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衛三畏與《女學》英譯
第五節 《女學》英譯在西方的流傳舉隅
在1830年代，美國不僅出現以女性為主體的雜誌，各類以女性為閱讀群的 道德讀物也蓬勃發展。而在中國的歷史中，女教書的數量在明清到達高潮，《女 學》僅是眾多女教書中的一本。這不僅令人思索，除《女學》之外是否有其他 著作也呈現在當時西方人面前。
在《中國文獻西譯書目》中，關於女教書籍的英譯提及《列女傳》翻譯，
其中所舉譯本均為節譯，且年代已在十九世紀最後十年了。另外，可以一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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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1848年版的《中國總論》中關於女子教育的段落中，衛三畏並未徵引任何 前人文獻，或許可以作為一個輔證，說明他所見關於中國女教的探討是極其有 限。
而與衛三畏同期的著作中，於裨治文《廣東文選》中關於「親屬」的章節 引述了《列女傳》部分內容：「女子之學，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 曰婦功」92，而同一段落也出現在《叢報》對《廣東文選》的評論之中93。裨治 文引述《列女傳》文句說明「親屬關係」，說明在中國「婦」的觀念，與衛三畏 翻譯《女學》其意義不同，衛三畏的翻譯中，是將《女學》獨立文本看待，不 是為了語言解釋，而是藉此了解女教。
在筆者搜尋十九世紀上半葉西方對中國典籍的相關翻譯時，發現涉及女教 典籍的翻譯十分罕見。在衛三畏之前，似乎不見對於單一女教書籍的大篇幅翻 譯，僅見段落式的摘釋，如前文所提裨治文摘錄《列女傳》段落以解釋中國親 屬關係。何以當時關於女教書的相關討論十分缺乏？這個答案或許可由十九世 紀初期之前描繪中國的書籍中找尋答案。在這些書籍中對於中國女性的描述總 在外貌或纏足上打轉，對於其知識是極盡其能的貶抑，認為她們是最無知的一 群。先入為主地認定中國女性無知，沒有受教育的機會，這樣的觀念之下，如 何可能注意到中國的女教書。這種情形，只得待接觸加深方得改善。
在西方對於女教書認識不深的情形下。衛三畏又為何會選擇《女學》來翻 譯？又或者說何以會注意到《女學》一書？推測原因之一，可能是在裨治文的 引導之下，衛三畏注意到了藍鼎元的著作，進一步發現《女學》。第二可能是《女 學》的體例吸引了衛三畏。一位外國人面對廣泛的中文典籍，實在無從入手，
經過前人彙編整理的讀物無異是最容易入手的。第三，《女學》的出版時間。十 九世紀初期，《女學》絕非唯一以剪輯前人嘉言懿行而成的女教書；然而在整理
92 E. C. Bridgman,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p.96.
93 Samuel Wells Williams,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Apr.1842) , p.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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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叢報》的翻譯典籍會發現編者對於清朝當代的讀物有較高的興致。因此，
推測出版時間的先後也是翻譯時的考量之一。第四，就其內容而言，《女學》一 書與其欲提倡之女性教化是相吻合的，同時也可以修正過去對中國之錯誤觀 念。94
譯作必須在目標語文化脈絡討論才更具意義，譯作雖然描寫的是「他者」， 當「他者」存在時，「我」也隨之共生了，區分出「他者」的基點就是以「我」
為基礎。正因為環境變異了，譯者的動機也和作者不同，藍鼎元創作的初衷是將
《女學》作為端正風俗之女教讀物；衛三畏翻譯《女學》目的在於檢視中國之道 德，並彰顯女性的影響力。
雖然《中國叢報》於 1851 年 12 月停刊，然而它的影響力並未因此而告罄。
一如在發行期間，西方的主要期刊常會轉載或引述《中國叢報》的內容95。即或 在停刊後，亦可看見《中國叢報》內容被轉述的情形。隨著衛三畏譯介，《女學》
/Neu Heǒ 也進入西方的文化語境，下文試圖就不同作者對於 Neu Heǒ 的引述與 詮釋來說明文化環境對於譯本的挪用。
Neu Heǒ 不僅見於衛三畏之文章，亦刊載在他人撰寫之出版物，如紀里士比
（William Gillespie）在《中國與中國傳教》（The Land of Sinim, or, China and
Chinese Missions, 1854）一書引用《女學》秋胡子之妻的故事為例說明中國的道
德，雖未指明出處，但是，除標點以及英美拼字使用上的不同之外，其用字完全 相同96；《中國與中國傳教》一書的前言中作者即說明，中國閉鎖的門戶已經打 開，希望藉由本書喚起眾人對於中國傳教的注意，同時呼籲由中國的現況進行傳94 除上述原因之外，地緣關係亦是可以考慮的方向。藍鼎元曾經在廣東任職，新教傳教士活動 範圍則以廣州為限，這一層關係是值得注意的。另外，同治四年（1865），廣州羊城緯文堂刊行
《鹿洲全集》，其中收有《女學》，由此，可約略得知在廣州地區藍鼎元之著作，有其一定的流 通量，並受注意。然目前收集材料尚不足，未來可再補充。感謝呂妙芬老師於論文口試中，提出 關注地緣關係與寫作初衷的思考。
95 Elizabeth L. Malcolm, “The Chinese Repository and Western Literature on China 1800 to 1850”, p.172.
96 William Gillespie, The Land of Sinim, or, China and Chinese Missions (Edinburgh: M. Macphail, 1854), pp.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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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工作97。〈秋胡子妻〉一文，收入第五章。該章開篇說：本章的宗旨在於提 出一個觀點，就是積極鼓勵以中國角度為出發的傳教工作。其中分為幾個部分進 行討論，依次為便利性的提升、中國人的特性、可資利用的大量材料、過去的傳 教資料98。在這篇文章之中，《女學》是一個輔助材料，目的在說明中國人的道 德，實際上，女性的身份並未被彰顯，只是一個「道德」故事。原文本之中，女 性教化的意義已經消失。
另外，在《家鄉之友》（The Home Friend: New Series, 1855）〈中國女子教育 與道德〉（“Female Education and Morals in China”）一文中，引述《女學》中仲 義妻劉氏代夫被烹食的故事99，其中英譯文字九成與衛三畏所翻譯相同。該文作 者並未署名，無從知曉作者之背景。比較其譯文相異之處，有二個特色：第一感 嘆詞增加；第二戲劇性更高。這兩者變化，應該都是要提升故事的可看性，但文 意未有變化。由譯文推測該文亦是由衛三畏版本的改編版。
除譯文文字之外，若閱讀該文章內容可看出幾個與衛三畏Neu Heǒ 的差異。
第一、比較基點為歐洲。當作者提到婆媳相處之道，立即說明這種建議在歐洲是 幾乎不需要的100。第二、凸顯女性地位的卑下。在衛三畏的譯文中大致仍延續藍 鼎元強調「婦德」的論述，同時由婦德延伸出女性的影響力；而在此文中，作者 凸顯的是女性服從與屈從（obedience and submission），例如仲義妻劉氏代夫被烹 食的故事原本是要表示劉氏的德行，然而在此處則藉以表示女性的卑從，地位卑 弱，甚至可以犧牲自己以留存丈夫的性命。第三、女性智力不足。文中提及鹿洲
「沒有過多的鋪述，只是平實地告訴她們，由於天生智力的次等，她們不能了解 高等的哲學或奢望去統治世界」101，在文字中無形中透露出作者的想法：「女性
97, William Gillespie,“Preface”, The Land of Sinim, p.I.
98 William Gillespie, The Land of Sinim, p.140
99 [s. n.], “Female Education and Morals in China” in The Home Friend: New Series, vol 2(1855), pp.
286-287.
100 [s. n.], “Female Education and Morals in China” in The Home Friend: New Series, vol 2 (1855), p.
286.
101 [s. n.], “Female Education and Morals in China” in The Home Friend: New Series, vol 2 (1855),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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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的不足」，然而這樣的論述不屬於鹿洲，也不是衛三畏文中所透露的。〈中國 女子教育與道德〉就題目而言與Neu Heǒ 涵蓋內容範圍相同；然而，Neu Heǒ 中 並未提及女性智力的不足，產生了內容意義的變異。由上述兩例可以發現，Neu Heǒ 進入英美世界被其他讀者/作者挪用，各取所需而產生各自的詮釋。
第六節 小結
在衛三畏的譯文中，就翻譯的形式可以發現譯者在其中可「操弄」的空間極 大，因為衛三畏選擇了具有刪減權力的節譯手法，而其間的取捨之道，全然掌握 在譯者的一念之間，經由探析也發現，翻譯與否是以美國文化作為考量點。而在 衛三畏描繪中國女性典範時，可以看到和美國新教所推崇的「基督教母親」一樣 的角色。而追究這些翻譯手法，其原因則在於閱讀對象主要來自於美國，衛三畏 也就自然而然將其列入翻譯的考量之一。由藍鼎元的《女學》到衛三畏的 Neu Heǒ，其目的與內容都經過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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