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科技在蘭嶼

藉由社會網絡近用資源的能力，其中，網絡內所蘊含的互惠規範將影響行動者能 否有效取得資源（Portes, 1998）。簡言之，社會資本可以從網絡、規範、資源三 大構面進行探討。對於舊世代與新世代反核運動者而言，透過網路的介入，使得 凝聚社會資本的方式產生鉅大的差異：舊世代的反核運動由於缺乏網際網路，因 此凝聚社會資本的方式是透過傳統的家族系統與文化規範，並且主要的發聲管道 是透過主流媒體；屬於新世代的反核運動，則能透過網路的協助，抹除地理上的 限制，跨越異質的社會網絡，凝聚出不同形式的社會資本。

鑑於「原住民」所指涉的對象並不是先驗、固定與均質的整體，相反地，它 是在歷史的脈絡中，不斷與各社群互動的結果。因此，討論原住民與科技互動時，

本文並不採用科技決定論的線性觀點；反之，是從科技的文化建構以及從原住民 主體的角度，探討原住民如何使用、挪用與想像科技。此外，本文也將從原住民 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的方向，思索如何確保原住民的傳播權與打開跨 文化交流的空間。據此，本文將透過民族誌研究方法，從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兩 個面向，貼進達悟族的生活場域與生命經驗，藉以梳理反核廢運動的過程與社會 資本的轉變。

第一節、傳播科技在蘭嶼

蘭嶼孤懸於台灣東南方的海域上，與恆春半島互相遙望，在日治時期，殖民 政府曾派專人探勘蘭嶼，認為島上並無開發價值，因此將全島畫入禁區，除部分 人類學家外，不准任何人進入蘭嶼。蘭嶼島上的原住民過去被日本人類學家鳥居 龍藏稱為「雅美族（Yami）」。然而，雅美族的稱號在經過族群正名運動後，

開始以達悟人稱之（郭良文，2010）。蘭嶼共有六個部落，分別是紅頭、漁人、

椰油、朗島、野銀、東清；根據蘭嶼鄉戶政事務所最新的人口統計資料顯示，目 前設籍在蘭嶼島上的居民人數約為4644人，男性2384人，女性2260人。其中百分 之九十為達悟族人，其餘為移居蘭嶼或是派駐在島上的公務人員（蘭嶼鄉戶政事 務所，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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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科技得以在蘭嶼發展，中間經過許多文化、殖民與資本力量的建構，特 別是邁向現代性的過程中，包括西方宗教、資本主義、國民教育以及地下屋改建 等外在因素，無不劇烈改寫整體民族的命運；因此，欲理解傳播科技對於蘭嶼所 造成的影響，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回顧近百年來，動盪蘭嶼的事件與政策。首 先，起源於西方文明的基督教與天主教，自1948年傳入蘭嶼，正逐漸融入達悟民 族的泛靈信仰，並且成為雙軌並置的宗教體系。

蘭嶼在日本殖民統治的50年間，鮮少與外界接觸，生活上仍維持捕魚與種芋 頭的生活模式。二次大戰後，日本戰敗，蘭嶼隨著台灣納入國民政府的管轄範圍；

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的初期，蘭嶼與本島的接觸仍不頻繁，相當程度仍維持原始 的生活風貌。一直到1948年，基督教傳入蘭嶼，天主教也於1954年由瑞士籍神父 紀守常帶入，至此，蘭嶼的宗教信仰體系開始與外界融合（郭良文，2011）。傳 道人開始在各個部落建立不同的教會系統，部落的社會型態也因宗教而有所改變：

教會成為居民討論議題的場合，而牧師與傳道人也成為部落耆老之外，提供現代 化資訊的意見領袖。

第二項改變蘭嶼的外來力量是1960年代，代表統治政府與資本主義的勢力開 始透過教育及觀光的名義進入蘭嶼。這是個動盪年代，一方面來自國民政府的現 代教育系統開始對蘭嶼孩童施行漢化教育；同時，蘭嶼與台灣的交流漸趨頻繁，

商品經濟與貨幣的概念也首度進入達悟族的日常生活。1966年，《山地保留地管 理辦法》第二次修正，增列第三十四條規定「平地人企業必須報經核准方得租用 或使用山地保留地」；此後，來自台灣的民間資本開始透過觀光的名義滲入蘭嶼，

小島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也開始遭遇嚴重的挑戰（黃彩惠，1990）；1972年，輪 船與飛機定時通航更象徵性地打開蘭嶼長久封閉的門戶。蔡友月（2007）認為，

從1960年代開始，短短的三、四十年，整個島經歷快速變遷；原本與外界隔絕的 蘭嶼，受到台灣經濟體制的牽絆，開始納入「商品交易」與「市場經濟」的依賴 關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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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台灣政府將國民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1969年，蘭嶼國中在紅頭試 辦，隔年在椰油正式設校（蔡友月，2007）。此時，來自台灣的教師一方面灌輸 復興中華文化的思維，另一方面也教導現代化的知識，例如認識家電用品與金錢 的觀念。黃彩惠（1990）認為，在「漢化」為主要內容的教育體系下，已經徹底 摧毀達悟人世代相傳的生活經驗與知識；回顧達悟族的傳統知識體系，並未包含 文字的概念，因此，面對以文字為主的漢化教育，無形中將阻礙達悟孩子的學習 過程。而歷經資本主義與漢化教育等雙重力量的合擊，使得蘭嶼島上的經濟模式 開始改變，原有捕魚、種芋頭的生產模式已不適用於市場與貨幣經濟，使許多達 悟青年放棄原有的生活型態，集體投入台灣的勞動市場以賺取生活所需。無奈的 是，投入就業市場的過程，卻又受限於教育的衝突，例如數學與文字概念的缺乏，

因而被迫從事低階的基礎勞動。根據蘭嶼鄉公所於1984年的統計資料顯示，達悟 人在台灣的勞動人口總數為719人，佔全族人口的4分之1（黃彩惠，1990）；此 外，由台大城鄉所（1989）的調查資料亦指出，旅台達悟青年所從事的職業大多 是製鞋業、塑膠業、橡膠業、零工等勞力密集的產業。由此可知，自從蘭嶼快速 進入資本主義的體系後，正艱辛地面臨現代化所帶來的衝擊。

除資本主義與漢化教育的影響外，另一項劇烈改變蘭嶼傳統文化的政策，是 由國民政府補助的「示範住宅計畫」。1970年代末期，國民政府推動《改善蘭嶼 山胞住宅改善計畫》，企圖以現代國宅取代蘭嶼傳統的住屋型態，截至1980年為 止，兩階段的住屋改造計畫共興建566戶的國民住宅（台大土研所，1984）。由 於傳統地下屋代表達悟文化的生活模式，拆除住屋，遷移至現代住宅的過程，不 僅是對原生文化的摧殘，更種下達悟族日後對於國民政府興建核廢場的憤怒因子。

如同夏鑄九（1988：239）指出：「國宅計畫所營造的新住宅，在空間功能、形 式、意義以至於它營造時的技術與材料，都完全背離雅美的文化價值與社會再生 產的功能。」更嚴重的是，許多不良建商，使用海砂等劣質建材，造成許多房屋 落成不久，就面臨鋼筋鏽蝕、水泥塊掉落等安全疑慮。許多學者皆表示，國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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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計畫是種下蘭嶼人不滿台灣政府的主要因素（夏鑄九、陳志梧，1988；黃彩惠，

1990；蔡友月，2007）。

歷經動盪的年代後，不論達悟人接受與否，都逐漸被拉扯進現代化的過程，

而象徵摩登（modern）的傳播科技，也從此時萌芽。1980年代，環島公路、公車、

水、電等現代化設施相繼建設完畢；1982年核廢料儲存場完工，同年，蘭嶼開始 供應電力，而收音機、電視、電腦等科技產品，則首度進入達悟族的日常生活（蔡 友月，2007）。自此，許多達悟人逐漸轉型為現代家庭的生活方式：住國民住宅、

聽收音機、看電視。島上收聽廣播的途徑是透過小型攜帶式的收音機；至於電視，

則由於蘭嶼並未鋪設有線電視的纜線，收視的管道是透過碟盤（俗稱小耳朵），

接收衛星訊號。值得注意的是，電視的進入，正改變達悟族人原有的互動型態。

蔡友月（2007）提到，以往部落晚上涼台聊天的娛樂，逐漸被看電視所取代，而 電視所傳達對台灣物質生活的響往，更使得世代間的代溝加大。

比起廣播及電視，「網路傳播科技」進入蘭嶼的時間點整整遲了20年，如同 前述政策，電腦與網路的普仍是受到政策的影響。2007年，由台灣教育部主導縮 短數位落差計畫之「低收入戶國民電腦應用計畫」開始施行，此計畫補貼多數蘭 嶼家庭一台電腦，並且免費附帶一年的寬頻上網；同年，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所推動的「村村有寬頻、部落有寬頻」計畫，也敦使中華電信在蘭嶼建 置微波發射站，至此，蘭嶼六個部落，終於享有順暢的上網環境（翁翠萍，2007；

張玉佩，2012）。值得注意的是，透過官方所主導的縮短數位落差計畫，雖能有 效建置蘭嶼的基礎建設，但如同「示範住宅」，主政者或許基於善意，希望改善 達悟族的生活品質，但相關政策卻未從原住民主體的思維進行擘劃，以至於原本 的美意成為侵擾當地文化的原因。例如「國民電腦計畫」忽略蘭嶼屬海島型氣候，

水氣與鹽分較重，許多電腦在經過一段時日後，多數鏽蝕、損壞；此時，島上又 缺乏維修的據點，因而許多電腦便成為家中無用的擺設；此外，國民電腦僅是硬 體的補助，缺乏軟體技能的訓練，部份家庭仍缺乏使用的能力，使得原本彌平數 位落差的美意打了折扣。儘管美中不足，但自從2007年以降，蘭嶼的硬體建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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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趨完備，對於2012年興起的反核廢運動而言，仍欠缺的是積極運用網路傳播科 技的原住民主體。以下，本文將整理新世代達悟青年的求學過程，藉以說明為何 2012年所展現的是不同於以往的反核廢抗爭運動。

電力是推動現代科技的必要條件，1980年代以前，蘭嶼缺乏基礎電力設備，

遑論使用科技產品。直到1982年，核廢料儲存場完工，蘭嶼開始供應電力，該年，

遑論使用科技產品。直到1982年，核廢料儲存場完工，蘭嶼開始供應電力，該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