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論與概念脈絡
第三節 「全球－在地」的制度整合與跨界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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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忽略場域本身在自我再生產的過程中，對於組織行動取向所產生的影響。因此，研 究者必須謹慎的藉由經驗觀察判斷場域是否存在於組織互動的現象中。
二、場域分析聚焦特定部門內部的場域秩序並強調互動脈絡的獨特性，因此必須對 場域所生存的具體社會範疇（如議題、部門、區域）進行完整理解。106因此，在特定場 域中對社會自主性的觀察既不應用來直接推論社會系統層次的情況，也不能用以直接推 論其他場域的情況。
三、然而，場域分析並非僅能停留在個案描述的層次。場域分析關注不同制度邏輯 的互動過程以及各種社會機制在其中的作用，並且強調場域秩序的獨特性來自於這些社 會因素在具體互動脈絡中所呈現出的組合方式。但影響場域發展方向的相關社會因素未 必僅對特定場域中發生作用，而可能同時對不同場域發生影響。就此，場域分析對於變 遷過程的關注有助於辨認不同層次制度邏輯與社會機制的交互作用的方式，而在嚴謹的 比較策略下進行單一個案研究或多個案比較研究，仍然有助於理解國家社會關係在宏觀 層次的潛在張力、運作模式與變遷方向。特別是當作為研究對象的場域涵蓋的時間或空 間範圍愈廣泛，而社會利益與國家政策的衝突愈明顯時，便愈能夠透過場域分析觀察相 關動力的變遷軌跡。
整體而言，本文透過「場域層次的社會自主性」，將場域分析所發展出的研究取向 與分析策略帶入國家社會關係的研究中，藉以掌握愛滋 NGO 在發展過程中，組織緊密 連結的現象所產生的影響，並且從場域分析的角度，理解愛滋 NGO 與國家權威的互動 過程中，社會自主力量的運作層次與影響範圍。
第三節「全球－在地」的制度整合與跨界場域
當代社會最重要的變遷動力之一，是涉及多種空間層次交互滲透的全球在地化現 象。全球化的動力不但同時衝擊了各種領域中國家權威的行使與社會的日常活動，也改 變了與其相應的制度安排。而愛滋 NGO 的發展涵蓋了不同空間層次組織行動者的共同 參與，並且涉及跨層次制度擴散與整合的現象；相關現象是全球在地化的相關理論所關 注的焦點。本節將從場域分析的角度，討論跨越空間層次的組織行動者如何適應不同空 間層次的制度安排，並且促使這些制度安排相互整合。下文首先說明學界如何理解「全 球」與「在地」兩種力量的交互滲透，以及出現在此一過程中的「制度嵌套」（institutional nestedness）現象；其次回顧與比較場域分析在描述與解釋制度嵌套現象的不同觀點；
最後提出「跨界組織場域」的概念，說明如何利用場域分析的研究途徑，理解全球在地 化所導致的制度衝突與整合。
106 例如即便在西方民主政體下，依然可以在鐵路、電信乃至軍事部門中觀察到國家高度控管的 現象。例如在以社區自治組織（如中國社會的居委會、業委會）為對象的場域研究中所觀察到的 自主性，便存在空間區位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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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球－在地」的制度衝突與整合
（一）「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爭論
對於組織行動者跨越不同空間層次界限進行交往互動的研究，主要出現在學界對於
「全球化」、「在地化」以及兩者間交互作用的討論。政治學領域將焦點集中在國家行動 者的互動過程，就此發展對「全球治理」、「區域治理」等現象的觀察；而對於非政府組 織的討論則依循學科內部「國際政治/國內政治」的分工脈絡，前者關注非政府組織在 國際事務中的角色，後者則著眼於在國家範圍內政府如何藉由與非政府部門的合作深化 治理能力，但兩者均較少探討非政府組織跨越空間層次的互動過程及其影響。社會學界 則透過對「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關注，展開對跨國社會運動、跨國經濟生產 等不同議題的論述。特別是經濟社會學與經濟地理學因關注企業組織的跨國投資生產行 為，對組織跨界連結的現象提出了較多的理論觀點。然而，這些觀點卻仍多半分執對「全 球化」或「在地化」的堅持，形成「全球 v.s.在地」二元對立的爭議。107其中一方強調 全球化的趨勢是不可抵擋的浪潮，最終將導致制度趨同，另一方則透過「鑲嵌性」
(embeddedness)的概念強調地方制度與社會網絡的不可取代性。
相對於「全球 v.s.在地」二元對立的爭議，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全球化並非全球價值 對於在地秩序的單向支配，而是全球（the global）與在地（the local）兩種空間尺度的 辯證互動關係。相關研究將關注焦點轉移至在不同空間層次間行動者的互動與制度接軌 的過程，並嘗試針對兩種趨力的交錯與整合提出整合性的解釋框架。在此一研究取向 上，Hollingsworth 對於全球在地化涉及的制度整合提出了較為完整的理論思考與描述，
下文介紹他的觀點以作為後續討論的基礎。
（二）多層次的制度分析：「制度嵌套」
Hollingsworth 對於「全球－在地」制度整合的觀點奠基於他早年對於「社會生產體 系」(social system of production, SSP)的研究，此一概念指涉在以國家為範疇的空間層次 內，由不同面向的制度安排（如勞資關係、財稅體制等）共同整合而成的一套社會組態 (social configuration)；這些制度安排的總合制約了經濟行動者的行為選項，並且導致不 同社會出現各具特色的具體生產模式。108然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過程導致了權力與資 源跨越層次的擴散，使其他空間層次的制度安排日益重要，也使經濟行動者必須鑲嵌在
107 柏蘭芝、潘毅，2003，〈跨界治理：台資參與昆山制度創新的個案研究〉，《城市與設計學報》，
第 15/16 期，頁 59； 夏鑄九，2001，〈全球化過程中台灣社會的挑戰：跨界的生產網絡 vs.跨界的 政治〉，《都市與計劃》，第 28 卷第 4 期，頁 413； 徐進鈺、鄭陸霖，2001，〈全球在地化的地理 學：跨界組織場域的統理〉，《都市與計劃》，第 28 卷第 4 期，頁 391； 楊友仁、夏鑄九，2005，
〈跨界生產網絡之在地鑲嵌與地方性制度之演化：以大東莞地區為例〉，《都市與計畫》，第 32 卷第 3 期，頁 277-301。
108 Hollingsworth, Rogers, & Boyer, Robert, 1997.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e Embeddedness of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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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institutional nestedness）的理論圖像，藉以描述跨越不同空間層次的行動者如何受 到不同界面制度安排的約束與影響，以及如何協調整合存在於不同制度介面之間的張力資料來源：Hollingsworth, “On Multi-Level Analysis.”, pp.32.
Hollingsworth 進一步區分出全球、跨國、國家、區域與地方等五種不同的地理空間
110 Hollingsworth, J. Rogers, 2002. “On multi-level analysis＂. In J. R. Hollingsworth, K. H. Müller & E. J.
Hollingsworth (Eds.), Advancing socio-economics : an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pp. 19-35).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p. 24-29.
111 經濟社會學對跨界生產活動的研究多半屬於此一類別，並逐漸凝聚出「在地鑲嵌」的概念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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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層次的發展與變遷；而類型（IV）則要求同時觀察多重空間層次行動者的互動過程，
並藉此理解兩個以上空間層次制度脈絡的變遷與整合。
「制度嵌套」的理論圖像提供了深刻的洞見，但四種研究取向在分別呈現不同研究 視野的同時，也具有不同的操作難度。Hollingsworth 本人便認為對於同時涉及多重層次 行動者與制度安排交錯互動的現象（即類型（IV）），目前仍然缺乏有效的經驗分析策略，
因此僅能停留在抽象描述的理論想像層次，而無法就其運作的具體方式與機制進行分析 與檢證。雖然如此，多層次分析的策略與「制度嵌套」的隱喻已經在跨層次制度整合的 相關研究中，引起相當的重視與廣泛的應用；112而此一理論圖像也有助於理解愛滋 NGO 所處的複雜制度環境。
二、場域作為跨層次制度整合的介面
（一）全球化過程的場域分析
組織是全球化過程中最重要的行動者，國家、國際組織、跨國企業與國際 NGO 各 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各種類型的組織行動者對於全球化趨勢的推動，以及全球化趨勢 對於組織既有運作型態的衝擊，在吸引組織研究學者投入的同時，也促使場域分析得到 廣泛的應用。就此，場域分析著重從組織互動的角度觀察制度擴散的現象，並且在經驗 範疇上聚焦於跨國企業或非政府組織的活動。而相對於 Hollingsworth 對於不同空間層 次制度安排的強調，場域分析則從制度脈絡（institutional context）或制度邏輯的角度切 入，將組織場域視為觀察不同空間層次制度脈絡如何影響組織變遷與制度型構的介面。
場域分析在全球化現象上的應用分為兩種取向：單一空間層次的場域分析與跨越空 間層次的場域分析。前者偏重對「全球化」趨勢的描述，主要在國際社會中觀察組織場 域現象的出現與影響，包括 Meyer 在全球層次的場域分析，或是 Jackie Smith 對跨國社 會運動組織（TSMOs）的研究。113而後者則更為聚焦於全球趨勢與在地脈絡之間的整合 過程，並將不同空間層次的制度差異納入分析框架中進行討論。相對而言，第二種取向 的研究更貼近於於 Hollingsworth 的理論關懷，也不斷對於 Hollingsworth 指出的理論困
絡，請見：周素卿, & 陳東升，2001，〈後進者的全球化：東南亞台灣企業地域生產網絡的建構 與對外投資經驗〉，《都市與計劃》，第 28 卷第 4 期，頁 421； 柏蘭芝、潘毅，跨界治理：台資 參與昆山制度創新的個案研究〉； 楊友仁、夏鑄九，＜跨界生產網絡之在地鑲嵌與地方性制度之 演化：以大東莞地區為例〉。
112 例如理性選擇論強調不同層次的政府部門與政治菁英進行制度選擇的多重博奕，並且展現在 對歐盟整合過程的研究中；相關研究請見 Jesse, N. G., Heo, U., & DeRouen, K., 2002. “A nested game approach to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democratizing states: The case of South Korea.＂
112 例如理性選擇論強調不同層次的政府部門與政治菁英進行制度選擇的多重博奕，並且展現在 對歐盟整合過程的研究中；相關研究請見 Jesse, N. G., Heo, U., & DeRouen, K., 2002. “A nested game approach to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democratizing states: The case of South Ko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