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衛三畏與《女學》英譯
第四節 《女學》的潛在讀者群與翻譯策略
Neu Heǒ 既為一譯文，就不是衛三畏無中生有，也並不是由他獨立操作。翻 譯過程中，衛三畏擔任中、美交際的管道，因而他也同時受到兩方影響。在他與 中國文化脈絡、藍鼎元、《女學》的互動過程中，衛三畏擔任一個接收者的角色，
身處於中國文化脈絡中、試圖詮釋中國文化脈絡中藍鼎元創作的《女學》。他所 見的中國情形、他對藍鼎元的認知是理解《女學》的基礎，同時，也是研究者探 索衛三畏詮釋的根基。當衛三畏開始詮釋文本時，便受美國文化思維的影響，而 當他開始下筆為文，存在心中的預設讀者也對其書寫產生影響。刊載《中國叢報》
上的Neu Heǒ 並非衛三畏個人抒懷之作，它是面對既定讀者的資訊文類。因此，
釐清衛三畏心中預設讀者對象有助於理解作者之意圖。
就《中國叢報》使用語言，可以推知作者是為了英語使用者而寫作。另外，
還可以三個面向切入主體，以分析其預設讀者：首先由創辦《叢報》目的談起，
第二就投稿者作探討，第三就傳播地點作討論。最後綜合三者歸結出其可能之讀 者群。
討論《叢報》的預期讀者，應先就《叢報》成立的宗旨入手。期刊宗旨的不 同，其所設定的讀者群就隨之改變。在《叢報》的發刊詞中，可以讀出兩個層次 的目的，初階的目的在於了解真實的中國，以增進雙方的交流。文章第一段中，
裨治文提到：
每一個到廣州的旅客，就算不困惑也會吃驚於當地人和外國人在交流對話 中使用奇怪的行話（jargon）；而這正是大量誤解的來源。在不少例子中，
它造成了曲解、爭吵、延遲、苦惱以及其他的惡果。三十年前，沒有一個 人可以將中文翻譯成英文；同樣沒有一個「天子」的子嗣（the sons of the
“Son of heaven”）能正確地讀、寫、說英語。82
這一段說明了中西之間的文化屏障造成其間的誤會叢生。然而，何以中國是必須
82 E. C. Bridgman,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832), p. 1.
87
被了解的呢？從裨治文接下來的言論已經暗示了第二層目的：「遼闊的疆域組成 中國（Middle Kingdom），從東到西橫跨超過三千里，由北到南延伸二千多餘里」
83。這樣廣袤的土地上，想必有千千萬萬的人口，而這些人們正是傳教士們覬覦 的對象，不為財、不為利，只是為了收服他們的靈魂。第二層次的目的即是要改 造中國。裨治文在文中也說：
我們真的期盼這一天（希望它快點到），所有對人類最有價值的、現在被 西方國家廣泛享受的、不斷提升西方國家的一切，能在東方國家同等地被 享用，並且產生相同的效果。84
這裡可以看到裨治文受到「千禧福音」精神的感召的，極盡所能在耶穌第二次降 臨世間前將基督教義傳送給異教徒；另則其中還帶有社會改革的思想，不僅是教 義的傳播，也希望以西方文化改革東方國家。
既然《叢報》出版的意義在於了解中國，進而以西方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國，
其必然的對象就是需要或者想要了解中國的人，以及能改造中國的人，主要就是 指對中國傳教有益的個人或團體。
第二，關於投稿者的部分，尹文涓已做了仔細的整理，指出「《叢報》的主 要撰稿者來自傳教士、英國外交官和商人這三個群體」，他們是生活在中國的外 國人，次要的撰稿者則有「歐洲知名的漢學家與中國問題專家，如當時身在歐洲 的法國漢學家儒蓮（M. S. Julin）和卡雷里（J. M. Callery）；另外還有來華多年，
後來成為英國知名漢學家的威妥瑪（Sir Thomas F. Wade, 1818-1895）、鮑寧（J. C.
Bowring）、德庇時（J. F. Davis, 1795-1890）」等，此外還有「中國人梁進德（Liang Tsin-Teh）和阿昌（A Chang）」85。撰稿者因不同身份與相異地域空間，各自以 自己的視角與論點陳述關於中國的種種，這樣不同的經驗，讓中國更真實地呈現 在其他讀者之前，因此，尹文涓說「《叢報》成功建構了一個三維的輿論信息空
83 E. C. Bridgman,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832), p. 2.
84 E. C. Bridgman, “Introducti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832), p. 5.
85 尹文涓：〈《中國叢報》研究〉（北京：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4），頁 49。
88
間：在華外僑社團（傳教士、外交官、商人）、英美本土（教會組織、漢學家）
和中國人」86。這些撰稿者往往也就是讀者，從上述文字可以知道讀者遍布中國 與英美，然而，事實上，《叢報》所散佈的影響空間是大大超過此範圍。關於這 一部分，可由《叢報》中所紀錄的傳播地點作一討論。
第三，《叢報》的傳播地點。在第五卷第四期刊載〈越過恆河的歐洲期刊〉87 一文中論及《叢報》首四卷的發行數量以及刊物當前的流通情形：
當前的流通量在中國是 200 份，馬尼拉 15 份，三明治群島（Sandwich Islands）13 份，新加坡 18 份，麻六甲 6 份，檳榔嶼 6 份，巴達維亞 21 份，暹羅（Siam）4 份，新南威爾斯雪梨 6 份，緬甸（Burmah）3 份，孟 加拉、尼泊爾（Nipál）、阿薩姆（Ásám）7 份，錫蘭（Ceylon）2 份，孟 買 11 份，南非開普敦 4 份，漢堡 5 份，英國 40 份，美國 154 份；現在每 月自印刷所發出總計 515 份，然而其中有五分之一是免費贈與機構或期刊 等單位。88
從中可以看出《叢報》發行地點以中國佔據最大數量，其次是美國，第三為英國，
其他地點則是新教海外傳教站設立之處。由發行地區散佈範圍之廣，也可以說明 其讀者群分佈之廣。
總和上述《叢報》創刊的原因與讀者群，在以「了解中國」為出發點的面向 上，吸引了在華的傳教士、商人以及外交官，以及對中國感到興趣的西方讀者，
像是漢學家等；在「改造中國」的目的性上，必須把母國的教會、傳教士以及民 眾設為預設讀者，因為在華傳教士必須尋求來自母國的認同與援助，畢竟其行動 仍受限於部會、國家政策或者輿論的決定89，而美國自 1820 年代起興起「反傳
86 尹文涓：〈《中國叢報》研究〉，頁 49-50
87 E. C. Bridgman, “European Periodicals Beyond the Gang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Aug.1837) , pp. 159-160.
88 “European Periodicals Beyond the Ganges”,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Aug.1837) , p. 160.
89 事實上，《叢報》是馬禮遜、裨治文自主創辦的，美部會對其刊行並不熱衷，裨治文在創刊 其間像美部會報告時，明確表示《叢報》是馬禮遜之構想，也以自尋贊助以減輕部會的疑慮。辦 刊其間曾多次勸退，希望裨治文以及後來接手的衛三畏能夠更專注於傳教。蘇精：〈《中華叢論》
89
教」（anti-mission）的思潮90，尤其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在中國的傳教士人數寡、
資源少、限制多，對各方援助的需求是更為急切的。同時《叢報》的發行有助於 培養潛在來華傳教士的效益，影響傳教士選擇海外傳教地點的決定，希望可以有 更多傳教士選擇中國作為目的地。基於上述原因，中國人作為作者被置入《叢報》
之中，一來由中國人署名的篇章較具真實性，能滿足想了解中國的西方讀者的好 奇心，二來，營造改造中國的正面成效，中國身份的撰稿者存在有中國人被西方 文化收編的效果。
若以刊物散佈地點來看讀者群，可以知道設定的首要讀者是在華外國人，是 對於「了解中國」最迫切需要的人，其次，則是有助於「改造中國」美英人士。
另外，分析其他零散的散佈地點可以發現是以南洋地區佔多數，由於當時中國禁 教，部分傳教士會轉往鄰近的傳教站傳教，或可以年代稍前的米憐（William Milne）為例，他抵廣州不久，便因在廣州無法進行傳教工作，也無法獲得合法 的居留身份，便到南洋各地考察，最後選擇馬六甲作為傳教基地，進行準備工作；
與裨治文同來廣州的雅裨理停留廣州不到一年即前往印尼的巴達維雅。
指明《叢報》的讀者群後，衛三畏的翻譯動機就顯而易見了。其目的在 Neu Heǒ 前言已指明，他希望讀者可以藉此更了解中國；更具體的說他點明了中國女 性一如西方女性在家庭之中具有影響力，不要過度貶低女性。貶抑女性無助於改 造中國。事實上，在衛三畏之後肩負「改造中國」責任的英美人士，紛紛注意到 女性的影響力，不斷強調母親才是影響子女皈依基督教的關鍵91。
讀者的存在促成作者的下筆動機，為了讓讀者明白中國的現狀，衛三畏提筆 為文，撰稿於《叢報》。作品是因讀者而存在，也因此「讀者期待」在著書的過 程中影響著作者，對於譯者亦是如此。除此之外，影響翻譯過程的因素還很多，
的生與死〉一文中對此有所討論，收氏著《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香港：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頁 1-32，。
90 Elizabeth L. Malcolm, “The Chinese Repository and Western Literature on China 1800 to 1850”, Modern Asian Studies, 7:2(1973), p. 168.
91 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初期此種觀念尤盛，其間的變化與關係是可加以探究的議題，然非 本論文可涵蓋面向，待日後再做研究。
90
如：譯者背景、語言能力、翻譯目的等，然而直接介入實際操刀的是譯者。在翻 譯當下，譯者有能力掌握的只有翻譯的目的。單一譯者背景是既定的，無從變更，
而語言能力可以改變，但卻非在翻譯的當下，且不全然是譯者可以決定。在這樣 的情形下，從衛三畏的自主性來講，他對於原文和譯文的改變，主要取決於他的 翻譯目的。
翻譯策略也受其目的影響。翻譯目的在檢視中國道德，不是讓西方人了解中 國，陳述中國內部情形只是附帶內容。中國道德進步與否，是以美國的價值觀來 作衡量。這也決定了衛三畏的翻譯策略之一：歸化。在衛三畏的譯文之中，是以 西方的標準作為翻譯的準則，在選譯篇章中可以看出此特性，在文字運用上也 是，屬於中國文化語境的專門詞，衛三畏以歸化手法，將其設法融入西方語境之 中；然而，衛三畏當時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仍不足，因此，部分詞語仍流於字面的 翻譯，未能將文化意義傳達出來。以全文來看，在行文之間衛三畏形塑了女性的 高道德，尤其強調婦女的影響力。若回歸衛三畏的母文化，會發現這與美國的現
翻譯策略也受其目的影響。翻譯目的在檢視中國道德，不是讓西方人了解中 國，陳述中國內部情形只是附帶內容。中國道德進步與否，是以美國的價值觀來 作衡量。這也決定了衛三畏的翻譯策略之一：歸化。在衛三畏的譯文之中，是以 西方的標準作為翻譯的準則，在選譯篇章中可以看出此特性，在文字運用上也 是，屬於中國文化語境的專門詞，衛三畏以歸化手法，將其設法融入西方語境之 中；然而，衛三畏當時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仍不足，因此，部分詞語仍流於字面的 翻譯，未能將文化意義傳達出來。以全文來看，在行文之間衛三畏形塑了女性的 高道德，尤其強調婦女的影響力。若回歸衛三畏的母文化，會發現這與美國的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