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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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嘗試以「個體」選民層次的定群追蹤樣本來檢視，兩岸簽訂 ECFA 前 後台灣民眾的統獨立場是否發生變化，以及影響我國選民統獨立場產生變動的因 素。為了使研究可以被重製及反覆驗證，因此在進入實質的分析之前，必須先說 明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方法、和變數的操作測量等。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主 要根據前述的相關理論基礎提出本文之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接著，第二節說明 資料來源並針對定群追蹤樣本的特性和優勢加以詳述；第三節則具體說明本研究 相關變數的建構與測量方式；最後，第四節針對縱貫時序資料所適用的統計模型 方法進行探討。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一、研究架構

藉由前一章的相關學理探討，本文把影響台灣民眾統獨立場穩定與變遷的因 素歸納為「理性自利」和「感性認同」兩大類。首先，在理性自利解釋途徑方面，

根據過去以歐洲整合為案例的經驗研究，連結人們理性自利考量與支持整合態度 之間的因果機制又可再細分為「以自我利益為中心」（egocentric）和「經濟利害 認知」（perception）兩種。前者著重的是個人社會經濟地位、專業知識技能、以 及是否具有流動性資本與勞動力等因素，對於其整合態度之影響。當個人的社會 位階愈高，愈具有專業技能、其資本和勞力愈能夠跨國界流動，就愈容易成為開 放市場和自由貿易的贏家，進而支持這樣的經濟整合（Gabel and Palmer 1995;

Gabel 1998a; 1998b）。相似地，我們也認為在兩岸經濟整合過程中，個人社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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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的高低、專業知識技能的有無、是否以台商或台幹的身分頻繁往來兩岸、以及 是否在中國大陸投資等，都將和統獨立場密切相關。換言之，在兩岸經貿交流關 係中處於「優勢位置」並「有利可圖」的民眾，較傾向支持開放的大陸政策，採 取較務實的統獨立場。

然而，個人客觀的社會經濟位置未必代表主觀的經濟感受，在相同的經濟條 件下，個人對於經濟狀好壞的感受可能大不相同（Fiorina 1981; Kramer 1971;

Lewis-Beck 1988）。因此，所謂理性計算的心理過程，強調的是人們對於國家總 體或個人經濟狀況的認知和評估（Gabel and Whitten 1997; McLaren 2006）。在過 去的相關研究中，也確實發現台灣民眾的身分認同和統獨國家選擇，往往會受到 來自中國大陸經濟誘因的影響，意即預期兩岸經貿交流會使台灣總體或個人經濟 變好的人，其統獨態度較偏向維持現狀或統一，並贊成鬆綁政府對於兩岸經貿的 限制（吳乃德 2005；陳陸輝等 2009）。在本研究中，民眾對於開放兩岸經貿交 流的經濟影響評估涉及兩個時間點，一個是兩岸簽署 ECFA 之前，一個是簽署 ECFA 之後，前者屬於預期性的經濟效應評估，後者則是在有一定參考依據下的 事後評估。在社會心理學的相關理論中，現實和期待之間的差距往往對於人的態 度和行為具有更深刻的效果。因此，我們也認為民眾對於簽署 ECFA 前後預期和 現實經濟效應之間的對比和反差，可能會比社會經濟位階更能解釋個人統獨立場 的流動。

和既有「經濟無法扭轉政治」的觀點不同，本研究認為經濟的影響力不應被 低估。特別是從 2008 年到 2012 年台灣民眾確實經歷了簽署 ECFA 前和後的差異，

因此選民對於兩岸簽署 ECFA 所造成的經濟利弊得失評估，有一定程度是建立在 客觀的事實基礎之上，也比較不會受到政黨認同或台灣人認同的污染和干擾。此 外，台灣和中國簽訂 ECFA 之後，無論在象徵意義或實質意義上，兩岸經濟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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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的利弊得失不再是憑空想像，而是清楚的、可預知的、並會造成重大影響 的，此時因貿易而產生的利益分配問題，可能就會使得民眾的統獨態度受到「利 害考量」的影響而發生變化。因此，我們主張在有兩個時間點以上的定群追蹤資 料結構下，選民對於簽署 ECFA 前後的整體或個人經濟利害評估，不僅對於其統 獨立場具有直接且獨立的效果。更重要的是，短期經濟利益的變化對統獨所造成 的影響力，可能削弱長期認同的作用。也就是說，就選民的統獨態度而言，經濟 利益的吸引力可能會抵消情感認同的鞏固力，導致即便是兩個年度認同穩定的選 民，其統獨立場也受到短期物質利益波動的影響而有所改變。

其次，在感性認同解釋途徑方面，依據過去符號政治的相關討論，影響民眾 政治行為的感性因素可以再進一步區分為「符號態度」（symbolic attitudes）和「我 群/他群認同」（in-group/out-group identity）。前者重視的是透過某些符號所喚起 的預存傾向；例如種族偏見、意識形態、政黨認同等對於政治態度的影響（Sears, Lau, Tyler, and Allen 1980；Sears and Funk 1990b）；而後者則強調個人對於政治 整合的態度主要是根基於文化情感價值的我群忠誠感和他群排斥感；換言之，是 那種對於群體文化、生活及認同的威脅感導致人們反對整合（ Carey 2002;

McLaren 2002; 2004; 2006）。回顧 2008 年馬政府上台以來，執政黨主張「九二共 識」是所有兩岸協商的基礎，可是對於「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具體內涵，不 僅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有不同的解讀，在野的民進黨甚至認為兩岸之間根本不存 在所謂的九二共識。姑且不論九二共識到底是否有正式的官方紀載，但可以確定 的是九二共識絕對是兩岸關係攻防戰中最明顯的政治修辭（吳介民 2012, 6），並 對選民的政治態度和行為具有深刻的影響。因此，本研究認為「九二共識」是符 號態度的重要觀察指標。此外，在選舉動員過程中，政黨標籤往往是最容易勾起 民眾政治預存傾向的符號之一，所以我們將「藍綠政黨認同」也視為是影響民眾 統獨立場的一種符號態度。另一方面，儘管兩岸交流越來越頻繁，但因為中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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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在外交上不斷打壓、軍事上的威嚇也未曾停歇，導致近十年來國內民眾的台灣 意識高漲，文化情感面向的「台灣意識」或「台灣認同」也被認為是影響選民政 治行為的關鍵因素（陳陸輝、耿曙、王德育 2009；鄭夙芬 2009；2013）。因此，

本研究以受訪者自認為是台灣人或中國人來當作觀察「我群/他群認同」的具體 指標。

從以上對概念的釐清與相關文獻的討論，我們嘗試進一步說明的是，儘管過 去認為影響台灣民眾統獨立場的主要因素是象徵層次情感認同的政治心理，但本 研究則主張兩岸簽訂 ECFA 之後，當經濟整合所帶來的效應與衝擊變得更清晰，

影響統獨立場中理性自利的效果將會愈來愈明顯。本文以下的分析即以兩岸簽署 ECFA 前後經濟狀況評估的理性計算為核心，剖析它的前因後果，並以此來說明 它對台灣民眾的身分認同和國家選擇造成什麼影響。根據這樣的研究企圖，本文 的分析架構與分析變項之間的解釋路徑如圖 3-1 所示。本研究的架構分為兩個部 分，分別用來回應兩個學理上關心的研究問題；首先，在可能影響統獨立場的諸 多因素中，屬於理性自利層面的兩岸簽署 ECFA 前後的經濟利害評估，是否在控 制其他變數後，對民眾的統獨態度仍具有直接的影響。在做法上，本文將影響選 民兩個年度統獨立場的可能因素分為感性和理性兩大區塊；接著，在縱貫時序的 資料形態下，依據影響因素的變數性質進一步細分為「不隨時間變化之變數」

（time constant variables）和「隨時間變化之變數」（time varying variables）。前 者指的是變數在不同時間點的值完全相同；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受訪者的性別、

族群背景等；而後者則是變數的值在不同時間點的觀察可能具有不同的值。因此，

在感性因素中，不隨時間變化的變數為「是否支持九二共識」，而隨時間變化之 變數則包括 2008 年及 2012 年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與「藍綠政黨認同」。相 似地，在理性因素中，研究的主要變數也分為不隨時間變化和隨時間變化兩種，

前者包括民眾的職業階級、教育程度與中國利益涉入情形；隨時間變化的變數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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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兩岸簽署 ECFA 前後，民眾對於台灣和個人經濟狀況評估的態度變化。最後一 個區塊則是屬於控制性質的個人性別、年齡、省籍和居住地。藉由這樣的研究架 構，本文試圖檢驗台灣民眾兩個年度統獨立場發生流動變化的系統性成因，是否 與經濟利害評估的態度變化息息相關。

第二部份關心的問題是，兩岸簽訂 ECFA 的短期經濟利益對於統獨態度的影 響，是否可能抵消情感認同的效果。換言之，我們企圖檢驗的假設是，在給定情 感認同不變的情況下，當民眾對於兩岸簽署 ECFA 的經濟評價變好，其台灣人認 同對於統獨立場的效果是否會因此受到影響而削弱。因此，架構圖中情感認同的 相關變數對於統獨立場的因果箭頭指向呈現條件假設的樣貌，其效果取決於兩年 度 ECFA 經濟評估的好壞變化。總結來說，透過此種關係的驗證，我們試圖主張 的是，當兩岸經貿交流所造成的影響是明顯的、成本利益巨大的、且可事前事後 評估的，那麼理性自利因素對於統獨的影響效果就不應該被低估，短期經濟利益 的變化的影響力甚至可能弱化情感認同的作用力。

最後，關於個人特徵屬性和社會位置等相關變數，儘管在統計分析中屬於控 制性質，但由於這些個人特徵和社會人口學變項經常涵蓋了個人的社會經濟位階

最後，關於個人特徵屬性和社會位置等相關變數，儘管在統計分析中屬於控 制性質，但由於這些個人特徵和社會人口學變項經常涵蓋了個人的社會經濟位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