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跨界場域的型構與運作
第五節 運作與影響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居;(比較紀錄 1-6 與 3-4)而中國性艾協會更明顯的隨著場合的不同,而對組織的「政 府/非政府」色彩做出不同的詮釋與應用。由此反映出全國性組織有意識的在場域中扮演 承上啟下的角色,並且依照組織所抱持的立場而採取不同的行動策略,以便鞏固與擴張 組織在場域中的生存空間。換言之,全國性組織作為場域中聯繫與中介的功能,固然受 到跨國行動者的支持與影響;73但是它們也透過自身的行動策略具體的型塑出各自的角 色與利基,從而呈現出場域秩序的發展並非完全由跨國層次所主導,也包含了屬於在地 力量的一面。
另一方面,在這些反映制度安排的日常活動中,也具體而微的呈現出不同層次的組 織互動邏輯如何在組織關係網絡中形成角色位置的結構分化。在理念擴散與資源流動過 程中扮演仲介者角色的全國性組織,透過積極的聯繫不同屬性的場域成員,而取得網絡 中的核心位置。針對草根組織舉辦的會議活動,也促使分散各地的基層組織得以快速建 立廣泛的互動關係;而這些組織也已經出現「資深」與「新進」的區隔以及不同的社交 策略,從而使不同的基層組織在網絡結構位置上形成明顯的差異。相對而言,在組織網 絡中,境外 NGO 溝通頻繁卻缺乏合作的現象,也可以在會議場合的互動脈絡中得到微 觀層次的檢視。
第五節 運作與影響
組織場域並不是一個可以進行直接觀察的社會實體,同時場域的運作方式也隨著性 質的不同而存在極大差異;然而,場域的運作方向卻對組織的實際行動具有深刻的影 響。因此,本章從多種角度檢視場域的發展動力與運作軌跡。以下總結本章各部分的經 驗發現,說明跨界場域的運作方式、相關動力與影響。
從本章的經驗分析中,可以發現愛滋 NGO 的互動過程並不是缺乏規則與秩序的隨 機行動,而是由一系列特定理念與治理規則型塑的互動框架所引導;換言之,可以確認 制度場域已經出現在愛滋 NGO 的集結與互動過程中,並且對於組織的行動取向產生深 刻影響。而在這個由不同層次行動者共同組成的跨界組織場域中,型構場域秩序的基本 動力是來自跨國層次、代表全球愛滋治理框架的制度行動者,包括 UNAIDS、全球基金 以及與其立場相近的各種跨國行動者。在關於制度安排的分析中,本章指出這些行動者 以資源挹注作為行動基礎,引導愛滋 NGO 接受與實踐國際主流理念,並且型構各種涉 及資源流動、資訊交換與行動整合的治理規則,以便促使這些性質複雜的社會力量能夠
「有序的運作」。
然而,來自跨國層次、由上而下建構的制度安排,雖然透過各種治理機制型塑了組 織的行動選項,但「在地」的行動者仍會基於組織的需求與條件,在既定的框架與方向 中,重新塑造組織的行動取向與互動策略,從而型構出場域秩序的完整面貌。在此一圖
73 例如 UNAIDS 便明確表達對於全國性組織的期待,請見本章關於資源流動機制的說明。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像中,全國性組織不論在制度設計或網絡關係中,都扮演了重要的樞紐角色;由它們提 倡的三種治理方案:「國家主導」、「感染者參與」及「公民權利」也都在場域中具有重 要的影響範圍。然而,從組織聯盟的籌建、組織網絡的結構或是組織的日常互動,都可 以發現這些治理方案都仍未成為主導場域運作方向的核心價值,主要的提倡者也均未取 得壟斷性的核心位置,而是共同分享主導集團的影響力。此外,它們之間的相互競爭也 呈現出場域型構過程中權力競逐的本質。
相對而言,地方層次的基層組織在場域活動中仍然處於底層成員,並且依附場域中 的制度安排與主導集團所設定的互動秩序。然而,網絡結構分析卻呈現出,這些底層成 員中已經開始分化出一個能力較強的領先群體,它們雖然仍未能改變既定的場域秩序,
但是卻已經在某些面向上產生維繫或影響場域運作的能力。
在場域發展的方向上,這些不同行動者形成的力量雖然在強弱程度與關注焦點上有 所不同,但絕大多數分享共同的價值與方向,亦即由社會部門主導場域的運作。事實上,
不論是從制度安排、互動秩序或實際互動進行觀察,都可以發現在各種影響場域運作的 機制與動力中,國家的滲透能力似乎並不明顯。場域秩序的型構幾乎全由參與成員所推 動,各種治理機制的運作往往發生在國家管制環境之外,各種行動選項也多半不符合國 家的期待;例如組織聯盟的成立或是大型集會的召開,都不斷對國家設定的社會活動框 架,提出程度輕微卻持續的挑戰。
相對而言,國家主要的干預機制仍是在場域中位居主導集團,卻不具有壟斷地位的 中國性艾協會。事實上,在缺乏相同分析視野的案例作為比較下,很難判斷中國性艾協 會在場域中的角色,究竟是代表國家力量的有效延伸,或是國家統合力量消弱的象徵。
然而,仍然可以針對中國性艾協會涉入場域的背景、動機與策略等條件深入檢視,判斷 國家力量涉入場域的軌跡與能力。
事實上,對於組織行動取向的完整理解便涉及下一章的主題。場域作為組織行動者 互動的平台,雖然會透過場域秩序的自我再生產過程,型塑出場域成員的認知框架與行 動取向,但場域本身不會與國家直接發生互動。進一步探究國家與社會互動模式的具體 變化,仍須落實在組織層次的觀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第五章 組織:跨界場域與國家權威的互動媒介
本章的目的在於從組織行動者的發展軌跡與行動邏輯,檢視跨界場域與國家社會關 係的相互作用。本章雖然以組織作為主要的研究單位,但是在場域分析的理論視野下,
本文並不是將不同組織視為互不相關的行動者,而是將其視為整體中的不同部分加以觀 察。而此一分析視野涉及「跨界組織場域」在概念建構上提出的兩個分析取向;將組織 視為場域運作動力與外在權力秩序相互作用的主要媒介,以及藉由空間層次的析離呈現
「全球-在地」之間制度安排的差異與制度整合的內在張力。
跨界場域的制度化現象,意味著場域成員的互動秩序已經成為影響愛滋 NGO 行動 取向的重要力量;然而,愛滋 NGO 不僅需要順應場域內部的互動秩序,也會在實際活 動中與國家權威產生直接的互動。在此一過程中,愛滋 NGO 與國家的互動脈絡會型塑 出組織在場域中的需求偏好與行動策略,而場域秩序也會透過對愛滋 NGO 的支持或制 約而改變組織與國家的互動方式。然而,在國家權威無法充分干預場域事務的運作時,
場域秩序對場域成員的要求未必符合社會組織與國家之間既有的互動秩序;而在組織調 整與適應的過程中,便會形成推動既有秩序發生改變的動力。而由此導致的變遷,需要 從組織的發展軌跡與行動邏輯中進行觀察。
跨界場域的成員來自三個不同的空間層次,空間層次的區隔不只反映了組織在背景 條件、資源稟賦與行動能力上的具體差異,也涉及對應治理權威與制度安排的分化。具 體而言,地方、全國與跨國層次的行動者,各自面對不同性質的國家權威,而組織與國 家的互動脈絡也大不相同。因此需要在不同空間層次中,分別界定值得檢視的經驗問題 與相關變遷的發展趨勢。另一方面,生存在同樣空間層次的場域成員,其所面對的環境 條件雖然較為類似,但是組織的實際表現與行動取向仍然存在具體差異,而形成這些差 異的具體因素與差異產生的結果,往往也反映了變遷的方向與程度。
本章分為四個部分,前三節依序討論地方層次、全國層次與跨國層次的組織行動 者;本文將依據不同空間層次的具體脈絡設定觀察焦點與選擇焦點案例,並且對焦點案 例進行個別描述與比較分析。第四節則提供整合性的討論。
第一節 基層農村的組織企業家
跨界場域的底層成員,是為了汲取外部資源而成立草根組織的農村感染群體。然 而,即便場域中提供了明確的資源誘因與治理機制,但在地方社會中,成立以感染者為 主體的基層組織並非簡單的任務。事實上,中國農村雖然已經存在數量龐大而功能多元 的基層組織,但是這些組織通常仍須以地方政權的同意與支持為基礎,而其活動領域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以性質單純的互助事業為主。1相對而言,華北愛滋問題的複雜發展歷程與感染農民頻 繁的抗爭活動,使地方政府仍然傾向採取謹慎而保守的態度;特別是在愛滋疫情最嚴重 的河南,省級以下的各級政府普遍將愛滋問題的治理與基層感染者組織的運作視為影響 社會穩定的敏感議題,從而形成嚴峻的政治氛圍。
除了愛滋問題的敏感性質外,地方政府對基層感染者組織的排斥還涉及三個不同的 理由。首先,草根組織主要依賴境外組織的資源挹注,而雖然中央政府已經展現出較為 開放的態度,但地方政權仍對境外勢力滲透的潛在政治風險抱持諸多疑慮。其次,草根
除了愛滋問題的敏感性質外,地方政府對基層感染者組織的排斥還涉及三個不同的 理由。首先,草根組織主要依賴境外組織的資源挹注,而雖然中央政府已經展現出較為 開放的態度,但地方政權仍對境外勢力滲透的潛在政治風險抱持諸多疑慮。其次,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