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跨界場域的型構與運作
第一節 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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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跨界場域的型構與運作
跨界組織場域是本章的分析焦點。本章的核心任務有三：辨認不同層次組織的連結 活動是否已經出現制度化的組織互動空間、檢視存在於場域內部的運作規則與互動秩 序，以及說明型構場域秩序的主要動力。本章對跨界場域的經驗分析涵蓋四個不同的面 向。第一節將介紹跨界場域的發展歷程，包括議題的浮現與轉變、場域成員的擴張，以 及影響場域發展的重要趨勢與關鍵事件。第二節聚焦於跨界場域內部的制度安排，包括 由場域成員共同分享的信念系統、維繫場域運作的治理規則與機制，以及由這兩者衍申 出的具體行動選項。第三節從組織網絡結構的角度切入，藉由網絡資料描述組織互動網 絡的結構化樣態以及場域成員的角色分化趨勢，並探討場域內部的角色分工與互動秩序 秩序。而在第四節中，本文將討論場域成員如何在日常互動確認與鞏固各種治理規則與 互動秩序。最後，本文將從跨界場域的型構過程與運作方式，說明愛滋 NGO 的發展動 力與互動邏輯。
第一節 發展歷程
在 2000 年至 2007 年間，跨界場域的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奠基階段：2003 年以前，已經有少數非國家行動者涉入中國愛滋防治工作，其中一些組織不但促使華北 愛滋問題成為廣受關注的議題，也為日後的場域發展奠定基礎。二、擴張階段：在 2003 年政策發生變遷後，場域成員出現大幅擴張，組織之間的互動關係也日趨緊密，而場域 中重要的行動者也幾乎都在此一階段出現。三、鞏固與轉化階段：雖然在 2003 年後外 部政策環境相對穩定，但 2006 年出現的兩個現象：全球基金改革與組織聯盟的出現，
卻標示出場域成員已經具有高度的凝聚程度與動員能力，而場域成員所關注的議題性質 也在此一階段有所轉化。以下分別針對三個階段中重要的發展趨勢進行描述。
一、奠基（2000－2003）
在 2000 年以前，少數非國家部門的行動者已經開始涉入中國社會的愛滋防治事務。
關注中國公共衛生問題的各種境外 NGO 在 90 年代末期逐漸增加，而其中三個較為重要 而性質迥異的組織則分別在 90 年代中期已經存在，它們分別是：作為中國政府對外聯 繫窗口的中國性艾協會、聚焦於同性戀行為調查工作的民間組織「愛知行」，以及推動 全球愛滋治理工作的 UNAIDS 駐華代表處。在此一階段，這些組織的組織形式、關注目 標與工作策略各不相同，彼此間也僅有鬆散的聯繫；但 UNAIDS 的工作為組織場域的初 步型構奠定重要的基礎。另一方面，愛知行與 UNAIDS 在華北愛滋問題的發展過程中發 揮重要影響，使其其成為廣受各界重視的議題，而其他行動者在關注與此一議題時，也 開始形成分享共同目標的組織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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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UNAIDS 的早期工作
作為推動全球愛滋治理工作的制度行動者，UNAIDS 在 1996 年後便開始在中國內 部積極推廣來自於全球層次的防治理念並推動相關工作。除了向中國政府提供技術援助 與理念倡議外，UNAIDS 也在全球層次的重要防治理念：GIPA 原則的引導下，在 2001 年開始投入動員社會部門參與的工作。1UNAIDS 在此一面向的工作主要有三：
首先是扶植國內感染者組織的成立。2002 年，UNAIDS 協助感染者李想在北京成立 了中國第一個感染者組織：「紅樹林」。具有獨特角色但組織能量有限的 UNAIDS，主要 透過協調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與瑪麗斯特普國際組織（Mary Stope International, China; MSC）分別為紅樹林提供運作資金與技術支援，2同時也透過官方管道尋求衛生 部的支持，使紅樹林很快具備基本的組織運作能力與有限的政府承認。3紅樹林的組建 過程建立了一個初步的組織合作模式，而該組織將工作目標設定在為赴京就醫的感染者 廣泛的提供社會支持，也為來自各地的基層感染者建立了互相接觸的管道。
其次是舉辦推廣 GIPA 原則與動員感染者參與的培訓活動。UNAIDS 也積極舉辦各 種培訓活動，以便提高感染群體參與愛滋防治工作的意識與能力。類似活動一方面使參 與者得以接觸來自國際而匯集於北京的各種資訊與資源，從而促使其在稍後幾年中逐漸 成為農村或社區中草根組織的發起領袖；另一方面由於這些活動多是由 UNAIDS 與其他 組織共同舉辦，因此也強化了既有組織的交流互動。
其三則是透過 UNTG 建立組織間的交流平台。UNTG（UN Theme Group，聯合國 愛滋病專題組）是聯合國各機構為整合各自涉及的愛滋防治工作所建立的內部協調機 制；但 UNAIDS 也廣泛邀請聯合國體系外的各類行動者參與，試圖藉此整合不同組織的 資源與行動。事實上，缺乏強勢協調權力的 UNTG 在促進共識與執行決議上難有具體成 效；但作為一個開放式的交流平台，UNTG 的確促進了跨國層次中不同組織的相互認識 與瞭解，也經常能夠協助初涉該領域的境外行動者掌握相關資訊與尋找合作對象，從而 為組織之間的互動與合作創造機會。
（二）議題構框與成員擴張
華北愛滋疫情爆發後，愛知行與 UNAIDS 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在揭露疫情、型 塑問題內涵與動員外界力量等面向上進行了「議題構框」的工作。由萬延海成立的「愛 知行」在 1999 年便開始關注華北愛滋問題，而萬延海在 2000 年公布的一份河南政府內 部疫情調查也成為外界指控河南政府隱匿疫情的重要證據。萬延海因此事被控以「洩漏
1 GIPA 原則是指「最大程度的促進感染群體的參與程度」，此一原則的具體內涵與對場域發展的 影響，將在後文深入討論。
2 MSI 在全球範圍的活動均以推廣生殖健康的社會教育為主軸，而福特基金會也將生殖健康視為 該機構在中國的重點工作領域；兩者均是具有悠久歷史與豐富經驗的國際 NGO，也都在 90 年代 便進入中國開展活動。
3 即使紅樹林長期與衛生部合作推廣各項活動，但至今仍未能在民政部門進行正式的登記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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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密」罪名並遭到短暫拘禁，而在獲釋後隨即赴美訪問；滯美期間萬延海對於華北 愛滋問題的翔實報導與對中國政府壓迫人權作為的現身說法引發了美國社會相關部門 的廣泛興趣。與此同時，UNAIDS 在 2002 年發表了關於中國愛滋問題的「Titanic Report」， 開啟了國際社會對華北愛滋問題的關注與行動。許多已經在中國開展工作的境外組織因 此開始關注此一新興議題，也有少數境外組織如救世軍或關愛之家，也在此一階段便嘗 試展開實際工作。4
整體而言，此一階段華北愛滋問題的政治敏感性，使直接涉入相關工作的境外組織 在數量與活動能力上均仍相當有限，相互之間也僅有鬆散的組織互動。而在全國層次，
愛知行的工作因萬延海赴美而停擺、中國性艾協會則在政府態度曖昧未明下，並未涉入 華北愛滋問題；相對而言，紅樹林的感染者支持工作為來自華北農村的感染者提供了接 觸外界訊息的重要窗口。此外，華北農村中自救性質的群體性活動雖然已經出現，但仍 未朝向組織化的方向發展，也缺乏與其他層次組織的穩定聯繫。換言之，此一階段仍未 出現場域的制度化特徵。然而，以 UNAIDS 為主的幾個組織在此階段所進行的工作，為 不同層次的組織互動模式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而關注華北愛滋問題的 NGO，也逐漸隨 著此一議題的發展而凝聚為具有明確議題範疇與成員邊界的組織社群。
二、擴張（2004－2005）
2003 年底，中國愛滋防治政策的重要變遷成為跨界場域得以發展的重要外在條件。
然而，此一制度變遷並未涉及社會參與空間的全面開放，對於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社 會行動者所提供的政治機會也各不相同。政策變遷的直接影響是跨國層次成員的增加，
而境外組織的投入與支持則為全國與地方行動者提供了後續的發展機會。而在此一階 段，場域發展呈現出三項趨勢：首先，來自三種不同層次的潛在行動者多半在此一階段 進入場域，使場域成員的規模快速擴張；其次，在外在環境仍然存在具體限制的情況下，
不同層次的組織依照各自的能力與需求快速發展出密切的合作關係；其三，在全國層次 相繼出現代表三種不同治理方案的組織，並且成為聯繫跨國與地方層次行動者的重要橋 樑。以下分從不同層次組織進入場域的背景、趨勢與影響提出說明。
（一）跨國層次行動者
中國政府在政策轉折後大幅降低了華北愛滋問題的政治敏感性，也使涉入愛滋防治 工作的境外 NGO 在此一階段出現大幅成長；（圖 4-1）其中，實際涉入華北愛滋問題的 境外 NGO 約有二十餘個。5這些境外 NGO 擁有豐富的資源與技術，並且希望在參與各 種愛滋治理事務的過程中，能夠在推廣其工作模式與價值理念。另一方面，境外 NGO 在基層工作的過程中，仍然需要面對地方政府的排斥態度與農村社會的文化隔閡。因
4 例如港台的「智行基金會」、「關愛之家」便皆是在 2002－2003 年間開始進入河南農村。
5 主要包括柯林頓基金會、MSFB、世援社等大型 INGO 以及香港愛心基金會、救世軍、美國愛 滋援助基金會等跨國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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