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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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他們得以自青少年階段便在實際情境中操演線上的數位書寫，在即時性書寫 出現後更是主要的先行者。5因此本研究試圖以出生於 1990 年後，深受數位科技 滲透的年輕世代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發生在社群媒體上的個人書寫行為和傳統 的紙本日記有何區別和關聯。
第二節 問題意識
在微信出現之前，不論是在中國還是世界範圍內，即時性通訊軟體就已經存 在，人們認為即時性強調的是資訊流通的速度和物理距離的縮減。但只能在手機 上使用的微信一方面延續了此前即時性的意涵，另一方面宣稱「微信，是一個生 活方式」，開啟了中國手機時代的即時性文化，讓線上與線下的連結變得更為緊 密。6
實際上，手機這一輕巧便攜的技術媒介善於以最寂靜的方式融入日常生活中，
並逐漸佔據合法位置。相比於使用電腦，人們以更頻繁和隨意的形式使用手機，
大多情境下手機的短暫插入也被視為情理之中。本研究認為，以手機這一行動科 技作為參照，即時性實踐在此前和之後發生了質上的變化，開始與日常生活有了 更緊密的接合。
Hjorth（2006）曾提到在十年前的第一世界國家脈絡裡，有兩種對手機使用 的解讀方式，第一類是哀悼公共空間的消亡的浪蕩子（flaneur），他們認為手機將 破壞公共空間，第二類則是恰恰相反，視一刻不停地盯著手機的使用者為先驅
（phoneur，Robert Luke 引自 Morley 2003 年的說法）。隨著智慧型手機和行動網 際網路的普及，第一類解讀依然時常出現在各類媒體和研究中，但第二類解讀已
5 CNNIC（2011 年 3 月）〈2010 年中國網民社交網站應用研究報告〉顯示，手機社交網站使用 者中，年齡在 30 歲以下的人群佔 81.4%；CNNIC（2012 年 12 月）〈2012 年中國網民社交網站 應用研究報告〉顯示，19 歲以下用戶和 20-29 歲使用者中超過八成會利用手機發佈個人狀態，
約六成會發佈日誌，發佈內容的意願均高於 30 歲以上的使用者。
6 微信主打口號，取自https://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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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中國東部都市隨處可見的街景。de Seta & Proksell（2017）對北京在地居民
（包括來京就學的大學生）以即時性書寫的形式參與公共空間的現象進行了研究。
他們發現在中國政府為重大儀式舉辦而對街景進行改造，並試圖在傳統媒體中營 造有序狀態的同時，在地居民通過「微觀媒體」微信朋友圈上的實踐，以個性化 的角度拍攝圖片，對街景進行詮釋，積極地進行抵抗性的解讀。從公共空間消亡 論到抵抗性的互動論，可見在不同的時空背景和文化脈絡下，使用者實踐的意義 將截然不同。
微信的出現及其快速發展與中國網際網路高度偏向智慧型手機的趨勢有密 切關聯，微信朋友圈的發跡和變遷見證了即時性書寫在中國從想象到納入日常生 活的脈絡，從技術可能性到普遍現狀。當「等一下，我發個朋友圈」這句話本身 逐漸消失，使用者更加自然和內化地尋找契機，進行書寫，實踐過程本身就此隱 匿於日常生活中。當年輕世代被勸諫離開手機，離開朋友圈，回歸真實世界時，
即時性書寫羽翼漸豐，無法被隨意關上的時刻已經來臨。在習慣以手機進行即興 書寫之後，當手機沒電或是功能障礙時，我立刻就能感受到自己的焦慮。這讓我 開始反思，若我從未開啟微信朋友圈的使用，對該功能毫不知情，可能也並不會 意識到自己有如此多想要「書寫」的內容，而我又為何要寫呢。
人們總是在具體的情境脈絡下接近和熟悉一種媒介，並在社會互動中實踐。
如同其他的實踐活動，這一過程不僅存在社會結構和個人能動性的對峙，同時也 在兩者持續性的交互中被形塑，發展和變化。在人人都在滑手機和人人都在使用 社群媒體的集體場景下，本研究主張從人們的具體使用過程中理解實踐的多樣性 和社會文化意義的產出，而本研究將以微信作為中國年輕世代活動的主要觀察場 域，提出問題意識：在隨時隨地都能書寫的日常脈絡中，年輕世代會為何書寫？
具體又是如何實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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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所提出的即時性書寫強調這一活動在時空上較以往更加靈活，從而也 讓個人書寫的情境變得更為複雜，也更重要，並且隨著人們使用社群媒體的狀況 日趨多樣，針對單一平台進行的研究已無法呈現使用者靈活的樣貌，因此本研究 將以手機成為一個探看使用者實踐方式的綜合性媒體，對手機與社群平台緊密相 連的媒介體系進行研究。
文獻回顧主要分為四節，第一節主要回顧個人書寫的歷史及這一實踐與主體 性的聯結，並且這種聯結在實踐過程中形成，而非個人和文本之間具有天然連接。
第二節介紹具體的研究背景，說明中國網際網路在東部都市由手機主導的現狀，
新世代使用者形成長時間連接網路的使用習慣。第三節從手機的技術特性出發，
再以實踐取徑回到使用者的具體脈絡中提出本研究的關懷。第四節則從即時性書 寫公私並存的狀態中討論使用者實踐方式的矛盾和變化，社群媒體的使用因此由 單一轉向復合。
第一節 個人書寫的變遷
個人化書寫的合法性是在歐美歷史發展中被逐步確立的，書寫和主體性之間 被賦予了某種關聯，但這種關聯又是通過反思書寫的過程得以發現和證實。
一、書寫與主體性
幾乎是從書寫開始，人類有了歷史，事實得以被相對精確地記錄下來（吳筱 玫，2008）。但書寫不是單純記錄現實世界和所思所想的工具，也應被理解為熔 鑄於社會結構中的傳播技術，紙莎草紙與古埃及帝國的興衰有著密切的關聯，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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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術則是推動宗教改革的一個重要因素，書寫記錄方式變遷的意義不只是見證人 類文明，也成為歷史發展趨勢的助推器（Innis, 1951 /何道寬譯，2003；Van Loon, 2007）。
書寫最初的目的在於資訊記錄，結束口語時代「口說無憑」的狀態，但受限 於物質條件和政治文化，以個人為中心展開的書寫活動在相當長的時期並不受重 視。而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及都市化興起，人們從以往生活的牢固社群進入更流 動鬆散的狀態，開始更多關注自身作為個體如何存在。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試圖 為個人化的書寫正名，肯定書寫是個人情感的自然流動，個人主義便發源於浪漫 主義之中，個人主體性的價值開始被普遍認可。
而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個人化的書寫行為在歐美學者的研究中被認為和主體 意識的形成及特定心理結構的出現有密切關聯。這些研究大多以考掘、反省歷史 為出發點，賦予書寫新的意義。自七十年代開始，拉崗（Jacques Lacan）、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布魯姆（Harold Bloom）等學者提出書寫不是單純記錄口語 所述，有其獨特的物質性，希望擺脫歐洲傳統將口語置於文字之上的局面。他們 認為，每一次書寫都是重新思考和敘述，寫作過程不是以透明的語言工具承載我 們已有的思考，而是以實體的語言，建構、框架個人的認知，以此確立書寫的地 位。英語文學教授 Ong（2013，初版 1982）在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一書中梳理了從口語到書寫思維方式的不同，提出閱讀和寫作突出了
個人的心理活動，個體開始擁有私人的空間，從而逐漸脫離口述所偏向的集體行 動。關注主體性的 Foucault（1982；1983b）則追溯自古希臘，將書寫視為自我技 術中的重要部分，強調書寫在道德主體建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他認為柏拉圖時 代流行隨身攜帶「個人筆記本」（hupomnemata），用來記錄個人隨想或管理事務
（Foucault, 1983a, pp. 175），捕捉所說所聞，進行自我修養，培養政治上具有獨 立思考能力的公民意識，但這一現象僅流行於中上階層。到了十七世紀，東西方 皆開始出現較普遍的日記習慣，不少記錄性質的個人書寫被保留下來，恰好又與 個體意識覺醒的啟蒙時代同步（Knights, 2001；解亞珠，2016）。並且隨著美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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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十年代向全球，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輸出書寫本位意識形態，提升全球 勞工識讀和書寫能力，個人的文字識讀能力在某種程度上被賦予了進步的意涵，
個人書寫的價值在這一系列研究脈絡中獲得肯認，成為個人主體性討論中的重要 因素（何春蕤，1990）。
不過在中國古代，個人書寫空間一直未受到明確的認可，書寫亦不被看做和 個人意識的覺醒有所關聯，更多和家國抱負相關。在中國古代，摻雜個人經歷和 感受的書寫散見於各個時代的文學作品，但作為一個獨立品類出現是從宋代開始。
北宋時期的日記作者多是當代文臣，內容緊扣政治時局，甚至被歷史學者作為對 照史實的材料，南宋時期日記的創作才逐漸脫離政事有了更多個人化的寫作，例 如范成大的旅行遊記。至晚清，日記著者和作品繁多，保存狀況也較好，為學界 關注最多，才開始出現相對多元和私人化的題材（解亞珠，2016）。
中國古代文論有「詩言志」和「詩緣情」兩大創作傳統，前者強調個人創作 以政治抱負為目的，後者則以情感面向為正當性，不過前者一向更為大宗且為正 統認可，但個人情感在創作中的重要價值依然不可小覷。比較文學學者王德威
（2010）在梳理中國文學抒情傳統時採納了 Taylor 將情感視為發動現代主體意
（2010）在梳理中國文學抒情傳統時採納了 Taylor 將情感視為發動現代主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