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三畏在美國漢學發展史上的地位是受人肯定的，已有多篇論文、著作針對 他對於美國漢學之影響著手1。衛三畏的著作構築美國人觀看中國的模式，並影 響了數代美國人的中國觀。他在中國深耕四十三年，見到中國的各個面向，並在 過程留下紀錄。然而，書寫不是漫無邊際，「寫」與「不寫」之間作者有其取捨 之道。在中國眾多著作中，身處十九世紀上半葉的衛三畏翻譯了一本十八世紀初 期出版的女教書：《女學》。
本論文中選擇衛三畏Neu Heǒ 作為探討的軸心，以此延伸衛三畏的女教觀這 一議題，這兩方面均是前人未深入探討的部分。如孔陳焱在介紹《拾級大成》中 的閱讀文選時，說「所選十一篇文章有九篇來自清代學者藍鼎元（原注：號鹿洲）
的《女學》」2，已然顯現衛三畏對於《女學》的特別關注，然而，其原因何在呢？
本文即希冀進一步探索何以衛三畏翻譯《女學》、其間的原委為何，另則，希望 了解衛三畏又是如何翻譯《女學》一書。
翻譯是一連續過程，譯本只是翻譯結果的呈現。要真正了解衛三畏 Neu Heǒ，並不是僅就原文與譯文作討論。本文在「文化菱形」的啟發下，將研究觸 角延伸進一步討論生產面向、接收面向，以及整個大環境脈絡。格里斯伍的文化 菱形處理的是在單一社會文化中存在的文化物件，衛三畏Neu Heǒ 為一譯作，其 生產面向是更為複雜的，同時存在著作者、譯著。Neu Heǒ 作為一個討論的文化 物件，一篇英文書寫而成的文章，其接受面向的預設讀者對象是英美人士，在討 論接受Neu Heǒ 面向時，必須由美國文化脈絡作為切入點，將美國讀者置入作者 的翻譯過程之中。本論文所面對的文化物件是一譯本。譯本具有跨文化的特色，
因此在本文議題下，以Neu Heǒ 作為探討的「文化物件」，「接受者」為閱讀期刊 的西方讀者，「社會世界」為西方文化世界，提筆撰寫譯文的人是衛三畏，但是，
1 如顧鈞：《衛三畏與美國早期漢學》、孔陳焱：《衛三畏與美國漢學研究》等。
2 孔陳焱：《衛三畏與美國漢學研究》，頁 190。其餘三篇則是翻譯《聊齋志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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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將衛三畏置於「創造者」一點是不夠完善的。Neu Heǒ 並非由衛三畏個人撰寫，
他不是翻譯過程的起點，他是翻譯過程的一個中介者。衛三畏擔任譯本的創造 者，同時他也是原文的接收者，他是原文與譯文之間的轉換器，他是中國、美國 之間的橋樑，其間的溝通是因衛三畏而存在；西方讀者對藍鼎元、《女學》/Neu Heǒ 的認知，也是透過衛三畏而產生；《女學》原文與譯文之間並不存在真正相等的 關係，而是經由衛三畏的譯筆而存在一種對等關係。在這樣的情形下，要完整的 分析一個譯本，不得不關注衛三畏生平、思想，同時必須注意的是衛三畏也決定 了西方讀者所見中國、所知藍鼎元、所讀《女學》/Neu Heǒ。衛三畏既是譯本生 產者也是原文的接收者，衛三畏以接收者的角色與中國文化脈絡、藍鼎元、《女 學》形成另一文化菱形。因此，分析Neu Heǒ 更適合的模式如下：
分析Neu Heǒ 的模式，呈現一組雙菱形。左側的文化菱形，時而隱形不被人察覺，
然而它卻是永遠存在。社會世界不是單一的，必須面對原文化與目標語文化。雖 然，譯文設定的讀者是西方觀眾，然而，卻不能忽視中國文化在這場交流中也發 生作用力。
在這樣的考量下，對中國社會、藍鼎元、《女學》的分析實屬必要，了解其 內容方才能知道衛三畏過濾了些什麼、添加了些什麼。在衛三畏撰稿的時間點 上，中國是閉鎖的，她不歡迎外來的客人。因此，如衛三畏等的傳教士都被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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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口岸，在這樣的模式之下，他們對於中國的認識十分有限。受限於環境，
傳教士們仰賴典籍作為他們認識中國的方式。藍鼎元其人其文在《中國叢報》中 被刊載。藍鼎元一生可謂坎坷，年幼喪父，家境貧苦，仕途不順，在欲經世濟民 的期許、欲彰顯其聲名的壓力之下，他撰寫《女學》。相對於一般儒學典籍，女 教書尚未出現如《小學》一般的經典讀物，因此他選擇女教書作為其名列程朱之 列的捷徑。既然藍鼎元以《小學》作為其典範，他便遵循《小學》的模式，採納 各家之言，加以編輯。
然而，西方讀者對中國社會、藍鼎元、《女學》都無法直接目睹，而是透過 衛三畏來觀看中國。因而必須了解衛三畏所認知的中國、藍鼎元以及《女學》。 在衛三畏決定翻譯《女學》時，其實已經在為中國作平反的工作，他認為中國女 性並非全然低劣，從《女學》之中可見她們所受的教化。長期居留中國的衛三畏 必然見到中國與美國的種種差異，「客觀」是他期許自己達成的目標。對於衛三 畏而言基督教或異教的差別是明顯存在的，但是，他也能透過多方探索以呈現各 地不同的文化差異，而非一味批評中國文化，如他在觀看溺嬰的議題，不是單看 中國面向，也與歐洲國家情形相較。衛三畏曾表示過他希望洗刷中國人被強加的 可笑形象，翻譯《女學》也是基於同一原則，他希望那幅刻畫在讀者心中女性被 奴役的形象可被破除。基於這種破除負面印象的前提，藍鼎元的形象當然也必須 是正面的，歷史上，藍鼎元飽經科舉挫敗的經歷都不需要提起。只要建構一個有 文才、有謀略又仁民愛物的良吏形象即可，藉此提升文本的可靠性與說服力。
藍鼎元寫作《女學》的動機與背景已經不是衛三畏在乎的部分，他需要的是
《女學》一書所呈現的中國面向。而衛三畏在譯介的過程中，擔任過篩的工作，
他選擇翻譯篇章、選擇翻譯詞彙，同時也負責上色工作，增添補充文意。讀者受 制於譯者的文辭，但讀者也牽制著譯者。當譯者下筆為文時，讀者是佔據譯者心 思的。因此，在文章之中，可以看到衛三畏以「歸化」的方式，為讀者解讀關於 中國的世界。從衛三畏選譯篇章的原則上，可以明顯看出與美國文化所缺乏的部 分，同時讀者不易明白的部分，他會適時刪去，避免因文化的差異產生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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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異，或者模糊了焦點。文詞上，看到了衛三畏翻譯上的誤解，這些解釋的變異 往往不只是語言上的誤會，同時也暗示著他對於中國文化的認知。而衛三畏所感 知、關注的中國、藍鼎元或《女學》都是受其自身的文化脈絡所影響。
衛三畏說翻譯《女學》目的在於以此檢視中國之道德。衛三畏對藍鼎元極其 稱讚，選擇藍氏著作應可預期。然而，在中國浩瀚典籍中，為何是以一本女子教 科書評價中國道德呢？一個國家的良善與否何以維繫在女性身上？女性在此為 何扮演起關乎社會價值的重任？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在衛三畏的生平與美國文化 中可以尋得。一般研究者對於衛三畏在赴華之前的生活探討較少，大多僅述及衛 三畏來自虔誠的家庭，父親為印刷業名人。然而家庭不僅只帶給他虔誠的信仰、
謀生的技藝，也影響他觀看中國的視角。母親雖然在他青少年時期便離世，但是 她的生平作為卻在衛三畏心中留下典範，甚至威廉斯夫人所參與的「母親協會」， 也聯繫衛三畏對於女性教育議題的關注。針對這一問題探索的過程中，又可以發 現「母親協會」誕生，正反映美國當時的時代議題以及對於女性定位的討論。在 美國當時的局勢之中，「家庭思想」、「女性主義」兩股勢力正在爭權。在「家庭 思想」、「女性主義」兩股力量較勁之下，關於傳統女教的各種口號、出版物更為 蓬勃發展，以維持其固有地位。從衛三畏的文章論述中，可以看出他的立場傾向 於「家庭思想」，鼓吹傳統女性典範。
十九世紀美國對於女性的「真婦德」要求在於虔誠、純潔、順從、持家。當 時是美國社會變動加劇的時間點，社會問題叢生，婦女又被社會期待能夠淨化社 會，再加上女性承擔育兒之重責大任。依此看來，維繫社會道德的責任與婦女幾 乎劃上等號。在美國可以看到女性的影響力發酵，不只在家庭之中，也在社會面 向，婦女開始投身社會改革運動。在這樣的思維之下，婦女與一個社會乃至一國 國家的道德層面便相互連結，這樣的背景之下促使衛三畏試圖以一本女教書討論 中國的道德議題。「譯本」的誕生，除了傳遞異文化的訊息之外，本國文化的分 子也隱匿在其中，默默在其中發生作用。
衛三畏對所見有所感知而下筆翻譯。翻譯是一有目的的行為，它是為讀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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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因此，衛三畏心中預設的讀者，必然在翻譯過程中發生影響。衛三畏的 預設讀者是英美人士，而且是欲改造中國的英美人士。向他們介紹《女學》一書，
除了讓他們知道中國道德之外，應有更進一步期待。衛三畏在文章中，所強調的 精神在於「影響力」。文章中可看到婦女的典範，也看到婦女對於家庭發揮的影 響裡力，這不僅打破過去西人對於中國婦女地位低落的看法，教科書的存在也表 明女性是必須受教的。這樣的論述無異是提升女性的地位，告知讀者女性的影響 力。這間接傳遞給讀者的便是，若要傳遞福音，女性的影響力是必須注意的。在 接收面向，讀者也具有其能動性，並非全然接收譯者所給予的消息，讀者擁有自 行解讀的權利。在《中國與中國傳教》、《家鄉之友》的作者詮釋中，可以見到
除了讓他們知道中國道德之外，應有更進一步期待。衛三畏在文章中，所強調的 精神在於「影響力」。文章中可看到婦女的典範，也看到婦女對於家庭發揮的影 響裡力，這不僅打破過去西人對於中國婦女地位低落的看法，教科書的存在也表 明女性是必須受教的。這樣的論述無異是提升女性的地位，告知讀者女性的影響 力。這間接傳遞給讀者的便是，若要傳遞福音，女性的影響力是必須注意的。在 接收面向，讀者也具有其能動性，並非全然接收譯者所給予的消息，讀者擁有自 行解讀的權利。在《中國與中國傳教》、《家鄉之友》的作者詮釋中，可以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