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二節 個體民意結構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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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研究者來說，持續追蹤民意的走向，瞭解民眾支持或反對整合背後的因素，回 答在何種條件下民眾可能傾向支持整合等問題，都甚為重要。下一節，本文從選 民個體層次出發，探討影響民眾對於經濟或政治整合支持與否的因素。
第二節 個體民意結構的理論基礎
前述討論經濟影響政治的整合理論，多半是由整體巨觀理論層次切入，忽略 了公眾意見對於經濟或政治整合的影響。畢竟整合是在微觀個體層次啟動，何時 啟動以及如何啟動，還需要透過個體層次的民意態度的變化來驗證。在國外有關 民意結構的研究中，「理性自利」和「情感價值」往往是解釋人們態度和行為最 重要的兩種動機。簡單來說，前者假定行為者會針對各種行動選項的可能結果進 行「成本-效益計算」（cost-benefit calculations），並從中選擇一個對自己最有利的 行動方案，因此個人的政治態度或行為反映的是衡量利弊得失後的理性選擇
（rational choice）。相對地，立基於情感價值的解釋途徑則假設個人在生命歷程 早期與社會化過程中所形塑的預存傾向主導了大部分人的政治態度和行為，因此 它反映的是個人成長過程中所獲取並內化（internalized）的認同或價值。這兩種 解釋人類行為的動機未必互斥，不同的情況條件下人們行動的準則有時可能是利 益，有時可能是價值，當然也不能排除結合兩者的可能。以下，本文分別就理性 和感性兩種解釋途徑進行深入探討，並說明兩者之間的差異。
一、理性自利的解釋
無論是在比較政治、國際關係、公共行政或選舉研究等政治學相關的研究次 領域中，經常可以發現以行為者自我利益極大化為假定所衍生出的各種理性選擇 模型。這類模型不但在理論上具有嚴謹的邏輯結構，在經驗上也大多獲得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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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選擇學派可以說是當代政治學界中最具滲透力和影響力的理論學說之一（謝 復生 2000；謝復生、林繼文 2013）。理性選擇途徑往往會針對行動者進行一系 列的假定；包括，行動者是理性自利的（self-interest），在資訊有限的情況下對 若干選項（alternatives）進行偏好排序（preferential ordering），然後從中選擇一 個 自 我 利 益 極 大 化 （ self-interest maximization ） 的 行 動 方 案 （ Downs 1957;
Ordeshook 1986）。為了能夠具體分析自利行為與政策立場（或候選人偏好）之 間的關係，Sears 和 Funk（1990a, 148）將自利行為界定為「(1)政策議題或候選 人造成的短、中期影響；(2)此影響著重物質屬性；(3)且與個人及其家庭生活切 身相關」。因此，如果支持或反對某個政策或候選人會帶來明確的利益得失，個 人基於理性自利，會依據利益最大化或損失最小化的計算結果，來決定對此政策 或候選人的立場（Citrin and Green 1990; Sears and Funk 1990a; Sears and Funk 1990b）。
過去有關民眾政策偏好的相關研究中，理性自利的解釋途徑已獲得若干經驗 證據的支持，19 尤其是當某項政策會帶來明顯的（clear and salient）利益或成本 時，民眾理性自利的效果就更明顯。例如，Sears 和 Citrin（1985）發現民眾是否 擁有自宅和投票支持降低房屋稅的法案之間具有強烈的關聯。在另一項關於香菸 稅的研究中，Green 和 Gerken（1989）發現吸菸者比不吸菸者更加反對公共場所 禁止吸菸的規定，同時也不贊成增加菸品的稅捐。再者，針對喝酒和不喝酒的民 眾進行比較，Crowe 和 Bailey（1995）的研究結果顯示，不喝酒的人相對較支持 政府增加對酒駕控制和罰則，並提高購買或飲用酒精飲品的法定年齡。另外一個 更有趣的研究發現是，在訪問的過程中當民眾被「預示」（primed）仔細考量某 政策對於其利弊得失的影響時，受訪者就愈可能體認到他的理性計算，並據此選 擇符合其利益的政策立場（Chong, Citrin, and Conley 2001）。上述的研究結果反
19 這裡並非意味理性自利是解釋選民政策偏好的唯一途徑，事實上也有相當多的經驗研究顯示 理性自利因素對於政策偏好的解釋力並不強，這個部分的文獻在下一個次標題段落中清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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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的是，如果民眾面臨的成本或利益是可見的、切實的、巨大的、具確定性時，
其政策立場往往就會由物質利益考量所主導（Citrin and Green 1990, 18）。
除了一般的公共政策之外，理性自利的解釋途徑也被延伸到群體認同；包括，
族群認同和國家認同等相關的議題。在族群研究中，這種觀點被稱為「工具論/
情境論」（circumstantialism），他們主張認同的基礎，在於人因應外在環境需求 所運用的一種策略性手段，以利於人們在資源競爭與分配下獲得更大的利益與機 會，因此人們會選擇性的加入有利於自身或為其帶來特定利益的群體，在此情況 下認同往往是獲取的、工具性的、也是隨情勢變化的（Barth 1969, 13-15；林瑞 華、耿曙 2008, 176）。可是個人為什麼會對族群團體犧牲奉獻？理性選擇學派認 為，當社會上族群團體的界線沿著經濟利益切割時，團體中的個人將會擁有共同 的利益（common interest），並據此採取政治上的集體行動來改善不同族群團體 之間的經濟落差（Hechter 1971; 1975; 1978）。換句話說，在競爭有限的資源時，
自我利益和群體利益往往是一致的，族群團體可以透過對某些公共財的排他性獨 佔，或者藉由明顯可辨的族群特徵來分配經濟利益，以減少搭便車的行為，增強 群體成員的合作與認同（Banton 1983; Brass 1991; Hardin 1995; Nagel 1986;
Rogowski 1974）。儘管理性選擇很難用自利的角度來解釋民族運動中拋頭顱灑熱 血的犧牲生命行為，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參與的代價越高時，為此犧牲奉獻的人 就越少（Hardin 1995, 15）。因此，在群體認同的構成元素中至少有一部分反映個 人認同是一種趨吉避凶的理性選擇（Chai 2001, 174-211）。將這套理論運用在政 治整合或統獨立場等相關研究上，也同樣反映了人們情感認同和理性計算兩種不 同的心理過程，有些人的國家選擇可能偏重情感因素，然而有些人則是基於理性 的利益考量，「要不要成為一個國家的國民，端視那個國家能夠帶來何種現實利 益」（吳乃德 199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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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檢視歐洲各國民眾對於歐洲整合支持與否方面，20 許多研究確實發現民 眾理性自利的考量是解釋其態度的關鍵因素之一，亦即在整合過程中獲得經濟利 益的民眾比較支持歐洲整合；相反地，經濟利益上的輸家則傾向不支持整合
（Anderson and Reichert 1996; Eichenberg and Dalton 1993; Gabel and Palmer 1995;
Gabel and Whitten 1997; Gabel 1998a; 1998b）。具體來說，上述經濟利益對於歐洲 整合態度的影響機制在於，經濟整合所帶來的勞力和資本的自由流動。當自由市 場使得企業可以任意地跨越國界進行投資或設廠時，國內的產業可能就會面臨更 嚴峻的競爭環境，利潤較低的傳統產業輕則外移他國，重則面臨倒閉被取代的風 險，間接導致民眾的生計受到嚴重的影響。因此，Gabel（1998a, 43）認為民眾 對於歐洲整合支持與否的態度會跟他們的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人力 資本（human capital）之間具有高度關聯。其中，從事體力勞動工作及農民等社 經地位較低者，或者教育程度較低缺乏專業技術的人，因為其利益較容易在勞力 與資本自由化的過程中受損，所以對歐洲整合的態度較為反對；相反地，高教育 程度和專業人士卻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找到待遇更好的工作，成就個人或家庭更多 物質上的滿足，因此比較傾向支持歐洲整合。此外，研究也發現支持歐洲整合的 態度和民眾居住的地區有關，其理由在於跨國交易（cross-border trade）往往在 國境邊緣最頻繁熱絡，因此居住在歐盟會員國與國之間接壤處的人較容易受惠而 支持整合（Anderson and Reichert 1996; Gabel and Palmer 1995; Gabel 1998b）。
上述解釋途徑基本上假設，經濟整合創造的贏家和輸家決定了人們對歐盟的 態度，其中利得和利損的分野取決於個人的社經位置。可是，這樣的假設一方面 忽略了個人客觀的經濟條件往往跟主觀的經濟感受之間存在差異的事實；另一方 面，在測量上使用職業階級、教育程度、收入等指標作為經濟利益考量的替代變
20 多數研究運用兩道題目來測量民眾對於歐洲整合的看法，其一是「一般來說，請問您認為（我 們國家）為歐盟的會員國是一件好事，還是一件壞事，或不好也不壞？」；另外一題為「總的來 說，請問您支持還是反對目前為西歐統合（unify）所做的努力？請問您是非常支持；有點支持；
不太支持；非常反對？」，相關題組的原文請參考 Gabel（1998a, 20; 1998b, 340）和 McLaren（2002, 556; 200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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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proxy），其效果不但混雜其他理論假設，21 可能未必真實反映民眾理性自利 的心理過程（Gabel and Whitten 1997）。事實上，類似的觀點已經在「經濟投票」
（economic voting）相關研究中充分討論，像 GDP、失業率、通貨膨脹率等總體 經濟指標固然和執政黨的選舉表現有關，但是給定相同客觀經濟條件，選民對於 經濟狀況好壞的感受卻大不相同（Fiorina 1981; Kramer 1971; Lewis-Beck 1988），
同時其經濟評估也可能受到政黨認同等其他政治態度的影響（Anderson, Mendes, and Tverdova 2004; 吳親恩、林奕孜 2012）。因此，影響民眾對於歐洲整合態度 的因素並非客觀的社經位置或總體經濟指標，而是群眾對於個人或國家經濟狀況 前景的認知（perception）和評估（evaluation）（Gabel and Whitten 1997; McLaren 2006, 38-44）。
然而，在解釋民眾的政治態度上，倘若我們發現國家總體經濟狀況評估
（sociotropic）的預測力勝過個人經濟情況評估（pocketbook）的話；事實上，
在經濟投票的相關實證研究中，學者往往發現選民自身經濟狀況評估對於投票的 影響，小於整體社會經濟表現評估對於投票的影響力（Feldman 1982; Kinder and
在經濟投票的相關實證研究中，學者往往發現選民自身經濟狀況評估對於投票的 影響，小於整體社會經濟表現評估對於投票的影響力（Feldman 1982; Kinder 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