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四節 公與私的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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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Miller(2011)在研究 Trinidad 人使用 Facebook 的觀察中,社群網站可能 被使用者視為自己的超級好友,當我們孤獨離群時,無人說話時,在天亮之前的 黎明和夜不能寐的黑夜,社群網站卻永遠像我們敞開懷抱。Turkle(2011/洪世民 譯,2017)提到手機同樣像是 24 小時陪伴在我們身邊的密友,並且是不讓人產 生心理負擔的機器人密友。
與此同時,這種書寫的實踐過程還是私密的,不是進行塗鴉或大字報式的書 寫,不會在當下的物理空間留下痕跡或是發出聲響,雖然很可能關涉個人對當下 所見所聞的感受(甚至有可能是對陌生人的觀察)。書寫本身就是一個靜默的過 程,最初的手機鍵盤尚會發出機械的聲響,今天的手機輸入方式則是完全安靜的。
人們低頭喚起手機,打開軟體,在界面上書寫,開啟獨處和靜思,這件事或許無 法或無意向周圍的同伴或陌生人分享,而是先想像虛擬的閱聽人,進行自我記錄,
事後就算在線上得到反饋,也相對滯後。
以中國的情形來看,物理上的公共空間基本覆蓋了家戶之外的所有地點,而 從公共空間的概念出現以來,就被視為是為集體所有,公共空間的書寫服務於集 體的表達,甚至於亞文化在公共空間的表達也被視為群體性的抵抗行為。當人們 在公共空間進行個人表達的行為,對他人而言就是一種打擾,這在早年的手機研 究中幾乎都被提及,關於手機鈴聲和通話被視為一種打擾(Ling, 2004;Levinson, 2004)。手機微型的界面提高了私密性,讓書寫過程較大程度免於被他人直接觀 看的尷尬和危險,讓使用者獲得了安全感,從表達的壓力中解放出來,「微信」
之「微」也在於其試圖減低存在感。而這種對個人情緒直接流露和解放的強調一 方面蘊藏著使用者豐富的能動性,另一方面也遮蔽和淡化了權力關係和社會互動 的客觀性,接下來的文獻將指向這一問題。
第四節 公與私的權衡
經由手機,書寫這一活動一方面從私人的桌面轉移到更廣泛也是更公共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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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場景,成為人們在線下公共空間中開闢的小房間,另一方面人們開始進行即時 性書寫的平台又多數是與網際網路相連的社群媒體,書寫的終端通向了更公開的 線上空間,被更多人閱讀,甚至與預期之外的閱聽人相逢。書寫活動在線下公共 空間意味著靜默地進行個人活動,但其發出的聲響終究在虛擬世界引人關注,人 們仿佛剛走進一個小房間,就發現這個小房間的另一扇門正對外敞開,這兩種關 係的對立意味著什麼?使用者又如何看待和調整自己的實踐方式?
一、公共空間與個人
在現代西方社會,社會生活的組織架構最重要的實質性和象徵性的劃分是公 共與私人領域的區隔,前者在空間上指代社區生活,後者指代的則是個人和家庭 範疇(du Gay, Hall, Janes & Mackay, 1997/霍煒譯,2003)。關於技術物如何改變 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的討論最早是從家戶內的媒體使用開始,人們在家戶內收聽 廣播或是觀看電視,從而將公共形式和資訊帶入居家空間裡,獲得來自社會的安 全感,另一方面也將公共阻隔在私人空間之外(Silverstone, 1999/陳玉箴譯,2003;
Williams, 1974)。
上世紀 80 年代,索尼隨身聽推出之後,原先私人空間內隱藏公共信息的狀 態出現了新情境,個人能夠帶著其私人的享樂空間進入了公共空間。而當時對隨 身聽消極的社會文化影響警報也立刻出現,批評的焦點正是認為隨身聽讓個人得 以隨時隨地「關掉」外部世界,這將導致個人更內向、自私和更加不能容忍其他 人,將社會拒之「身」外,極端的個性化導致公共空間的架構被破壞(du Gay, Hall, Janes & Mackay,1997/霍煒譯,2003)。
不過,du Gay et al(1997/霍煒譯,2003)認為理解隨身聽及對它的批評應從 具體的社會脈絡出發,人們將隨身聽和個人化關聯起來是二十年以來保守黨執政,
其政策及導致的文化價值觀改變,讓企業的經營模式趨向服務於私人的消費而非 集體,鼓勵大眾發展個人慾望並滿足其個性化、私人化的需求。而索尼公司提出 隨身聽的意義和使用者具體的實踐方式相關,將使用者分為「逃避」型和「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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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後者認為隨時聽是增強他們與外界關係的一種積極的、創造性的習慣。香港 學者周蕾(1995)撰寫〈另類聆聽 迷你音樂——關於革命的另一個問題〉一文,
從香港在地社會出發,認為隨身聽帶來了一場「聆聽革命」。她認為在一個公開 收聽被視為唯一可接受的收聽方式的社會裡,隨聲聽的使用具有明顯的政治意涵,
讓使用者在公共場合「不去聽那些宣傳歷史的喇叭」,獲得裝聾作啞的自由。一 方面設備的微型讓隨身聽躲避他人,更響亮地去聽,帶來了某種自由,提供了一 個容納自我、生產自我的空間,另一方面因其人工性又讓使用者意識到集體的無 所不在,這種製造自我的方式又來自於一種集體的生產方式。
而隨身聽的使用逐漸日常化之後,以往對隨身聽的恐慌又轉移到了網際網路 和手機這類更新的技術產品上。手機最開始進入公共空間的方式比隨身聽更具干 擾性,不論是突然響起的鈴聲,還是人們和電話另一頭的人進行對話。當手機被 視為隨身聽的類同項,人們在公共空間使用手機,被視為將公共空間轉變為個人 的私人空間(Bull,2007)。
不過這也取決於人們從何種角度看待手機的使用,當比較對象是電腦時,美 國評論家 Levinson(2004)則認為電腦通常需要在室內使用,手機反而將人們從 家戶、辦公室解放出來,進入了廣大的、真實的外界世界(the big, real world outside),而非阻隔,增加了個人參與到公共空間的幾率。
手機相較於隨身聽,交互性更強,尤其是今天的智慧型手機和網際網路、地 點之間都有著強烈連結。Meyrowitz(2003); Sheller, Urry(2003)和 de Souza e Silva(2006)等學者認為以往涇渭分明的劃分方式早已無法說明空間複雜的狀態,
對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物理空間和虛擬空間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歷史爬梳和思考。
Meyrowitz(2003)從早年情境理論的適用性出發,認為電子媒介讓模糊了公 共和私人的界限,通過電子媒介混合出現的情況可能與任何先前的定義都不匹配,
例如,當一位高管在商務會議中接聽私人電話時,可能會同時違反兩套規則,她 的說話風格對於商務會議來說是過於個人化的,同時對於親密的友人或愛人而言 又太過冷淡,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邊界開始互相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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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er & Urry(2003)認為以往的文獻大多以靜態(static)的方式來思考空 間,提出「流動性的社會學」(a sociology of mobilities)來更好的理解公共和私 人生活界限明顯消融的情形,強調了移動(mobile)和混雜(hybrid)發生在人與 物、公共與私人、物理的和信息的多重關係之間。de Souza e Silva(2006)認為 手機是被帶出家門的「連結」的空間,讓我們生活在一個混雜空間(hybrid spaces)
下,這一概念形容的是使用者在移動過程中使用手機,物理空間和數位空間交織 在一起,改變了使用者對日常空間的體驗,創造出新的都市空間。
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的關係是在相對之中建立起來的,城市公共空間被視為 理性對話和民主發展的空間之關鍵在於空間的歸屬是社群(Habermas, 1992;
Jordan, 1998;轉引自 Sheller & Urry, 2003),而新興的社會問題在於「私人」的 進程在侵蝕「公眾」的位置,公共機構的所有權在普遍地讓渡給私人公司。從新 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物理上的公共空間已經大部分被私有化,常常由全球金融 機構和跨國公司控制,公共的區域被出售給公司,品牌化並摧毀了曾經和公民身 份相關的權益。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邊界模糊的關鍵問題反而在於公民社會與 國家和市場之間的關係,經濟商品化和國家官僚化的系統邏輯對日常生活世界
(包含通訊領域)的殖民化,威脅到空間的使用(Sheller & Urry, 2003)。因此,
Sheller & Urry(2003)認為所謂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的混合併不會自動意味著政 治的衰落或民主的崩潰,可能反而指向潛在民主化的動態擴散。
根據上文,現代西方社會是以公共和私人領域的劃分作為基本架構展開,在 私有制的經濟基礎上,公共空間的理想狀態應當是作為公民對話辯論的場域存在,
從而連接公民社會和國家。然而公共和私人的關係在中國的歷史意涵卻有所不同,
在周蕾(1995)對隨身聽的分析中,人們使用隨聲聽視為對集體聲音的一種抗拒,
對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反抗,也就是說,對公共空間的排斥是個人有意識地進行的 行為和實踐。而當代中國是在和資本主義價值觀的對峙中建立起來的,所有空間 都是由集體共同建造並共同擁有,集體囊括所有個人,私有財產和個人取向的價 值選擇則被視為不正當的。Miller(2016)在研究中國工廠農民工(由農村或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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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發達地區流向經濟較發達地區工作的藍領階層)的手機使用時發現,工人居住 的宿舍空間時常不關門,被研究者大多對隱私毫無概念,個人只有需要隱藏負面 事件時才需要私人空間,手機是大部分人對私人空間的初次體驗。受限於居住空 間的狹小,在 90 年代之前個人想要享有物理上的私人空間也幾乎不可能。對個 人價值追求和私有物的合理化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才逐漸被默許,並且在城市和沿
不發達地區流向經濟較發達地區工作的藍領階層)的手機使用時發現,工人居住 的宿舍空間時常不關門,被研究者大多對隱私毫無概念,個人只有需要隱藏負面 事件時才需要私人空間,手機是大部分人對私人空間的初次體驗。受限於居住空 間的狹小,在 90 年代之前個人想要享有物理上的私人空間也幾乎不可能。對個 人價值追求和私有物的合理化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才逐漸被默許,並且在城市和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