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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檢閱及理論建構

第三節 個體因素對投票參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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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這些便民規定的選舉,投票率顯著較高。不過,也有其他研究發現這些措施 無助於投票率的提升。Franklin(2004)以先進民主國家為研究對象,發現過去四十 年有採用這些措施(主要是郵寄投票與提前投票)的國家投票率並沒有比較高。

Norris(2002)同時研究民主與非民主國家在採行這些措施後對投票率的影響,發 現代理投票與增加投票天數對投票率反而有負面影響,其他措施則沒有顯著影響。

上述的跨國比較凸顯出這些措施是否真能刺激投票率仍讓學界相當存疑。11 學者也證明投票年齡規定對投票率有顯著的影響,在投票年齡愈低的國家投 票率會愈低,符合理論預期(Blais 2000; Blais and Dobrzynska 1998)。Blais and Dobrzynska(1998)發現當選舉民主國家將合格投票年齡從 21 歲下降至 18 歲後,

投票率下降了約 5%左右。Franklin(2004)則發現大多民主國家因為降低投票年齡 的規定,投票率大約下降了 3%左右。在假日投票規定的部分,Franklin(1996)發 現假日投票的國家投票率比非假日投票的國家投票率顯著較高。在他後來對 31 個先進民主國家在 1960 至 1985 年的國會選舉投票情形也有相同的發現(Franklin, 2002)。針對合併選舉對投票率帶來的影響,Fornos, Power and Garand (2004)針對 拉丁美洲國家的國會選舉進行研究發現,當國會選舉與總統選舉同時舉行時,投 票率會上升約 5%。Jacobson(2000)比較美國國會選舉中的合併選舉與期中選舉發 現,與總統大選合併選舉時投票率顯著較高。黃紀與林長志(2012)對國內立委選 舉研究發現,與行政首長選舉併選的縣市其立委選舉投票率較沒有併選的縣市來 得高,與總統選舉合併選舉的立委選舉投票率也有顯著被提升的現象。

第三節 個體因素對投票參與的影響

在探討選民的投票參與時,應正視個體特徵對行為所造成的影響。由於各國 投票率的長期下降及偏低,不少學者透過調查研究資料對個體選民為甚麼不參與 投票進行分析。有學者認為選民之所以不去投票可以從四個面向去敘述原因:他

11 要在進行投票參與的跨國比較時納入測量便民投票措施,有很大的限制,主要原因是這方面 的資料蒐集不易。即使是先進民主國家,早期是否有提供相關措施的資訊也難以確定,新興民主 國家在這方面的資訊更是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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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無法去投、他們不願意去投、沒有人叫他們去投以及他們投了也沒意義(Blais 2007; Brady, Verba and Scholzman 1995)。

Blais(2007)進一步把上述四個面向結合過去學者們的相關研究,整理成四種 解釋個體選民是否參與投票的模型,包括:資源模型(resource model)、心理涉入 模型(psychological engagement model)、動員模型(mobilization model)及理性選擇 模型(rational choice model)。資源模型強調,投票參與雖然簡單,但是資源的多 寡影響選民是否有能力去投票。其中,有沒有時間去投票及收入高低是學者們常 用以衡量選民是否有足夠資源去投票的指標(Brady, Verba and Scholzman 1995) 。 Pattie and Johnston(2001)也強調擁有較多社會資源、公民知識或技巧(civic skills)

的選民,可能對政治較為練達,因此較可能積極參與政治,而這類選民大多都有 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心理涉入模型則認為選民對於 選舉活動的興趣,也會影響他們是否願意去投票(Verba, Scholzman and Brady 1995)。一般而言,對政治感興趣或對選舉較為關心的選民,有較高的動機與意 願去投票。Verba 等人(1995)認為選民的教育程度不僅會影響他們是否有能力解 讀複雜的政治資訊,也會因此影響他們對政治事務的興趣。他們認為教育程度較 低的選民較難理解複雜的政治資訊,對政治較不感興趣,因此投票能力與意願都 較低。動員模型從選民是否被動員來解釋他們的投票參與,學者認為選民會不會 去投票很大的差異在於他們是否有被動員。學者們認為被朋友、家人、鄰居、同 事及其他人動員的選民有較高可能性去投票,尤其是與政黨或候選人有所接觸的 選民去投票的機率明顯較高(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理性選擇模型則認為 選民是否去投票是計算投票成本與效益後的決定。由於投票都需要付出一些資源,

如果選民發現所投的票效益不大(例如:對選舉結果沒有影響),那他們就很有 可能不會去投(Aldrich 1993; Downs 1957)。

實證研究中,學者們發現男性、高教育程度、高收入、年齡較高、流動性低、

已婚、政治興趣較高、政治涉入較高的民眾,具有相對較高的機率參與投票 (Campbell et al. 1960; Huang and Shields 1994; Wolfinger and Rosenstone 1980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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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學變數中,Wolfinger and Rosenstone(1980)與 Blais(2000)的研究結果都指出,

年齡與教育程度是影響選民是否參與投票的最主要因素。Leighley and

Nagler(1992)以美國選民為研究對象發現,女性選民的投票參與愈來愈高,與男 性選民沒有太大差異,年齡愈高的選民也愈傾向去投票。Rolfe(2012)認為教育程 度較高的選民比較傾向去投票是因為他們的社會網絡較寬廣,而不是因為他們對 投票的認知更高。在心理涉入的部分,學者們也證實選民的投票參與與他們的政 治興趣、政治效能及政黨認同有關(Abramson and Aldrich 1982; Campbell et al.

1960; Teixeira 1987)。他們認為,民主國家的投票率之所以會下降,可能與選民 對政治逐漸失去熱誠以及對政黨認同的衰退有關(Abramson and Aldrich 1982;

Teixeira 1987)。

由於近年個體調查研究資料的方便取得,國內也有不少以個體選民的投票參 與為主題的研究成果(Huang, Wang and Lin 2013; Tsai 2001; 吳俊德與陳永福 2005;黃桃芳 2005;楊百岳 2013;楊孟麗 2003;蕭怡靖 2009)。Tsai(2001) 分析 1994 年省長選舉與 1996 年總統選舉中台灣選民的投票參與行為發現與國外 研究不同的結果,其中台灣女性選民比男性選民更傾向去投票、教育程度與政治 效能感的高低對投票參與沒有影響。楊孟麗(2003)分析 2001 年以前的縣市長、

立委及總統選舉也有類似的發現,不同的是她發現教育程度愈高的選民反而愈傾 向不去投票,與國外的研究結果方向相反。在她的研究中,也發現政黨認同程度 愈強、政治興趣愈高的選民愈傾向去投票,但是職業、收入與政治效能感高低則 沒有影響。楊百岳(2012)針對 2012 年總統選舉研究發現,選民的公民責任感 高低並沒有顯著影響選民的投票參與。他的研究也發現國民黨選民相較於民進黨 選民可能擁有較多的時間、金錢,以及公民技巧去進行政治參與,其中包含出門 投票。

台灣立委選制變遷後,學者們對於台灣選民在新選制下投票行為研究有一定 成果(林長志 2009;黃紀、周應龍 2013;蕭怡靖 2008;蕭怡靖、黃紀 2010a,

2010b)。但是,上述研究大多聚焦於台灣選民在新選制下的投票抉擇,包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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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分裂投票、選制變遷前後的投票對象以及採用多層模型分析影響投票抉擇因素,

對個體選民投票參與影響的研究至今則仍不多見。其中,Huang, Wang and Lin(2013)與蕭怡靖(2009)都以選民對新選制的認知為自變數探討台灣民眾在立 委選舉的參與情形,並且發現選民對選制的認知的確有顯著影響。另外,Huang, Wang and Lin (2013)也發現小黨支持者在 2012 年立委選舉對選舉制度有更高的 認知,因此也更傾向不去投票,因為小黨支持者知道在新選制底下所支持政黨及 候選人當選機率較低。他們的研究也指出男性、年紀愈大、教育程度愈高以及媒 體曝光程度愈高的選民對新選制有較高的認知。蕭怡靖(2009)的研究則指出選 民對於新選制的評價對他們的選舉參與沒有顯著影響。不過,上述兩篇研究都僅 把焦點放在台灣選民於 2008 年立委選舉的投票參與情形,並沒有討論選民在新 舊選制下投票參與的穩定與變遷。蕭怡靖(2009)雖然有納入選民對新選制的評 價,但測量的面向包括立委素質、社會對立、民主政治以及買票情形,可能都不 是直接影響選民投票參與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