語言選擇了官話，但實際上官話卻不是暢行 無阻，「在澳門信仰了基督並按歐洲的習慣生活的中國人，以及那些從內陸到澳 門來做生意的人都不熟悉使用官話交談」（利瑪竇、金尼閣，1983: 144）。對於 耶穌會來說，基於認為大多數中國人應該都聽得懂官話，因此決定選擇官話傳 教比較便利，但在澳門的百姓也許或多或少聽得懂官話，可是他們平常卻沒有 說官話的習慣，或者說得不好，使得傳教士們缺少了練習口語的機會和環境。

另一方面，就算進入中國以後，各省居民的官話發音也並不標準，因為當傳教 士們到達南京的時候，才發現「這座都城叫做南京(Nankin)，但葡萄牙人是從 福建省居民那裏得知這座神奇的城市的名字的，所以把該城叫做 Lankin，因為 該省的人總是把『N』讀成是『L』」（利瑪竇、金尼閣，1983: 286）。

雖然耶穌會士學習漢語時，其上課內容仍舊包括口語訓練，如利瑪竇「每 天給龐迪我神父上課教授中文，而且住在教堂裏，以便和神父們密切接觸並經 常用中文談話」（利瑪竇、金尼閣，1983: 517），但學習寫作對他們而言似乎是 更為重要的，因為「讀書人或許更容易相信他們閒暇時所讀的東西，而不相信 一位還不精通他們的語言的傳教士在佈道壇上所說的東西」（利瑪竇、金尼閣，

1983: 482）。意即，依利瑪竇的觀點，一方面中國的讀書人更相信書本上的內 容；另一方面，西方傳教士的漢語口語能力如不純熟，很容易減弱了教義的權 威性，因此以傳教工作為主要目的的漢語學習自然要求著重書面寫作；再者，

傳教士發現中國人不怎麼願意討論，卻信奉書上說的，「他們很不喜歡人們聚集 成群，所以消息主要是靠文字來傳播」（利瑪竇、金尼閣，1983: 482），特別是 傳教士們又發現寫宣傳手冊比口頭宣教還有效，「有時候就會有某個人在家裏讀 了一本聖書，碰到一些有關基督教的段落，他記住了，以後又講給他的親友聽。

這一點使神父們很感興趣，成為他們學習寫中文的一種鼓勵」（利瑪竇、金尼閣，

1983: 482-483）；更進一步說，傳教士認為中國文字還有跨方言甚至超越語言的 功能，鼓勵了他們努力學習寫作，「任何以中文寫成的書籍都肯定可以進入全國 的十五個省份而有所獲益。而且，日本人、朝鮮人、交趾支那的居民、琉求人 (Leuchians)以及甚至其他國家的人，都能像中國人一樣閱讀中文，也能看懂這 些書」（利瑪竇、金尼閣，1983: 483）。

簡而言之，耶穌會把學習重點放在寫多於說的理由，就如利瑪竇云：

中國方塊字雖說形狀千變萬化，所表達的事物也各不相同，但發音卻鮮有變化。

這種語言中充斥著同音異義的現象，因此極難把聽到的發音寫下來，眼前若無 書本，也極難明白別人朗讀的那本書的意思，所以往往出現如下情況：一個人 即便準確無誤地講話，別人卻聽不懂意思，逼得他往往不僅要重複說過的話，

還要把它寫出來。可以說每個省份都有其用語或者獨特的方言；這並不奇怪，

法國和世界所有民族中都有這種情況。試想，先生，當不同省份的人必須一起

交往時，相互溝通的困難該有多大；不過，如果他們（把要說的話）費時費力 地寫出來，困難也就消除了，因為帝國範圍內文字是統一的。（杜赫德，2001: 215）

歸結起來就是以下兩個因素的結果：其一，漢語語音很難，不論要分辨語音記 下來，或是聽懂別人說的，或是說給別人聽懂都很不容易。其二，漢語方言很 多，一一學習並不可能，可文字是統一的。故為了便利性著想，他們偏重於寫 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