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核廢運動之資源

根據前述文章的脈絡，本文已經分別整理網絡與規範兩項構面。對於社會資 本而言，每一項構面的變化，都將牽動整體的資本的改變。例如：舊世代反核廢 運動是透過教會與家族系統進行社會動員，因此整體的社會網絡相對封閉，並且 高度以種族及地域為核心。在此種以血緣與地緣為基礎的社會網絡之中，將能形 塑高度的社群規範。相對的，新世代的反核廢運動則在網路的輔助下，能夠跨越 地理侷限，直接連結到台灣的社會網絡。從311反核廢運動中可以發現，參與抗 議的人數為歷年最高，達到一千五百人，而這個數字，是舊世代從未達到的規模。

當原有的社會網絡擴大之後，血緣與地緣的影響力就會逐漸被稀釋，使得新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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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核廢運動所能凝聚的社群共識相對薄弱。從上可知，網絡與規範之間是相互 連動的狀態。

相同的邏輯，資源的變化也會牽扯到其他構面的變動。如同前述，達悟族長 期處於經濟資源的劣勢，再加上補助金的介入，更使得原本具有高度共識的反核 廢運動，開始產生歧見，並影響到整體達悟社群的信任關係。由此可知，資源的 多寡也牽引著反核廢運動的改變。

單就社會運動而言，資源所指涉的範疇並不只是經濟資源，尚有其他類型的 資源也相當重要。根據本文的整理，所謂的資源泛指：達悟族人在反核廢運動當 中所能挪用的文化、物質與人力資源。文化資源則包含達悟族的傳統知識、現代 知識以及數位知識；物質資源包括運動所需的經費與設備；；力資源則是籌畫社 會運動的工作人員與參與抗議的民眾。以下，本研究將根據不同世代所運用的資 源型態，進行詳細的介紹。

壹、文化資源

反核廢運動需要挪用各種型態的文化資源進行對抗，大抵而言，可以將文化 資源區分為傳統知識、現代與數位知識兩個範疇。

（一）傳統知識

蘭嶼孤懸於太平洋外海，在地理區隔的影響下，鮮少與文明世界有所接觸。

因此，對於老一輩的達悟族人而言，文字，甚至是科技產物都是相當陌生的概念。

相對於低度發展的蘭嶼島，「核能」是位於科技光譜的另一端，屬於高度工業發 展下的「文明產物」。當核能工業末端的核廢料，遇上遺世獨立的達悟族時，其 中所面臨的溝通阻礙與衝突，實不難想像。

1980年，當核廢料儲存場在島上興建時，當時的施工單位對達悟居民聲稱他 們要蓋的是罐頭工廠，而運送核廢料的港口是軍用碼頭。由於老一輩的達悟族人 並未有足夠的知識去判斷政府所言是否屬實，因此也只能被動地接受。然而，隨 著有越來越多的達悟青年前往台灣接受現代教育，知識使得蘭嶼青年開始瞭解核 廢料對能人體所可能產生的侵害，因此在1987年爆發了第一場反核廢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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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舊世代的反核領袖而言，由於他們所接受的是現代教育，因此在相當程 度上仍可以理解核廢料對人體的傷害。但，對於多數未曾接受現代教育的達悟族 人而言，如何以族人能懂的語彙進行溝通，便是相當重要工作。由於達悟傳統文 化並未有「核能」或「核廢料」的詞彙，當時所使用的策略是挪用（appropriate）

傳統信仰的「惡靈（anito）」向部落耆老進行溝通，透過連結既有的文化資源，

賦與核廢料在地的意義。對此，擔任舊世代反核廢運動領袖的O1表示：

核能廢料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困擾，因為這是高科技的名詞，我們講不 清楚，你跟你阿公阿嬤講，他也不懂。所以我們就把它轉換成惡靈、毒 藥。蘭嶼人知道什麼是惡靈、毒藥，所以就容易形成群體抗爭。

藉由挪用達悟母語中的「毒藥」與「惡靈」，將能有效進行內部溝通並動員 部落群眾。而透過連結傳統文化，也使得反核廢運動逐漸內化到達悟民族的核心 思維。直到1990年，反核廢運動開始突破科技語彙的侷限，轉而由內而外地喊出 屬於達悟母語的「不要核廢料（都夏 咕蘇力！）」。「都夏」翻譯成中文可以 理解成「不要」；而「咕蘇力」則是泛指對人體會產生不良影響的化學物質。〈圖 4-4〉為本文作者在蘭嶼核廢料儲存場外所拍攝的照片。

圖4-4 核廢料儲存場外的抗議標語

如同知名社會學家 Manuel Castell所言：「語言是文化的直接表現，也是文 化抗戰中的戰壕、自我控制的堡壘、以及可識別意義的避難所。」（轉引自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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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本研究發現，當達悟族開始透過自身的語言進行抗爭，確實是彰顯整體民 族自主性的重要策略。除語言之外，達悟族男性在特定的場合中，會穿著藤甲編 織的「戰服」，一同振臂搖拳，並且面露猙獰的表情，目的就是要驅除惡靈，並 且提昇同伴之間的士氣。此種文化傳統，也進一步被挪用至反核廢的抗議現場之 中。

〈圖4-5〉擷取自關曉榮《國境邊陲》紀錄片片段。分析這幅圖像，抗議的 族人會拿一支類似漁槍的木棒，木棒本身並不是用於戰鬥，而是在象徵意義的層 次上，用來驅逐惡靈。此外，參與的男性會頭戴藤帽，身穿藤甲，這套「戰服」

同樣具有象徵的意義，目的是要連結達悟族豐富的文化傳統。最後，達悟男性之 間會振臂搖拳，表情猙獰，目的即是在驅逐惡靈（核廢料），並且提昇同伴之間 的士氣。

圖4-5 達悟族前往抗議時的裝備

本文發現，不論新舊世代，都會挪用傳統文化的符號，並且進一步運用在反 核廢的抗爭之中。此種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連結關係，相當有助於提升反核廢運動 的能量；對此，參與今年311反核廢運動的N3也表示，雖然要到台北去抗議，舟 車勞頓，但他還是會將部落的傳統服帶去，因為穿著傳統服可以帶給他很大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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籐帽和盔甲我就帶了兩套上去，穿上戰服，就感覺很有使命感，彷彿背 後有一股力量在支持你，它讓我知道，這是文化延續很關鍵的戰役。

儘管達悟傳統文化能夠給予族人在精神上的鼓舞，但單有傳統文化的支持仍 然不足。社會運動需要論述，不論是科學證據，或是族群正義，這些在建構「對 立論述（counter-discourse）」的背後，仍需仰賴扎實的現代教育支持。對此，

不同於豐沛的文化資源，達悟族囿於教育的衝突（對文字與數字的不熟悉感），

因此相對缺乏建立論述的人才。對此，本文將於文化資源的第二部分，繼續討論 現代教育的影響。

（二）現代教育與數位知識

蘭嶼的現代化教育，可以回溯至1924年，日本殖民政府在紅頭村設立「番童 教育所」，此教育機構的設立，可以視為蘭嶼進入現代教育體系的開端。直到二 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接收台灣。隨著國民政府的勢力進入蘭嶼，

執政當局開始推行六年的國民義務教育。一直到1968年，國民義務教育延長為九 年；1969年，蘭嶼國中在紅頭試辦，隔年在椰油正式設校。此時，完整的漢化教 育，一方面帶給達悟孩子現代化的知識，但另一方面卻摧毀達悟族長久以來的知 識體系。交織著正面與負面的影響，在1960年代以後出生的孩童，將能接受九年 完整的義務教育，而現代知識的提升，也供應他們未來在台灣求學時所需要的養 分。

分析第一代反核廢運動的領袖，年紀大約在50多歲左右，從時間軸的概念回 溯，正好是1960年代，接受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學生。現代知識的培養，使得他 們有能力可以到台灣繼續接受神學院或大專院校的教育。儘管學習相當辛苦，但 教育的成果仍然具體地展現於舊世代的「達悟知識青年」身上。例如：舊世代反 核領袖可以運用族人能懂的語言，解說核廢料所產生的傷害；或者，他們也可以 透過文字投書，爭取在主流媒體曝光的機會。這些社會行動，都不能單純仰賴傳 統，而是要兼容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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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現代教育外，1990年代初期，網路風起雲湧，逐漸影響到社會的各個層面。

對於台灣教育家而言，他們看到網路是未來必然的趨勢，因而著手推動全國，包 含離島地區的「資訊教育計畫」。根據教育部的資料顯示，1996年6月即已完成 台灣本島各國中小學的電腦與網路建置；因此，蘭嶼的孩子就讀國中或高中時，

多數能接受完整的資訊教育（教育部，2008）。

對於新世代的達悟青年而言，他們所接收的是現代教育及資訊教育的洗禮，

因而相當程度改寫原本所擁有的資源型態。文化資源即是其中一項轉變：有別於 傳統捕魚及造船的知識，21世紀的達悟青年更能掌握基礎的數位知識，例如N4 能透過基本的錄影設備，製作反核廢運動的紀錄片〈參見圖4-6〉；N3也能透過 臉書進行社會動員〈參見圖4-7〉。由此可知，達悟青年的文化資源已經逐漸從 傳統轉往數位知識。不同於舊世代反核廢運動，數位思維將能幫助新世代的反核 運動者能深化、甚至開創更具有創意的反抗運動。

圖4-6 220反核廢紀錄片【吶喊】

圖4-7 蘭嶼青年行動聯盟〈311反核大遊行〉活動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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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數位知識雖能幫助新世代的達悟青年開創不同型態的反核廢 運動。但運動不能只有訴求，還要有更高層次的運動論述，例如從環境汙染的角 度，質疑台電管理不周；或是，從族群正義的角度，要求政府公平對待達悟民族 的生存權。惟有提高論述的框架，才能增強整體運動的正當性（legitimacy）。

對此，擔任新世代反核廢運動主要幹部的N5表示：

對此，擔任新世代反核廢運動主要幹部的N5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