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從研究問題到最熟知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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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從研究問題到最熟知的材料
一、 研究問題
在文獻回顧的部分，我主要參考了來自人類學、社會學、媒介和文化研究三 大塊的內容，但不得不考慮的問題則是它們之間的不同。Gray（2003/徐夢芸譯，
2008）認為社會學強調研究的代表性和概括性，體現在研究方法上則表現為覆蓋 的廣度，人類學則強調深入和持續觀察研究對象或社群，從而對結構有所把握，
在研究方法上通常由研究者本人在田野中像流動的攝像機一般工作。
文化研究的最終目標則在於理解社會文化的「意義產製」，探討與社會建構 以及文化認同相關的意義如何生成。這些關於認同與主體性以及生活文化之間關 係的本質性問題，則主要出現在對於詮釋、消費以及使用「文本」的理解上。因 此方法的重要性也就在於能夠幫助研究者理解文化是如何被創造出來，並透過日 常生活來理解文化，聆聽人們究竟說了什麼則成為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Gray, 2003/徐夢芸譯，2008）。
英國媒體和文化研究的傳統在於對使用者的關懷，無論這種使用方式多大程 度出自使用者主觀能動性，或是社會形塑力量影響，核心在於不要「小看」而簡 化使用者。Williams（1958）曾提到當時文化批評家們時常以「大眾」稱呼和概 括所有閱聽人，為了指出這種看法的盲點，他舉例不妨設想自己和周遭親友也是
「大眾」的一員，是否能夠同意這些草率的評價。Couldry（2004）提出以往的批 判媒體研究取徑都忽視了實踐的複雜性，無法理解媒介究竟如何影響社會。個人 因各式各樣的原因，受隨時隨地情境的影響，進行不同的媒介實踐，實踐取徑試 圖看到過往研究中忽視、看不到及理所當然化的東西，尤其是媒介研究本身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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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似乎在在漸漸變老，不再是年輕世代獨享的空間（Miller，2013）。本研究以中 國目前影響力最大的社群媒體微信為例，根據 2014 年的統計數據，微信的絕大39 資料來源：〈2018 年微信報告〉，取自 https://support.weixin.qq.com/cgi-bin/mmsupport-bin/getopendays
40 資料來源：〈極光大數據 ：2019 年社交網絡行業研究報告〉，取自 https://www.jiguang.cn/reports/381?isH5=1
41 同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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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取徑
1、線上線下
貼近使用者具體實踐的研究最常採用的研究方法有民族誌，日記法，深度訪 談等，其中尤以民族誌法最為突出，十分強調實際情境和在地脈絡的重要性，認 為線上與線下是相互牽連，認為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回答媒介實踐的影響究竟是 什麼。例如 UCL 人類學研究團隊在中國工廠的田野中發現，工人通常居住在集 體宿舍，宿舍通常也不能上鎖，手機可能是大部分中國工人日常生活中唯一的私 人空間，甚至是他們對私人空間的初次體驗，特定的生活形式和個人的生命經驗 讓手機使用有了特殊的意義。而傳統的電視閱聽人民族誌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證實媒介實踐之多樣性和情境的密切關聯。
所謂虛擬世界和現實空間的關係是複雜的和值得探討的，同時關注兩方面是 研究者在承認物質基礎的同時，又能夠跳脫經濟決定論、科技決定論等觀點的關 鍵。人們的媒介實踐既有可能和現實身份的行為方式保持一致，也有可能截然不 同，甚至不斷發生變換；既有可能引發現實生活的改變，例如常見的新媒體故事 中的素人透過網路成為名人，提升其社會地位，也可能並沒有改變其現實狀況。
對於任何一個使用者而言，所謂虛擬世界和現實空間總是關聯著的，研究者參照 兩者則是為了更好地反思技術、社會和個人的關係。
與此同時，將線上和線下、虛擬和現實分為兩端的做法不應成為研究中的框 限。此前已有不少學者對此進行過反思，研究者希望視之為操作上和討論上的便 捷，線上和線下的實踐同屬於一個共同的世界，數位技術也是廣大世界的一部分
（Couldry, 2012/何道寬，2014；Pink et al, 2016；Miller, 2012/王心遠譯，2014）。
2、研究者身份
如今不論是人類學、社會學還是文化研究的學者們都已經注意到研究者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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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並對此提出反思。研究者在搜集材料過程中不容忽視的在場位置和最終 研究書寫的過程產物都不可避免有著立場。本研究也並非認為立場本身就是偏誤，
反而是回應問題意識所必不可少的關鍵。正如文化研究的經典研究常常涉及特定 階級、性別、種族，但不同研究者憑藉關懷的不同才得以在紛繁複雜的社會文本 中站定自己的位置。
承襲英國文化研究的女性主義學者 McRobbie 從自己的身份出發，對民族誌 鼻祖 Willis 的作品 Learning to Labor 提出反思，認為其在研究中完全不談及性別 問題，而將工人階級子女的問題完全聚焦在了男孩身上，並由此展開她對於少女 們的研究，讓女性的實踐也被看到和重視（McRobbie, 1990/張岩冰，2011）。而 我對該研究議題的關注也來自於對這一實踐方式的親近感，對於媒體及學術界對 當下使用者採取粗暴態度有所不滿，認為大部分中國學者都將使用者放在被動或 深陷其中的成癮者來看待，才為研究的放大鏡找到了關注的角度。
Gold（1958）將觀察者的身份分為「完全的參與者」、「作為觀察者的參與者」、
「作為參與者的觀察者」和「完全的觀察者」，但他認為應遵從連續的思路來辯 證看待四個身份的流動關係及新變體的出現（轉引自陳向明，2002，頁 85）。文 化研究中，如上所述，身份是一個複雜的問題。Gray（2003/徐夢芸譯，2008，頁 28）認為文化研究者所感興趣的當代文化，或多或少已經是我們身處其中的文化，
就某種程度而言，我們已經是自己文化的參與觀察者。
我在本研究中將作為「作為觀察者的參與者」，在最初就向研究對象坦誠研 究身份。同為年親族群，我和研究對象大都年齡相仿，在此前作為參與者，更有 著長期的使用經驗，另外在研究中也不排除時刻透過原有的社交圈不動聲色地繼 續觀察更大範圍內使用者的實踐，從中獲得新的啟發和可分析的資料，對在當前 社會脈絡下科技、書寫與生活交織的實踐作出詮釋。
此外，行動社群媒體的使用有著很強的流動性，「隨時隨地」的實踐形態讓 媒介「介入」現實的情況更為複雜，使用地點的選擇受到使用者能動性和社會文 化影響，和日常生活中的其他實踐活動互相交錯嵌套，這讓研究地點無法拘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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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但跟隨使用者進行觀察又過分干擾對方的日常生活，難度較大。實踐轉向的 研究取徑主張從「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了解「日常生活」，將常規、慣例等 規律性的社會行為視為日常生活的具體呈現（Couldry，2012；王宜燕，2012）。
因此除了在訪談中注意了解研究對象生活的脈絡、過往書寫經歷和媒介使用狀況，
研究者也不避諱以關係密切的親友作為部分研究對象，從最熟知的材料入手，在 此基礎上再選取另一些使用方式和生活脈絡差異較大的對象進行研究。
三、研究對象
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為聚焦問題意識和提高取樣可行度，本研究將以「使 用頻率」和「職場年資」兩方面作為限定條件進行篩選，鎖定年輕世代中的高頻 使用者。
在「使用頻率」這個條件上，主要依循兩點。首先是本研究將以微信朋友圈 作為判斷「使用頻率」高低的標準。一方面，微信朋友圈是當前中國普及率和用 戶活躍度最高的社群媒體，集聚著最大比例和最廣泛類型的使用者。另一方面，
微信現實社交關係建立和維繫的主要渠道，我的微信好友共有 479 人，而在微博 和豆瓣上的好友數則分別為 19 人和 0 人，因此辨識其他社群媒體的使用頻率也 較為困難，但在研究中依然會詢問和討論使用者在其他社群媒體上的相關經驗，
更好地理解使用者的實踐方式。
其次為了發掘使用者和媒介技術之間發生的更多互動和潛在的衝突矛盾，本 研究選取近期「使用頻率」較高的使用者作為研究對象。具體而言，我選取征集 的研究對象需在 30 天內，超過 15 天有發佈原創文字內容至微信朋友圈（即不包 含轉發或音樂鏈接分享的內容），則被我視為近期「使用頻率」較高。這類使用 者在經驗上相對較豐富，更便於挖掘使用者在能動性上的可能，同時也能看到更 多社會規範介入個人使用的過程是否存在，如何發生。
而「職場年資」這個條件，主要考量到社會規範對使用者的影響。大部分 人通常在完成學業，步入職場之後，需面臨更複雜多樣的社交關係，在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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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好友」數量會大量增加，也將受到現實生活中多重的結構性權力壓制，成 為社群媒體由單一空間向復合空間轉變的重要契機。但若距離初入職場時間過 久，個人對於社會規範的介入過程很可能失去敏感性，人際關係逐步穩定，也 會因職場位階和社會地位的提升而不再處於被「管教」的範疇。故我將條件設 定為「步入職場 5 年內的使用者」，這一群體在年齡上大致落在 20-30 歲之間。
而以 2000 年代網際網路逐漸在東部地區出現普及來看，目前 20-30 歲的人群不 僅普遍具有較高媒介素養，還是與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使用相伴歷程最長的群 體。
由於中國東西部發展狀況差異較大，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將限定在行動通訊基 礎設施相對完備的中國東部都會區，並在該區域範圍內選定研究對象。2014 年
由於中國東西部發展狀況差異較大，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將限定在行動通訊基 礎設施相對完備的中國東部都會區，並在該區域範圍內選定研究對象。201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