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衛三畏的女教觀
第四節 傳教士與中國女性形象
衛三畏作為一個《女學》的接收者，他對《女學》的詮釋是受當時中國的文 化脈絡所影響，下文先就西方人於中國的處境談起，再進入當時傳教士對中國女 性的討論，最後聚焦於衛三畏對中國女性的討論。
鴉片戰爭之前，清廷將對西洋人的通商口岸圈限於廣東；這樣的環境之下，
即或是身處中國的西洋人對中國的認識也是片面不全的。一來是因為有狹隘的地 域性。當時的外國人被侷限於單一通商口岸：廣州。所以，外國人所見的景象不 足以代表中國全體，具有明顯地方色彩。二來則是傳教士或商人往來的對象具有 明顯階層的侷限性。在法令的限制下，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有明顯的分野，不得 交往，也因此與洋人們接觸的大多是舌人（linguists）、買辦、僕役一類人物。在 社會階層中較低階的人物。第三則是資訊的單一化，亦即西方人所獲得的訊息業 已經過篩選。雖然當時法令禁止洋人購買中國書籍，但是，透過典籍認識中國卻 是傳教士們共同的趨勢，這一點也可以從《中國叢報》翻譯的中國典籍獲得驗證。
然而當傳教士閱讀任何中國書籍時，內容都已經過篩選；此處所指的篩選，是指 出版物的審查，不單指文字獄的約束，而是關於「出版價值」無形的篩選。從作 者決定下筆為文到正式出版流通，其間涉及許多決定，有些是無形意識型態上的 意念，一如「文以載道」的思想，不著邊際的文字就少了出版的價值。除了書籍，
80 關於弗雷澤先生，筆者目前未能找到其相關資料，僅能由衛三畏文字中，知道他曾經在廣州 生活一年。衛斐列著：《衛三畏生平及書信：一位美國來華傳教士的心路歷程》，頁 12。
81 衛斐列著：《衛三畏生平及書信：一位美國來華傳教士的心路歷程》，頁 12。
54 中國基督教傳教〉（“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一文，該文目的為討論宣揚 基督教義的方法，認為不能只是以「中國無法進入」（China is inaccessible）為藉 口而裹足不前，還有中文學習、學校、出版、慈善事業等工作可以作為媒介83。 心，2003）。Robert Morrison, “Gazett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April 1833), p.492.
83 Charles Gutzlaf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3 (April. 1835), p.568.
84 麥志江：〈從美國兩次「大覺醒」看帶動教會改革的「復興」〉，收《神學生》第十八期。
http://www.cgst.edu/Publication/TheologyStudent/Journal18/Extra01.pdf 2010/12/05
85 Samuel Wells Williams, “Gaoumun Fan Yu Tsǎ Tsze Tseuen Taou, or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Miscellaneous Words Used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of Macao. 2. Hungmaou Mae Mae Tung Y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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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ei Hwa, or Those Words of the Devilish Language of Red-Bristled People Commonly Used in Buying and Selling”,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6(Oct. 1837), p.279 and E. C. Bridgman,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11 (March 1842), p.224.
86 Charles Gutzlaf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565.
87 《訓女三字經》之相關討論，見後文。
88 E. C. Bridgman, “Benevolent Entreprise”,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Dec.1832),p.334.
89 George Tradescant Lay, “Means of Doing Good in China, or Remarks upon a Few of Those
Expedients of a Benevolent Kind That Are Still within Our Reach”,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7(Aug.
1838),pp.19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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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與中國人互動的過程中，傳教士發現「她們」有著不同的行事方式，社會對 待「她們」有不同的標準，「她們」就是廣大的女性群體。《中國叢報》對於女 性問題的關注，大致著眼於纏足、溺女、女性教育以及女性地位這四個面向。而 在描繪這些女性圖像時，常與西方的對比，以凸顯其特徵；例如《中國叢報》以 摘要形式介紹《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所描述西方女性的文章，該文以書信體 呈現。內文是出洋姪女向在華的阿姨敘述在西方所見：沒有溺女、沒有纏足、女 性受教育，還有妻子是丈夫的伴侶90。 這四點正好是《中國叢報》所彰顯的中 國女性特色。
衛三畏Neu Heǒ 並非《中國叢報》中對女子教育或地位問題關注最早的文 章，在 1833 年 11 月〈雜記〉中特雷西即以〈關於女性地位的評論〉（“Remarks Concerning the Condition of Females in China”）為題撰文。開篇指出一個國家的 文明可以由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得知，接著便就在中國所見論述。特雷西指出在 中國婦女屈從於丈夫、女性是可販賣的商品，並從大眾祈求生男孩的情景說明生 女兒是件悲苦的事情。在這樣的評論之中，只看見中國女性地位之卑賤，呈現負 面的描述91。《中國叢報》中關於中國女性教育的文章，出現在 1834 年 5 月〈宗 教消息〉一欄目下，題目為〈教育中國女性的學校〉（“Schools for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Girls”），裨治文引述一位女基督教徒的工作報告。報告中指出女教被忽 略，應該致力於提升她們的教育狀況，同時號召女教徒加入提升教育的工作。不 能忽略女教是因為她們在道德、政治上均有影響力，而且她們是孩童的看護人。
推行女教最具體的方式之一便是設立女學，倡導女教的原因在於試圖藉由
「學校」宣導基督教義。學校培養孩童讀寫能力，而學生在閱讀宗教性手冊的過 程中，便可以吸收教義，傳教士也可以此宣揚福音92。在中國境內最早由傳教士 設立的女校於 1835 年在澳門成立。該女塾是由郭實臘夫人在英國「印度與東方 女性教育促進會」（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India and
90 [s. n.], “The Chinese Magazin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April 1837), pp. 575-576.文章中未 說明這份中文雜誌的名稱，推測應為《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
91 Ira Tracy, “Remarks Concerning the Condition of Females i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Nov. 1833), pp.313-314.
92 E. C. Bridgman, “Schools for the Education of Chinese Girl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3(May 1834),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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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st）的資助下設立93。然當時澳門實屬葡萄牙的管轄範圍，傳教士在中國管 控範圍設立女校要到 1844 年，由奧黛西女士（Miss Aldersey）在寧波設立女校。
但是，傳教士對中國女性教育問題的關注是早於這兩個時間點的。1825 年，當
Classic for Girls）便是馬典娘娘（Sophia Martin）於 1832 年為新加坡女塾綴文而
生，這本書的內容也反應傳教士對於女性教育的期許，內容著重在宗教感召部分93 Mary R. Anderso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for Girls in South China (Mobile, Ala: Heiter-Starke Printing Co, 1943), pp. XIX-XX、梁家麟：《廣東基督教教育（1807-1953）》（香港：建道神學 院出版，1993），頁 29-31 以及夏泉：《明清基督教教會教育與粵港澳社會》（廣州：廣東人民 出版社，2007），頁 177-178、[s. n.], “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6(Sep. 1837), pp. 231-232.
94 李志剛：〈基督教對近代中國文化之貢獻及影響〉，見氏著《基督教與近代中國文化論文集》
（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9），頁 212。
95 Mary R. Anderso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for Girls in South China, pp. XIX、Margaret E.
Burton, 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 (New York: F.H. Revell, 1911), pp.34-35、夏泉：《明清基 督教教會教育與粵港澳社會》，頁 176、杜學元：《中國女子教育通史》，頁 252 均有相關介紹。
其中，杜學元於《中國女子教育通史》提及裨治文夫人於 1830 年代在廣東設立女塾，此說應為 訛誤，見該書頁 252。
96 [s. n.],“Heun Neu San-tsze King: Ma teen Neäng-neäng choo; „A Three Character Classic for Girls; by Miss Mart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1(June 1832 ), pp.77-78.
97 [s. n.], “Report of Chinese Schools for Boys and Girls under the Care of Rev. Alexander Stronach and Mr. R. T. Grylls, at Penang”,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March 1842), p.177.
98 Ira Tracy, “Remarks, Concerning the Condition of Females in Chin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Nov. 1833), pp.3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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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中獲得適當的地位，國家才能脫離粗俗，享受福音恩典，我們應該盡最大的 努力興建女子學校」99。可以發現傳教士們對女性影響力十分看重。
《中國叢報》內文中對於女性議題的探討，大致不脫纏足、溺女、女性教育、
女性地位四個議題。裨治文曾專文討論纏足，裨治文提到纏足的目的有二，一說 是因為人們要將女人留在家中，另一說則是出於一種政治意圖（political
design），欲藉此將女性制約在屈從的地位100。關於溺女的討論可見於〈時事報 導〉一欄目，在傳教士的觀察中，溺嬰其實並不限貧苦家庭，在廣東地區不論貧 富都有此惡習。在窮困人家，女性只是徒然耗費開支的貨物，在富裕人家，女性 也不能對家庭有所貢獻101。就文章的比例而言，《中國叢報》中傳教士討論纏足、
溺女的文章，不如提升女子教育或女子地位的文章多。孟德衛也指出《中國叢報》
對於溺嬰的討論實在薄弱，他認為新教傳教士未正視溺嬰的問題，而這一方面是 由於他們對中國的認知不足，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新教和天主教立場的對立與其不 同傳教模式。102。而另一種可能解釋則是在中西比較的觀點下，中西各有限制女 性的作法，如西方的束腹。若意識到文化差異，傳教士對中國的纏足苛責也就減 少了，如衛三畏在《中國總論》中討論溺嬰一事，他不否認溺嬰是不近人情的事，
然而他也提及這種現象並不僅存在於中國，其它的歐洲國家也有此現象103。若仔 細分析因果，如裨治文思考纏足的目的、傳教士對溺嬰現象的觀察，會發現纏足 或溺女是婦女地位低落的外顯行為，若欲改變這些習俗更根本的方式是要改變其 思維，必須從提升女子地位著手。
衛三畏對於中國女教的關注期極長，除Neu Heǒ、《中國總論》外104，還有 兩篇期刊文章明確以女性為論述主題：〈中國女子教育及其作者〉（“Female Education and Authors in China”）、〈中國的女性教育〉（“Education of Woman in
99 Charles Gutzlaf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 565
100 E. C. Bridgman, “Samll feet of the Chinese Girl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3(March 1835), pp.537-538.
101 [s. n.], “Infanticide”,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7(May 1838),pp.54-56.
102 Mungello, David E., Drowning Girls in China: Female Infanticide Since 1650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pp.65-70.
103 衛三畏：《中國總論（下）》，頁 751-752。
104 《中國總論》中第九章〈教育與科舉考試〉中對女性教育有所介紹，見衛三畏：《中國總論
（上）》，頁 39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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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105，事實上這二篇文章內容上有相當的重複性。文章中援引《女誡》、
《詩經》、《列女傳》、《女兒語》、《大清律例》等資料，說明女性的地位以及影 響力。文中值得注意的是，衛三畏認為由《女誡》和《女學》的比較顯現出中 國對於妻子與母親要求具有穩定性，意即《女誡》一書中所言與《女學》所述 有極高的相承性，可以說雖歷經時代的變化，但中國對於女子的要求沒有太大 變化。
Neu Heǒ、《中國總論》和〈中國女子教育及其作者〉成文年代分別是1839、
1848、1879年，分別代表衛三畏不同的生命階段。1839年是衛三畏抵達中國的 第六年，對於中國的認識慢慢深化，同時從其在《中國叢報》的撰文內容，也 可以驗證這一點，他能描繪的不僅是眼前實際存在的景象，如度量衡或貿易概 況，他能夠開始描述中國人性格，也可以透過中國典籍了解中國這個民族。1848 年，衛三畏的身份不再只是傳教團的印刷工，更是中國通，以「中國」為主題 巡迴美國各地演說。1879年，雖然衛三畏離開了中國，但是他卻以中國專家的
1848、1879年，分別代表衛三畏不同的生命階段。1839年是衛三畏抵達中國的 第六年，對於中國的認識慢慢深化，同時從其在《中國叢報》的撰文內容，也 可以驗證這一點，他能描繪的不僅是眼前實際存在的景象，如度量衡或貿易概 況，他能夠開始描述中國人性格，也可以透過中國典籍了解中國這個民族。1848 年，衛三畏的身份不再只是傳教團的印刷工，更是中國通，以「中國」為主題 巡迴美國各地演說。1879年，雖然衛三畏離開了中國，但是他卻以中國專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