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假新聞」 ：媒介與人性的共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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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Intyre, 2018, pp. 13）McIntyre 的憂慮表明了事實在現代社會的決策和行動 上的優先地位。這種觀點預設了事實是以客觀的方式存在的，等待主體去發現和 揭示。如果人們不再將事實作為決策和行為的依據，就只有根據感受來做出判斷。
按照現代的認識論，感受是私人的，而且變動不居，將判斷委託給感受將會引發 混亂。
McIntyre 的觀念建立在現代的主體哲學之上，主體有能力認識客觀的事實，
而這種認識必須將感受排除在外，因為感受只能引入主觀的意見，從而遮蔽真相。
McIntyre 所要求的無非是主體與客體之間一種理想的距離，這種距離使得客體的 存在不受干擾，而主體得以在不擾亂客體的情況下認識客體。但我們沒有辦法保 證，主體與客體間的理想距離能夠一直得到保障。例如社群媒介的興起使得任何 事件都能夠實時曝露在主體的關切之下，事件在一定距離外自行結晶化為事實的 假設很可能已不再有效。因此，如何應對「假新聞」的氾濫成為當今傳播學界需 要面對的難題。
第一節 「假新聞」 ：媒介與人性的共謀
一、 社群媒介：滋生「假新聞」的土壤
誰製造了「假新聞」，答案眾說紛紜。不過，大部分學者都相信，社群媒介 加速了「假新聞」的傳播，成為「假新聞」滋生的溫床（Kakutani, 2018; Lazer et al., 2018; McIntyre, 2018; Tandoc, Lim, & Ling, 2018; Vosoughi, Roy, & Aral, 2018）。 Soroush Vosoughi 等三位學者（2018）研究了 2006 年到 2017 年在 Twitter 上大量 轉發的假新聞。研究發現，在 Twitter 上，不實訊息明顯要比真相散佈地更遠，
更快速，更深入且更廣泛（Vosoughi et al., 2018）。
為什麼「假新聞」會更容易在社群媒介上傳播呢？Edson C. Tandoc Jr.等人
（2018）認為，社群媒介不僅改變了新聞的傳播，而且也挑戰了新聞的傳統定義。
社群媒介的使用者並不需要接受專業的新聞訓練就能夠發佈有關事件的資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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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影片和故事。「現在，一條不超過 140 字的推特就能被當作一則新聞，尤其 是這條推特是權威人士發佈的。」（Tandoc et al., 2018）社群媒介上的帖文往往伴 隨著歡迎度的評分。按讚、分享和評論越多的帖文越容易受到關注。這促成了一 種自我應驗的環路（self-fulfilling cycle）。未經核實訊息的受歡迎程度被粗心的讀 者詮釋為訊息合理性的證明（Tandoc et al., 2018）。David M. J. Lazer 等人（2018）
也認為，社群媒介會強化「假新聞」的影響，因為使用者的分享潛在地為「假新 聞」的真實性背書。此外，羅世宏（2018）認為社群媒介在數位資本主義運作下 的商業模式使得內容吸睛的「假新聞」的繁榮變得有利可圖。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假新聞」不是在社群媒介興起之後才產生的新事 物。在《後真相》的作者 McIntyre（2018）看來，如果只考察社群媒介發揮的作 用，而不考慮傳統媒體的衰退，就不能理解「後真相時代」的來龍去脈。實際上，
自新聞業誕生之日起，「假新聞」就已經出現了。在美國新聞史上，直到 1896 年，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放棄「故事」轉而強調「資訊」的報導模式，客觀性 報導的理念才在新聞行業紮根（McIntyre, 2018, pp. 103）。到了 20 世紀，隨著廣 播和電視走入千家萬戶，美國新聞業也迎來了黃金時期。關鍵轉折出現在 1980 年代末期。有媒體人認為美國的媒體存在「媒體偏誤」（media bias），大多傾向自 由左派，使得閱聽眾無法看到美國的全貌。以福克斯（Fox）為代表的電視台鼓 吹「公平與平衡」的報導原則，將新聞報導向右調整。因為傳統媒體不能接受有 人認為它們政治左傾，所以各家媒體都紛紛效仿，開始對任何有爭論的議題進行 平衡報導（McIntyre, 2018, p. 75-77）。最終，媒體的平衡報導原則演變到如此地 步，即使關於一種議題並不真的有爭議且相互衝突存在兩個方面，媒體也會在兩 方之間建立「偽造的平衡」（McIntyre, 2018, pp. 77）。例如全球暖化的議題，即使 全球暖化已經成為科學界的共識，媒體很多時候還是會引入懷疑論的觀點，讓自 己看起來有盡到「平衡報導」的職責。當媒體放棄了「說出真相」的職責，而樂 於展現它們不偏不倚的立場，公眾就會迷惑不解。媒體的報導規範反而會讓閱聽 眾把科學界已經達成共識的議題當作有爭議的議題來接受。當社群媒體逐漸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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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的來源，新聞和意見之間的界線變得更加模糊。人們會從部落格，另類新聞 網站或任何可以想像的地方分享「新聞」。至此，傳統媒體為新聞客觀性把關的 制高點已經完全失守。人們在社群媒介上隨意屏蔽不喜歡的資訊來源，與政治觀 點不同的人解除好友關係。
二、 人性的弱點： 「假新聞」的源泉
儘管社群媒介為「假新聞」的傳播提供了種種便利，但是 Soroush Vosoughi
（2018）等人並不認為社群媒介是使得「假新聞」比真相更具吸引力的原因。研 究者原本假設，散播不實訊息的人會「追踪」更多人，也被更多人「追踪」。他 們也許會經常發布推文，而且通常都經過實名驗證，這些人在 Twitter 上上線的 時間也更長。但是，研究結果卻表明，在所有案例中，上述每一種假設都不成立。
也就是說，網際網路的結構因素或使用者的個人特徵的差異沒有辦法解釋，為何
「假新聞」到比真相傳播地更快更遠。既然在媒介上找不到原因，研究者們就把 目光轉向了人性。
根據資訊理論和貝葉斯決策理論，Vosoughi（2018）等人認為，新奇的事物
（novelty）往往能吸引人的注意力，促使人做出有成效的決定，鼓勵人分享資訊，
因為新奇的事物能提升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他們的研究顯示，虛假的傳聞要遠比 真相具有更多新奇的元素，但對使用者情緒反饋的研究則表明，使用者可能不會 只用新奇與否來感知新聞。「假新聞」的確經常給人帶來「驚奇」，但是還會造成 更多「厭惡」的情緒；真相則會引發更多「悲傷」、「參與感」和「信任」的情緒 反饋。總之，人類愛好新奇事物的天性只能解釋一部分「假新聞」為何更容易地 被轉貼，不過其他的原因也只能夠在人性中找到，畢竟自動機器人並沒有更傾向 於散佈「假新聞」。也因此，在事實核查之外，Vosoughi （2018）等人強調了行 為干預在防堵假新聞政策中也需佔有一席之地。
McIntyre （2018）則明確指出，「後真相」最深刻而久遠的根源之一是「認 知偏誤」（cognitive bias）。認知偏向在人類進化的漫長歷史中牢牢固定在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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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中（McIntyre, 2018, pp. 35）。心理學家相信，人類需要在任何條件下努力避 免精神紊亂。相信自己比別人聰明，知道得更多，且更有能力等會讓人感覺良好。
當一些資訊表明我們相信的事情並不是真的，我們就會精神緊張。為了緩解緊張，
人 們 會 改 變 他 們 所 相 信 的 事 物 。 但 人 們 並 不 總 是 用 理 性 的 方 式 做 出 調 整
（McIntyre, 2018, pp. 36）。
上述研究表明了，「假新聞」的盛行是媒介與人性的共謀。傳統新聞業的式 微和社群媒介的繁榮給「假新聞」的快速傳播提供了條件。但是，人們會輕易相 信並轉貼「假新聞」的根源則深植於人的本性之中。因此，研究者提出的解決方 案也是從媒介和人性兩方面著手。
Lazer 等 16 位研究者在《科學》（Science）雜誌上刊載了政策討論文章。他 們把迄今為止可以限制「假新聞」，促進真新聞的干預措施歸納為兩種思路。一 種是提高個體辨識新聞真假的能力，包括提供更多的事實核查資訊，以及進行媒 體素養、批判思維方面的教育；另一種是在社群媒介的層面干預，主要的干預方 式是通過調整演算法，重視優質內容（Lazer et al., 2018）。既然社群媒介公司佔 有高比例的網路財富、流量和注意力，理應受到比傳統廣電媒體更強的管制，並 且有義務承擔更大的公共責任。除了演算法干預之外，學者也提出應通過立法強 制媒體遵守「通知與更正/移除程序」，強制提高社群媒體的資訊透明度，並且向 社群媒體課徵特別稅（羅世宏, 2018）。
雙管齊下的措施固然是為了對症下藥，但是學者們也看到了它們的限制。既 然人們相信並轉貼「假新聞」的根源在於人性，「訓練人們擁抱更好的證據標準」
（McIntyre, 2018, pp. 13）也就並非易事。Lazer（2018）等人的研究就指出，人 們先在的黨派和意識形態信念可能妨礙人們對真相的接受程度，這會讓事實核查 提高個體辨識新聞真假的效果大打折扣。即使人們有機會選擇接觸正確的資訊，
人們也會傾向於相信現在的黨派和意識形態信念。更讓人憂慮的是，人們也會在 接觸到正確資訊後強化原本的信念。這就是學者 Brendan Nyhan 和 Jason Reifer 所說的「逆火效應」（backfire effect）（Nyhan & Reifler,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