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假新聞」如何可能：不可避免的矛盾雙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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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對照的，是波灣戰爭中即刻的相互性和對抗性的缺乏。「……敵我雙方甚至沒 有面對面遭遇過，其中一方消失在虛擬卻預先贏得的戰爭裡，另一方則掩覆在預 先敗落的傳統戰爭下。他們甚至沒見到彼此……」（Baudrillard, 1995[1991], pp. 62）

前者是象徵交換的回應方式，而後者是擬仿的回應模式。

二、 回應「假新聞」如何可能：不可避免的矛盾雙重性

在釐清了 Baudrillard 基於矛盾雙重性對「回應」的界定之後，我們再次回到

「假新聞」的問題。所有對「假新聞」的研究都在思索著社會中不同的力量應當 如何回應「假新聞」，這些研究自身也希望能對媒介上氾濫的「假新聞」有所回 應。但是，Baudrillard 給出了乍看之下令人悲觀的結論。在討論「回應」假新聞 的可能性之前，我們需要首先思考哪些回應是不可能的。

「當下，我們生活在一個無回應的時代——一個無責任的時代。」（Baudrillard, 1981[1972], pp. 170）也就是說，因為媒介訊息的短路，閱聽人無法中斷訊息和訊 息之間的交換，做出象徵性的回應。Baudrillard 宣告了在內容層面對媒介所作變 革都歸於無效。

「所有那些想要將內容民主化，將內容顛覆，恢復『符碼透明性』，控制資 訊過程，設計迴路的可逆性，或者想要接管媒介的曖昧衝動都是毫無希望的——

除非言說的壟斷被打破；而且如果一個人的目標只是將言說的壟斷平等地分配給 每個人，他是無法破壞言說的壟斷的。」（Baudrillard, 1981[1972], pp. 170）

所謂「言說的壟斷」不是指某些人或群體對言說的權力的壟斷，而是言說自 身不再能夠「交換，贈予和償還自身」，簡而言之，言說失去了當下此刻的面對 面交談所具有的矛盾雙重性，而表情和微笑都具有這種矛盾雙重性。一方面，矛 盾雙重性是注定消逝而不可追溯的。另一方面，矛盾雙重性的概念又突破了 Walter Benjamin （1968[1935]）局限在藝術作品範圍的「靈光」概念，轉而強調 社會關係的相互性和可逆性，以便成為對技術複製時代以來的媒介形式做出象徵 性回應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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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無法通過追查真相來回應「假新聞」，因為事件的矛盾雙重性是當下此 刻的，無法為媒介符碼所重述。當事件已經編碼為新聞，新聞所造成的效果是不 可逆的，對符碼做出修正只不過生產出另一條新聞，而不能逆轉前一條新聞所開 啟的連鎖反應。Benjamin 的分析對 Baudrillard 的重要意義在於表明，媒介事件 的源頭是不可追溯的。「你永遠不能質問一起事件，一項特徵，一段論述的原初 現實性的程度。」（Baudrillard, 1993, pp. 146）當事件以媒介的模式進入再生產的 系統，發生在屏幕上的事件就失去了其矛盾雙重性，而不再是具有本真性的事件

（authentic event）。在事物經過中介的超度現實性背後，具有歷史真實性的原初 現實消失了，而我們不再能夠談論本真性的問題（Baudrillard, 1993, pp. 146）。

媒介的邏輯必須遵循物理學家 Rudolf Clausius 所闡述的熱力學第二定律，即

「不可能把熱量從低溫物體傳到高溫物體而不引起其他變化」（卡洛·羅韋利, 2019, p. 14-15）。理論物理學家 Carlo Rovelli 指出，這是唯一一條能把過去與未 來區分開來的物理定律，其他任何一條定律都無法做到這一點（卡洛·羅韋利, 2019, pp. 15）。熱力學第二定律保證了傳播系統的不可逆過程，確保了現實原則 繼續充當參照性擬象，確保了原因和結果的單向度序列。但也正因為熱力學第二 定律，我們不可能追尋一項已然通過屏幕擴散的事件，而不造成其他變化。

事件為媒介符碼所重述的過程是不可逆的，對本真性事件的追溯需要有更多 的技術操作參與進來。追溯並還原事件原初現實性的技術將會永無止境，因為人 們可以無限地質疑現實性的程度和比率，現實性的程度和比率也會繼續展現出來

（Baudrillard, 1993, pp. 146）。質言之，製造「假新聞」所需要的技術和追溯事件 原初現實性所需要的技術並無任何不同。人們藉由傳播技術生產出高解析度的事 實，隨後又使用相同的技術高解析度地還原事實的本真性，由此形成了超度現實 性的迴路（Baudrillard, 1993, pp. 146）。在這個迴路中，質問現實性與質問非現實 性都不再可能，質問事物的真相和事物的不真實也不再可能。

任何訴諸現實、真相、合理性、因果關係的回應策略都是不可能的。因為現 代性的解決方案早已經被我們所處的飽和的系統所吞沒。問題並不在於我們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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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假新聞」的欺騙，而在於我們過度著迷於高解析度的現實。「現實並非出 於對想像的偏好而自我消解；它的自我消解乃是出於對比現實更現實——超度現 實——的偏好，出於比真的更真——擬仿——的偏好。」（Baudrillard, 1990[1983], pp. 11）現實和真相都屬於理性的範疇，但是對比現實更現實的追求，對比真相 更真的追求則超越了理性。當我們把理性推至極限，獲得勝利的是非理性。因此，

事物注定要偏離理性為它設定的軌道。令人驚訝的是，挫敗現代性的烏托邦的恰 恰是現代性自身。這一切都在冥冥中把我們引向了 Baudrillard 所謂的宿命的策略

（fatal strategy）。

矛盾雙重性已經具備了宿命形式的雛形。我們曾經總結，矛盾雙重性既是不 可能的，又是不可避免的。現代社會將象徵交換排斥在普遍政治經濟學之外，但 是象徵交換卻以社會自身死亡的形式糾纏著現代社會（Baudrillard, 1993[1976], pp.

1）。在此意義上，象徵交換就是致命的（fatal），也就是宿命的（fatal）。Baudrillard 再次同時使用了詞語的雙重意涵。我們曾經指出，Baudrillard 區分了交換的秩序 和命運的秩序。現代社會處在普遍的交換中。在 Baudrillard 看來，交換奠定了我 們的道德，「一切都可以被交換」的觀念根深蒂固，以至於對我們來說，唯一存 在的事物就是能夠承擔價值的東西，而價值可以從一個東西傳遞給另一個東西

（Baudrillard, 2003[2000], pp. 73）。

「祛除命運的唯一手段是通過交換；易言之，通過契約協議。在交換不可能 之處，命運就會接管。」（Baudrillard, 1993, pp. 106）因此，Baudrillard 所謂的「宿 命」沒有任何神秘主義的色彩，它所要標明的是交換的不可能之處。以人質為例，

當交換變得不可能，亦即我們不能與恐怖分子達成契約協議，我們就進入了宿命 的秩序，災難的秩序，因為人質的生死已經完全脫離我們所能決定的範圍

（Baudrillard, 1993, pp. 106）。

Baudrillard 在《論誘惑》中進一步將「交換的秩序」和「命運的秩序」的對 抗關係演繹為律法（law）的王國和規則（rule）的王國。現代人生活在律法的王 國中，即使在我們幻想廢除律法的時候。換句話說，律法是可逾越的，但是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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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對抗律法，因為「逾越和解放的論述」實際上為「律法和禁止的論述」所決 定（Baudrillard, 1990[1979]）。反過來說也是如此。法國大革命就是通過「逾越和 解放的論述」奠定了「律法和禁止的論述」。能夠對抗律法的不是律法的缺場，

而是規則。因為所有「解放」的論述已經將律法的缺場演繹到了極致，而律法的 缺場反而讓價值的增殖與擴散更加暢通無阻。在擬仿階段，模型已經擺脫了律法 的超越性，但是超驗性的喪失並不影響模型將失效的律法恢復為參照性擬象。到 了碎形階段，即使連參照模型都已 經喪失，價值的幽靈依然以「跨美學」

（transaesthetics）、「跨性別」（transsexuality）、「跨經濟」（transeconomics）等形 態如癌症般四處轉移（metastasis）。Walter Benjamin 曾經希冀共產主義將藝術政 治化，以回應法西斯主義對政治的美學化（Benjamin, 1968[1935], pp. 142）。但是 在碎形階段，施加於我們的律法是範疇混淆的律法（law of the confusion of categories）——「一下子，一切都是性的，一切都是政治的，一切都是美學的」

（Baudrillard, 1993[1990]）。這足見逾越律法只會導致律法的普遍化，而絲毫不能 動搖律法的支配。只有規則才能夠對抗律法。這首先是因為遊戲的規則是有限的，

只在「魔法圈」內在會生效，自願參與遊戲的人才會遵從。下象棋的人無法向玩 紙牌的人推薦象棋的規則。人們也不可能逾越規則。「逾越」一場遊戲的規則沒 有任何意義，因為在下一場遊戲中，規則仍完好無缺，並且恢復其本來的應用範 圍。規則在循環中反復出現，沒有任何界限可以跨越（Baudrillard, 1990[1979], p.

131-132）。如果在論述象徵交換之時，Baudrillard 對挑戰策略的期許仍然是「逾 越」；到了宿命策略的階段，他已經意識到「逾越」是沒有用處的。要對抗普遍 政治經濟學，需要建立起規則的秩序。所謂宿命的策略也是一種矛盾修辭，宿命 當然無法成為一種策略，它不可籌劃也不可施行。所有的策略都建立在主觀幻象 之上，為了對抗主觀幻象，只有人所無法掌控的客觀幻象才能稱之為一種策略。

Baudrillard 的立場是明確的，他要通過恢復規則的秩序來終結以「解放」為 口號的律法秩序。律法描述了一個潛在來說具有普遍性的意義和價值體系。在 Baudrillard 看來，律法在其根本的超驗性基礎上，將自身建立為整體化現實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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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而所有的革命和逾越都為律法的普遍化掃清了障礙（Baudrillard, 1990[1979], pp. 134）。相較而言，規則內在於一個有限制的體系，它既不用超越這個體系也 不會改變這個體系就能對之做出描述（Baudrillard, 1990[1979], pp. 134）。

「正是律法的超驗性奠定了意義和價值的不可逆性。正是規則的內在性，其 任意性與外接的特性，導致了在規則自己的範圍內，意義可以逆反，律法可以逆 轉。」（Baudrillard, 1990[1979], pp. 134）

解放的律令是「我們必須解放一切」，它意味著切斷一切之間的聯繫，並開 啟了律法意義與價值體系的指數型增長（Baudrillard, 2004[2001], pp. 36）。受解放 的律令鼓舞的現代人不願面對的是，所有的解放都會同等程度地影響善（Good）

與惡（Evil）（Baudrillard, 1993[1990], pp. 109）。從大眾媒介到社群媒介，我們見 證了資訊的解放。我們解放了傳播和接收資訊的權利，但是無可避免地，我們也

與惡（Evil）（Baudrillard, 1993[1990], pp. 109）。從大眾媒介到社群媒介，我們見 證了資訊的解放。我們解放了傳播和接收資訊的權利，但是無可避免地，我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