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官話記音資料的聲調記錄比較

譚慧穎(2007)用了七份注音資料來分析，其使用之資料包括利瑪竇的《西 字奇蹟》、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迪亞茲的《漢字卡斯蒂利亞釋義詞彙手冊》、

衛匡國的《中國文法》、卜彌格的《大秦景教碑》注釋文、何大化(Antonius de Gouvea , 1592-1677)的注音及萬濟國的《華語官話語法》。

《西字奇蹟》與《華語官話語法》其書及作者介紹可參本文第一章之討論。

金尼閣是法國耶穌會士、比利時人，天啟五年(1625)在中國學者王徵、呂維祺、

韓雲的協助下，撰寫了分析漢語語音的《西儒耳目資》，於天啟六年(1626)出版。

該書共分三卷：一為〈譯引首譜〉，講解拼音基本原理，為全書之綱領；二為

〈列音韻譜〉，按照拉丁字母順序排列漢字便於以音查字；三為〈列邊正譜〉，

按照漢字的部首筆劃排列漢字，並標注拉丁拼音，用以以字查音。書中首先列 出的「萬國音韻活圖」，為包含七圈的同心圓，最外圈是代表語音的漢字，中

間五圈分別依次排列 29 個拉丁字母，最內圈則是五種聲調。所謂「活圖」是指 內六圈可以轉動，當轉動時，每一豎欄就會出現不同的字母組合，將這些字母 組合相互拼讀，則產生各種音節。金尼閣還列出一張「中原音韻活圖」，用來 推算漢語的各種音節。外圈為 50 個字母（即韻母），內圈為 20 個字父（即聲 母）；最裡面則是五聲。在此基礎上，金尼閣通過排列組合得出「音韻經緯總 局」和「音韻經緯全域」。「總局」縱行為 15 個同鳴字父（即母音），橫行為 50 個自鳴字母（即輔音），縱橫相拼共得出 750 種讀音組合。「全域」則將漢 字讀音進一步細化，同鳴字父增加至 20 個，區分了清輔音和濁輔音，同時加上 了五種聲調變化，這樣一來，在「全域」中共產生 5580 種音節。

迪亞茲為道明會士，於 1640 年編《漢字卡斯蒂利亞釋義詞彙手冊》⁷³（董 海櫻，2005: 35）。衛匡國在《中國文法》首章論述語音，主體是一張字表，列 出三百多個字，實際上是一張音節表。字表上每個字都標有注音，用拉丁語釋 義，按照字母順序排列。字表一開頭說，漢語的音節不超過 318 個，可是序號 卻排到第 320，或許應該剔除第 102 個有音無字的 hun，以及第 293 字「物」（與 第 299 字重複），那麼總數就恰如衛匡國所說，這些純音節配上五個聲調，足 以構成 1179 個音節。對於無聲調的 318 個漢字音節，衛氏對應迪亞茲書中的相 應音節注了音（譚慧穎，2007: 108），而觀察迪亞茲的注音系統，與金尼閣的 很類似，僅有一些個別字的聲調與金尼閣不一樣，如「來」字，迪亞茲注音為 lái，金尼閣注為 lâi。

衛匡國為義大利籍的耶穌會士，《中國文法》是一本以拉丁文撰寫的漢語語 法書，成書於 1653 年，長期以來只以手稿形式流傳。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 以義大利語翻譯出版了《衛匡國全集》(Martino Martini S.J. Opera Omnia)，將

《中國文法》收於第二卷，《中國文法》僅三章，首章談語音，後兩章論語法。

73 Francisco Diaz, Vocabulario de letra China con la explicacion castellana hecho congran propriedad y abvndancia de palabras, 1640. See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a L’Empire Chinois, Paris: Guilmoto, 1904, vol. Ⅲ, p.1634.

（轉引自董海櫻，2005: 35 註 5）

書中舉例不多，表達精練，描述簡約，全稿像是一份大綱，點到了很多大的方 面，而細微的探索還未展開。

卜彌格為波蘭籍耶穌會士，1645 年來華，1651 年受南明皇室之托出使羅馬，

遭遇阻礙，到 1655 年才又返華，在此期間與基歇爾見面，並為《大秦景教碑》

全文注音⁷⁴。在對碑文注音時，他的作法是將碑文的中文全文從左到右一共分 為 29 行，每一行從上到下按字的順序標出序號，每行中有 45 到 60 個不等的漢 字，碑文全部共有 1561 個漢字。這樣碑文中的所有中文字就全部有了行數和編 號⁷⁵。在完成這些分行和編號以後，卜彌格用三種方法對景教碑文做了研究。

其一是對碑文逐字注音；其二是對碑文逐字釋義；其三是對碑文作的內容解釋。

而何大化是葡萄牙籍耶穌會士，1671 年他在廣州刊布昭雪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的文件，全文十二份資料，一共八十多頁，以 漢語和拉丁語對照，文件的漢字部份附有注音。

綜合七份資料來看聲調記錄，有幾點特別值得討論：第一是關於同一個字 被標了好幾個不同的調號是什麼原因。這現象對比各資料並不少見，如迪亞茲 與金尼閣同字不一致的調號標注共有 17 個音；衛匡國的標音中也有一些個別字 的調類不固定，有兩種或多種標法；卜彌格注音更是一個字常有多種調類。至 於《西字奇蹟》和《華語官話語法》同字的不同標音可參前文 2.3.2。底下筆者 分成兩種情況討論，一種是不同注音資料的同字不同調；一種是同一份注音資 料的同字不同調。

關於不同注音資料的同字不同調的情況，譚慧穎(2007: 136-137)主張迪亞 茲與金尼閣不一致的 17 個調號標注中，其中 10 個迪氏的調號與白佐良注的現 代漢語拼音相同，而白氏所編之《衛匡國全集》裡所加註的漢語拼音這一欄就 在迪亞茲注音前，故她認為是編輯排版時受到漢語拼音影響所致，也有可能是

74 張西平(2009: 94-95)另提出其他幾份卜彌格與南明王朝的文獻，包括：〈王太后致耶穌會總會 長書〉、〈龐天壽上羅馬教宗書〉、〈龐天壽上耶穌會長書〉亦逐字都注有羅馬拼音。

75 參附錄二圖五、六之《大秦景教碑》碑文與注釋文書影。

迪氏編書時根據當地官話發音對某些字的調類所作的調整。而《西字奇蹟》和

《華語官話語法》同字的不同聲調標音統計有 12 個，第一聲有 3 個，第二聲有 4 個，第三聲有 1 個，第四聲有 3 個，第五聲有 1 個。因為《西字奇蹟》和《華 語官話語法》的標音不涉及到現代漢語拼音的問題，故譚氏的第一假設不列入 考慮，至於《華語官話語法》是否編書時曾根據當地官話發音對某些字的調類 做了調整，不能排除這種可能，但筆者更傾向這是由於中國字有同一字因詞類 不同而發音相異的現象，詳見 2.3.2 之討論。

至於同一份注音資料的同字不同調，如衛匡國的標音中有一些字的調類有 兩種或多種標法，如「二」有上聲和濁平兩種調號；「花」有清平、去聲和入聲 三種調號；「們」在「人們」與「我們」時所標的調號也不同。譚氏認為衛匡國 這些調類的不一致應與連讀變調有關。此外，卜彌格記音一個字也常有多種調 類，譚(2007: 120)認為卜彌格是與一位中國信徒同去歐洲的，在為碑文注音時，

應該是由中國人讀，卜氏記錄，有些字在閱讀時會因前後文產生變調，由於卜 氏是如實記錄他聽到的調值，自然會出現一字多調的情形。雖然《西字奇蹟》

和《華語官話語法》也有此情況，但數目不多，《西字奇蹟》只有兩個，且其中 的「三」還是屬於沒標調號的情況；《華語官話語法》只有三個，且除了「兩」

的狀況以外，亦都可以上述中國字有同字因詞類不同發音相異的現象來解釋。

第二點值得討論的是關於標調的位置。如衛匡國注音的聲調位置較不固定，

雖然都標在韻的上方，標於哪個韻母卻不一定；卜彌格注音的聲調位置比較固 定，通常標在尾音上，也就是音節的最後一個字母，不論它是元音還是輔音，

只有極少數以 en、ey、am、em 結尾的字，聲調標在倒數第二個字母（元音）

上，如「皇」hoâm、「渾」hoém。這個問題筆者於後文之 4.1.3 將以《西字奇蹟》、

《西儒耳目資》、《大秦景教碑》注釋文與《華語官話語法》四份資料來詳細分 析。簡言之，關於標示聲調的位置，可從兩方面觀察：一則是它出現的位置是 否有規律抑或只是隨機性的；另外就是出現的位置僅是固定而已或者有更深入

的思考。以這個角度來看，和上述四份資料相較，衛匡國的聲調標示系統比較 不成熟。

第三個討論點是無聲調符號的情況。如衛匡國聲調符號常有省略，如「話」、

「瓜」，譚(2007: 115)認為衛氏寫作時並沒有每個字查察字典，常憑記憶大致標 音，對於不能肯定的細微發音便省略了事。何大化的注音中也偶有省略聲調的 情況，但由於無法見到原文⁷⁶，因而省略的原因尚不可知。而《華語官話語法》

裡的每個標音處都有聲調符號，可是在《西字奇蹟》中，可以發現也有好幾個 字是沒有標註任何符號的，其原因仍有待研究，詳見前文 2.3.3 之討論。

譚(2007: 139-141)將《詞彙手冊》、《中國文法》、《大秦景教碑》注釋文、

昭雪湯若望的文件、《西儒耳目資》與《西字奇蹟》、《華語官話語法》對比分析 後，把七種注音分為兩個系列，她稱之為金氏系統和利氏系統，所謂金氏系統 包括金尼閣、迪亞茲、萬濟國的注音；而利氏系統則為利瑪竇、衛匡國、卜彌 格與何大化的注音。她將其分成兩類的依據是前者為一音標一種調號，後者為 一音標多種調號，且認為金尼閣注音可以一音標一調號是由於他的語言天份及 有中國合作者的協助，她主張一音標一調號比較符合中國人的語感，但並不是 外籍學習者自己可以辦到的，故極可能參考已有的資料，所以推測迪亞茲、萬 濟國都參考過《西儒耳目資》。

譚進一步提出，利瑪竇、金尼閣、衛匡國、卜彌格和何大化都是耶穌會士，

而迪亞茲與萬濟國屬於道明會。多數耶穌會士選用利氏注音，而道明會士卻選 用金氏注音，這是由於他們很重視編撰教科書，故從中選擇比較高級的字典來 參考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