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道德與現實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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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實判斷。

在法國學者 Jean Baudrillard 看來，隱藏在分離的人性（human nature）觀念 背後的是一整套啟蒙的道德哲學。按照這種道德哲學的理性主義版本，人天生具 有內在的理性，這種確實存在的潛能必須被解放出來（Baudrillard, 1975[1973], pp.

57）。啟蒙的道德哲學還有一種浪漫主義版本，在其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地位發生 了顛倒，非理性變成了具有革命潛能的力量，理性加諸其上的壓抑成為需要克服 的障礙。解放的前景就有賴於對非理性潛能的釋放和昇華。最具代表性的是 Herbert Marcuse 等人主張的佛洛伊德式馬克思主義版本。Freud 學說中的「……

無意識自身被詮釋為『自然的』（natural）財富，一種隱藏的、會在革命行動中爆 發的積極性」（Baudrillard, 1975[1973], pp. 57）。兩種版本都試圖用辯證的方式克 服人性內在的道德衝突。

Baudrillard 表明了，人性的觀念並不是先驗的，而是在歷史中產生的。把人 分成天生的「好人」和「壞人」是從 18 世紀開始才有的觀念。這種劃分之所以 可能且必要，是因為人被抽象為政治經濟學體系中的一個一個要素，即生產者。

生產力的抽象而普遍化的發展使得作為生產者的人的概念具有了抽象和普遍的 形式。生產的概念於是成為人的活動和類的目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不僅把個人 作為可出賣和可交換的勞動生產出來，而且正是它生產出勞動力的概念，並以之 作為人類潛能的基礎。」（Baudrillard, 1975[1973], pp. 31）「好的」人性就是能夠 在生產活動中得以實現的潛能，「壞的」人性就是阻礙這種潛能實現的惰性。

二、 啟蒙道德與現實觀念

同樣的啟蒙道德哲學也延伸到普遍性的「現實」概念。啟蒙將世界從泛靈論 的幻想中喚醒，人們不再用神話來解釋事實，而是用科學來計算事實（Horkheimer

& Adorno, 2002[1987], p. 2-5）。在 18 世紀的歐洲，原本指涉奠定了世界可知性的 規律總和的「自然」（Nature），轉變為有待開掘的潛在力量，開始作為「現實」

（Reality）充當「最大的所指」（great signified）和「最大的指涉物」（great Re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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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drillard, 1975[1973], p. 53-54）。符號的操作由作為現實的「自然」保證，並 且將「自然」當作生產和勞動的對象。

「自然」概念的本質就是科學和技術對自然的支配。這種支配將自然再生產 為分離的兩個部分。一方面是「被解放」為生產力的客體，另一方面是「被解放」

為勞動力的主體。主體和客體都是同一個生產力的兩個抽象要素。自然的現實原 則就是工業結構化和意義指涉圖示的操作原則（Baudrillard, 1975[1973], pp. 54）。 也就是說，現實並不是永遠存在於那裡，而是到了現代才作為生產力，成為等待 著轉化和轉譯的對象。在現實中已經銘刻了科學和技術支配的目的性，而這種支 配又是以現實自身的目的性的名義加以施行的（Baudrillard, 1975[1973]）。因此，

現實並不天然地屬於無關價值的事實領域，而總是按照技術規定的價值規律擬仿 出來的「現實原則」。

對於批判「後真相」的學者來說，技術支配的目的性也已經銘刻進「現實」

的概念中。「難道我們想要生活在一個政策不根據事實而是根據感受來製定的世 界嗎？……也許存在著關於我們知曉客觀現實的合理的理論問題，但這不意味著 知識論學者和批判理論家不會在生病時去看醫生。政府也不應該因為他們『感覺』

犯罪率上升而去修建更多監獄。」（McIntyre, 2018, p. 13-14）

當 McIntyre 義憤填膺地指出「後真相」的嚴重後果時，他是把「現實」當作 政府政策制定的依據。監獄的修建必須要根據現實的犯罪率的變化。犯罪率的現 實涉及的是政府對整體社會治安一般狀況的了解。了解社會治安的狀況有賴於安 部門施加在每個人身上的「罪犯/非罪犯」的評價體系，以及將這種分類下的個體 納入統計數據的過程。因此， 犯罪的現實（reality）只有根據具有社會性的價值 判斷才能形成，而犯罪事實（fact）的產生則有賴於科學與技術對這種社會性價 值判斷的中性化和操作化。我們必須預設犯罪的概念在現代社會具有現實性，才 能夠據此確定特定的人犯下罪行的事實。我們不妨假設，如果一個社會根本沒有 犯罪的概念，殺人很可能只是被看作是一種結束他人生命的行為，而不會被認定 為犯罪的事實，更沒有辦法統計這個社會的犯罪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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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cIntyre 看來，「後真相」的問題並不是對認識現實（knowing reality）的 觀念的挑戰，而是對現實（reality）自身存在的挑戰（McIntyre, 2018, pp. 10）。 McIntyre 不接受現實也是一種觀念，而是堅持在現實與觀念間做出區分。他將「後 真相」的狀況表述為一種意識形態至上（ideological supremacy）（McIntyre, 2018, pp. 13）。

「我主張，這裡真正的問題不只是任何特定（離譜）的信念（belief）的內容，

而是一種支配一切的觀念——根據人希望什麼是真的——某些事實要比其他的 重要。」（McIntyre, 2018, pp. 10）。

這句話表明了 McIntyre 迫切地想要將現實與觀念區分開來。在現實的領域，

沒有任何事實比其他事實重要，只有當觀念干涉了現實的領域，事實之間的相對 價值才會凸顯出來。我們可以將 McIntyre 的假設總結為，現實是價值中立（value-free）的領域，只有在這個領域我們才能談論事實，但這也意味著，價值的領域 被推向了非現實（unreal）的一邊。McIntyre 沒有意識到這種區分導致的困難。

現實畫出了一個價值中立的範圍，讓事實得以免於價值的污染，但是卻沒有辦法 解釋現實自身的價值來源。如果現實是有價值的，而價值判斷是屬於非現實的領 域，那麼現實自身的價值也就只能在非現實領域才能獲得。如果現實是沒有價值 的，我們就不能理解為何 McIntyre 要挺身而出，為現實辯護。

事實上，整個有關「後真相」的討論都可以歸結為現實自身的價值問題。我 們為何要為現實辯護？現實是否還值得人們相信？這些問題都是在拷問現實自 身的價值及其來源，而不只是特定的事實是否具有價值。根據上文中 Baudrillard 對 18 世紀啟蒙道德哲學的論述，我們了解到現實並不是天然就是具有價值的。

現實觀念產生的歷史也就是現實開始承載價值的歷史。既然現實的觀念已經蘊含 了改造現實的目的性，我們也就無法把價值從現實的領域排除出去。

儘管事實被設定為價值中立，但現實的觀念是有價值的，而這種價值必然是 非現實所提供的。再者，當我們論及事實的真假，我們也預設了真相要比謊言重 要，而真相的價值也依賴於對謊言的揭穿。如果謊言不存在，也就沒有必要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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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因此，現實與非現實、真相與謊言不能完全切割開來，而是相互糾纏，相 互需要。現實需要非現實來提供價值，非現實又不得不實現為現實才能證明現實 所具有的價值。啟蒙的道德哲學也建立在現實與非現實之間的關係之上——「好 的」人性需要從「壞的」人性中解放出來，以證明人性是「好的」。事實上，現 實與非現實的這種關係也形塑了整個現代文化。Baudrillard 將基於現實與非現實 這種關係的文化稱之為生產（production）的文化。這裡的「生產」概念是就字面 意義而言的。「生產」是 pro-ducere，兼有兩種意思。「物是被製造出來的，而且 也是被作為證據（proof）生產出來的。」（Baudrillard, 1981[1972], pp. 33）我們的 生產文化也同時是「展示」（monstration）和「證明」（demonstration）的文化

（Baudrillard, 2007[1977], pp. 37）。

Baudrillard 所說的生產已經不再局限於物質生產，而是一種體「讓一切被生 產，被閱讀，變得現實，變得可見，並且用效用的符號標記一切」的文化，體現 在現代社會的各種方面（Baudrillard, 2007[1977], pp. 37）。現代的科學與技術都參 與到了將非現實的價值作為證明實現出來的過程。因此，追問什麼是「後真相」

首先就要考慮 Baudrillard 所形容的這種生產文化在晚近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如果 現實的價值發生動搖，這到底是因為非現實取消了現實，還是因為現實取消了非 現實？非現實取消現實的過程是價值的內捲化（involution），所有實現了的價值 為了保存自身而退回潛能的狀態；現實取消非現實的過程則是將一切價值都實現，

以達到比現實更現實，而不再留有任何非現實的餘地。或許更為有趣的假設在於，

兩個相互矛盾的進程是同時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