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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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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藉由汲取歐洲整合的經驗,整合理論預期兩國之間的經濟整合會由簡入 繁,不斷擴大範圍,延伸至其他部門,產生「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s),進 而啟動政治整合(Chao 2003; Nye 1970; 1987;高朗 2011)。特別是當功能性交 流愈常規化,參與的團體愈多,涉入的程度愈深,彼此的相互依存度愈高,便愈 難退出整合的進程。因此,以經濟為基礎可以提供政治整合的潤滑劑,加大衝突 分裂的成本,並逐漸改變人們的觀念,為政治統合創造有利的前提條件(吳玉山 2011, 120)。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認為歐洲整合的案例未必適用於其他國家,經 濟整合並不必然導致政治統合,因為經濟整合過程創造了輸家和不滿意者,同時 也可能造成分歧的群體利益和國家利益。此外,經濟、文化、與人員頻繁的交流 有時反而讓人們意識到自己和他者的差異之處,而非相似之處(Muyard 2012)。

以加拿大和美國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為例,儘管兩國之間的經濟高度整合,

而且語言、文化、制度等又具有高度相似性,但是彼此的國家認同完全不同,也 沒有進一步政治整合的跡象(Drover and Leung 2001)。有鑑於此,兩岸經濟整合 究竟是加速政治統合的進程,還是催化分離意識,仍有待進一步的觀察和檢證。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貢獻

要回答上述問題,除了從總體結構面分析外,還是要回到選民個體層次進行 檢視。畢竟在台灣這個民主國家,無論是相關大陸政策的制定、涉及兩岸經濟政 治談判的事務、或統獨國家選擇等議題,最終仍必須以民意為依歸。尤其是在台 灣的競爭式選舉民主體制中,任何政治領導人背離民意的結果,不僅直接造成政 策推動窒礙難行,同時也在冒著喪失選舉支持的風險。因此,總體層次兩岸關係 的未來發展不得脫離選民個體層次的微觀基礎(micro foundation)。有鑑於此,

本研究試圖藉由 2008 年到 2012 年的選民個體資料回答以下問題:從 08 年到 12 年台灣民眾的統獨態度是否發生變化?其中,兩岸簽署 ECFA 所產生的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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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衝擊又扮演了何種角色?亦即選民兩個年度的統獨態度究竟是隨機的流動,還 是和簽署 ECFA 前後的利益認知態度變化具有系統性的關聯?最後,當選民面臨 經濟利益和情感認同的兩難時,短期物質利益變化是否可能削弱長期情感認同對 於統獨立場的影響效果?

在有關台灣民眾的身分認同和國家選擇方面,根據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 心的調查顯示,4 過去二十年來我國選民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出現極大的變化。

在 90 年代初期,約有四分之一的民眾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至 1995 年自認為是台 灣人的比例首度超越認同是中國人的比例之後,台灣人認同便開始逐步攀升,而 中國人認同的比例則一路下滑。到 2008 年台灣人認同與雙重認同的比例出現黃 金交叉,至今台灣人認同顯然已是多數民眾的主流共識。另外,在攸關國家選擇 的統獨立場部分,台灣民眾的態度則大致穩定,從 90 年代初期至今贊成急統或 急獨的比例都未曾超過百分之十。長期而言,支持「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的 比例逐漸下降,贊成「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的比例則有緩慢上升的趨勢,不 過在台海局勢尚未明朗之前,贊成「永遠維持現狀」和「維持現狀後再決定」仍 是現今多數民眾的主張。從上述跨年度的總體趨勢大致可以發現,無論是台灣人 認同或統獨立場近年來並沒有太大的起伏,且台灣人認同和維持現狀的比例持續 保持穩定多數。因此,就宏觀總體層次而言,過去的研究多半認為民眾統獨態度 具有一定程度的穩定性(陳義彥、陳陸輝 2003;盛杏湲 2002;陳陸輝、周應龍 2004;Chang and Wang 2005;Hsieh 2005)。近年來,儘管來自對岸的經濟誘因 不斷增加,但對於台灣民眾的身份認同與統獨國家選擇的影響仍然相當有限,呈 現一種「愛情勝過麵包、經濟無法扭轉政治」的現象(吳乃德 2005;耿曙 2009;

Wu 2012)。

4 資料來源: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圖,網址:

http://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Sn=167,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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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種集結(aggregate)數個不同年度之獨立抽樣民調而成的趨勢分析,

雖然能夠觀察「整體」民眾台灣人認同與統獨態度的變化趨勢。但有可能的情況 是,我們從總體層次觀察到的穩定現象,其實可能是在個體層次中,有比例相當 的人基於某些因素轉變立場,相互抵消所造成的結果。事實上,使用「定群追蹤 資料」(panel data)的相關研究發現,總體上看似高度穩定的台灣人中國人認同 和統獨態度僅呈現中度一致性,約有三到四成左右的選民在間隔四年之後的訪問 改變其原來的立場(林瓊珠 2012;林瓊珠、廖益興 2013)。因此,若以總體趨 勢分析來推斷台灣民眾統獨國家選擇態度是否受到中國大陸經濟誘因(或武力威 脅)的影響而產生變化,就很容易因為跨年度總體認同態度的變化不大,形成統 獨態度保持穩定、經濟無法扭轉政治的結論。然而,這樣的研究方法不僅忽略了

「個體」選民統獨態度的流動與變遷,也無從探究影響個體選民態度轉變背後的 系統性成因。

在影響台灣民眾統獨立場的因素部分,過去的研究大致同意民眾的統獨立場 乃是基於「感性」和「理性」兩種不同層面的考量(吳乃德 2005;耿曙、劉嘉 薇、陳陸輝 2009;陳陸輝、耿曙 2012)。前者強調的是個人在政治社會化過程 中所形塑的政治「預存傾向」(predisposition)對於政治態度的象徵性效果

(symbolic effect)(Sears et al. 1980; Sears, Hensler, and Speer 1979);後者則假定 個人基於自身利益(self-interest),選擇性加入能帶來特定利益的群體或選擇對 自己有利的政策立場(Hardin 1995; Chai 2001),因此統獨立場反映的是衡量利 弊得失後的理性抉擇(rational choice)。「感性」與「理性」這一組競爭性的對立 假設(competing hypotheses),被視為是影響台灣民眾統獨立場最重要的因素。

然而,上述的理論觀點卻鮮少被放在一個動態(dynamic)的變化過程中加以檢 視,使得統獨立場、情感認同和利益評估之間的因果關係不但難以釐清,甚至認 為先於理性選擇的利益認知受到根深蒂固的情感認同所形塑,民眾對於兩岸經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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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的評價最終反映的只是認同的歸屬(陳陸輝等 2009;陳陸輝、陳映男、王 信賢 2012)。儘管兩岸經貿交流利益評估受到情感認同汙染的推論未必有誤,但 在橫斷面(cross-sectional)的資料結構下也難以被檢驗,導致理性自利的經濟影 響效果有被低估的可能。

而本研究不同之處在於,我們將統獨立場、情感認同、和利益評估之間的關 係置於一個動態的架構中(兩個時間點)進行分析。特別是在研究的時間範疇中,

兩岸正式簽署 ECFA,民眾對於兩岸經貿、人員和文化的交流也有更多的經歷和 體驗,因此民眾對於 ECFA 的利益認知與評估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觀事實基礎,

而非反映既存的偏見。過去的研究指出當經濟的表現已經發生且可以觀察到時,

選民的回溯性經濟評估對於投票抉擇的影響力可能更為增加( Lewis-Beck, Nadeau, and Elias 2008),而相似的邏輯也可運用到選民的統獨國家選擇。在研究 的策略和方法上,我們根據定群追蹤資料的特性,區分了選民兩個年度經濟評估 跨時變化的影響效果,及不同選民之間態度差異對於依變數的效果,藉由這樣的 操作,讓前者完全外生於(exogenous)情感認同之外。研究結果發現民眾對於 簽署 ECFA 前後自評經濟利益跨年度的態度變化,不僅和統獨立場的穩定與變遷 息息相關,而且在控制其他變數的情況下,它對於民眾統獨立場的影響也具有獨 立於情感認同之外的效果。因此,本研究主張在動態的分析架構下,民眾在兩岸 經貿交流過程中的利弊得失分析,對於其統獨態度的影響不應被過度簡化為情感 認同之投射(projection)。換句話說,在兩岸經濟整合的過程中,當民眾實際面 臨的成本或利益是巨大的、可見的、並可事前事後評估時,短期利益的變化與波 動對於統獨態度的影響可能會比長期認同來得更重要。

更進一步,隨著兩岸經貿互動日益頻繁,如果經濟的影響力確實如前所述逐 漸增強,那麼有趣的問題是,當情感認同和物質利益相互牴觸時,所謂的愛情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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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否可能被麵包效應中和或弱化?上述的疑問並非空穴來風,特別近年來時空 環境丕變,中國經濟迅速崛起,當台灣的經濟發展或個人的物質生活條件必須借 助中國大陸的生產資源和市場時,多數民眾可能就不得不面對堅守「台灣認同」

和「經濟利益」的選擇難題。事實上,過去的研究也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只是他 們大多主張認同具有篩選訊息的功能,接受與其認同理念一致的訊息,過濾掉與 其信念相違背的訊息(吳親恩、林奕孜 2013, 7),因此當開放兩岸經貿的評價和 情感認同的信念一致時,這兩個元素相互輔助產生「強化效果」,推動個人的統 獨立場往相同的方向移動(吳乃德 2005;Hroch 1985),但是當經濟評估和認同 態度不一致時,經濟利益的誘因難以撼動情感認同的作用力。

雖然這樣的觀點符合一般對於認同扮演知覺過濾的想像,但是本研究基於以 下兩點,認為這個結論未必可以延伸至跨時性的分析之中。第一,從 2008 年到 2012 年,選民確實經歷了 ECFA 簽署與生效的「刺激」(treatment),控制在同一

雖然這樣的觀點符合一般對於認同扮演知覺過濾的想像,但是本研究基於以 下兩點,認為這個結論未必可以延伸至跨時性的分析之中。第一,從 2008 年到 2012 年,選民確實經歷了 ECFA 簽署與生效的「刺激」(treatment),控制在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