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跨界場域的型構與運作
第三節 關係結構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國與地方層次組織如何回應、詮釋與實踐相關制度安排的方式也具有重要影響；另一方 面，存在於外部環境的社會脈絡也透過對行動者的制約，間接影響場域秩序的運作方式。
再次，在場域中的制度安排與中國社會的整體環境之間，已經呈現出不同的發展方 向。最為明顯的現象是草根組織在場域中獲得廣泛的認可與支持，而涉及促進資訊交流 與規範資源流動的各種治理機制，也完全脫離了既有政策規範所能涵蓋的範圍。
整體而言，場域內部制度安排的型構與運作，呈現出全球層次的制度設計如何在中 國社會中擴散與整合的複雜過程，而這些制度安排所涉及的制度邏輯，也將隨著場域秩 序的鞏固而強化組織的行動取向，從而在組織與國家的互動過程中形成具體的張力。另 一方面，各種與組織互動關係相關的制度安排，也將反映在組織的實際互動模式上，並 且促使具有不同屬性與功能的行動者出現角色位置的分化。在下一節，本文便將檢視組 織的關係網絡結構所呈現的具體樣態。
第三節 關係結構
在組織場域的制度化過程中，將形成一套指涉不同場域成員角色位置與互動規則的 認知框架。組織制度論主要從「文化－認知」的角度，將其理解為場域成員共享的詮釋 圖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與互動秩序，並且強調組織之間資訊交流的程度或連 結的頻密程度，是判斷組織場域結構化的重要基礎。51然而，藉由網絡分析技術的應用，
可以更為完整的呈現組織互動網絡的實際樣態，並且對場域成員的互動模式與發展動力 提出較為深刻的觀察。52
本節將使用愛滋 NGO 的組織網絡資料，檢視跨界場域中關係系統的具體樣態。下 文分為四個部分。首先，簡要介紹組織網絡分析的資料與方法；為精簡篇幅，詳細的資 料內容與分析方法另列於附錄一：「組織網絡的結構分析：資料與方法」中。其次將透 過網絡分析的結果，檢視組織網絡的結構化程度與不同組織互動範圍的差異。隨後討論 組織之間的角色分化情形與場域中的角色互動框架。最後則從組織網絡的角度討論跨界 場域的運作規律與發展趨勢。
51 DiMaggio, &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Scott, Richard W., et al., 2000.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
From Professional Dominance to Managed Car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2 組織網絡分析與場域分析共同將組織的互動關係作為關注焦點，雖然兩種分析取向各有偏重，
但在經驗現象的理解上卻能彼此強化；而組織制度論者也一直試圖將網絡分析的技術應用在組織 場域的研究中。請見：DiMaggio, Paul J., 1986. “Structural Analysis of Organizational Fields: A Blockmodel Approach＂. In B. M. Staw & L. L. Cummings (Ed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 8).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Powell, Walter W., et al., 2005. “Network Dynamics and Field Evolution: The Growth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the Life Sci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0, No.4, pp. 1132-1205.此外，關於組織互動網絡的發展過程及相關因素的討論，
請見：Gulati, Ranjay, & Gargiulo, Martin, 1999. “Where do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Come From?＂
[Articl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4, No.5, pp. 1439-149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一、資料與方法
（一）資料
組織網絡的範圍依照本文對場域成員的界定，並且透過公開資訊的彙整與訪談對象 的指認兩種方式，確認出 85 個涉入華北愛滋治理的非國家行動者作為調查母體。網絡 資料的調查主要來自研究者在 2007 年夏季於田野過程中進行的問卷調查，並且以深入 訪談資料與公開資訊作為補充。調查問卷設計採取名單確認法，並請求調查對象與其他 表列組織的不同互動關係進行勾選；53關係選項中以七種漸次增強的組織關係辨別三種 關係類型：包括「認知網絡」（「從未聽過」與「聽過但未接觸」）、「溝通網絡」（「經常 交換意見」、「業務與技術諮詢」）以及「合作網絡」（「具有非項目性質的合作」、「接受/
提供項目委託」與「接受/提供長期支持」）。
在下文分析中，本文參考 Laumann 與 Knoke 對於組織關係的界定，選擇以資訊交 換為主的「溝通網絡」與以資源交換為主的「合作網絡」進行分析。54具體而言，「溝通 網絡」呈現場域成員意見交換與理念擴散的主要管道，「合作網絡」則涉及組織的異質 資源交換與行動整合。在場域成員中，立場與背景差異極大的組織依然可能具有穩定的 溝通管道，但建立合作關係的組織卻需要更強的聯繫，同時也容易在降低交易成本的需 求下促使制度化的互動規範出現。
（二）方法
本文採取網絡結構分析，目的有三：（1）說明場域成員關係網絡的密集程度與結構 化趨勢；包括場域成員平均擁有的互動對象、各組織建立關係的能力強度，以及不同組 織間網絡範圍的具體差異。（2）藉由組織在互動範圍與對象上的相對差異，在網絡中區 隔出不同的結構位置與對應的場域成員，以便辨認與說明不同場域成員的角色類型。（3）
藉由網絡中角色位置的分化型態，對照場域中相關制度安排的運作方式，討論場域型構 的動力。就此，本文主要應用集中性分佈（centrality distribution）55、次級團體（subgroup）
分析與區截模型（block modeling）56三種網絡分析方法；並且使用網絡軟體 PAJEK1.23
53 網絡問卷的主要設計分為名單確認法與滾雪球法，前者能夠排除記憶因素的干擾而在信度上較 為可靠。請見：熊瑞梅，1995，〈社會網絡的資料蒐集、測量與分析〉，載於：章英華（編），《社 會調查與分析》，頁 313-356，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54 Laumann, Edward O., & Knoke, David, 1987. The Organizational State,.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55 集中性分佈用以描述網絡基本樣態與呈現層級分化程度。集中度（degree centrality）是行動者 在網絡中的基本屬性，表示個別組織與網絡中其他組織的連結數量，呈現組織在網絡中的重要程 度。而集中度分佈則呈現組織在關係網絡中的相對位置，集中度愈高表示組織在網絡中的位置愈 接近核心。此外，集中度可以計算出整體網絡的集中化程度（centralization），亦即網絡的相對密 度（density），呈現場域成員的整體凝聚程度。另一個類似的概念是居間度（betweeness centrality），
計算組織出現在其他組織連結管道中的比例，用以表示組織操縱或中介資訊（或資源）的能力。
56 在次級團體分析上，本文使用單一組件（bi-component）尋找存在於網絡中規模最大的完全次 級網絡，其中所有成員相互均有聯繫，是凝聚力極強的次級團體；K-core 則在整體網絡中析離出
‧
法登記的境外 NGO；而「H0」、「L0」則分別代表河南與其他省分的地方性 GONGO。圖 4-4：組織屬性與數量分佈圖
57 Nooy, Wouter de, Mrvar, Andrej, & Batagelj, Vladimir, 2005. Exploratory Network Analysis with Paje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8 必須說明這樣的分類仍然可能有潛在的誤差，例如少數能夠取得合法地位的 NGO 並非由政府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表 4-3 的下半部將組織依照互動範圍的大小分為五個區間；在溝通網絡中，有 5 個 組織位於區間 1，它們各自的互動對象涵蓋了 66%-88%的場域成員，而在合作網絡中則 由一個組織所獨占；另一方面，兩個網絡中，均有半數以上的組織擁有的互動對象低於 平均。相關現象說明場域成員在互動關係上已經呈現出「核心－邊陲」的層級結構分化，
並且在合作關係上呈現出更明顯的結構化特徵。此一趨勢也可以在圖 4-5 的網絡圖形中 得到直觀的觀察，溝通網絡呈現較為凝聚的圖像，而合作網絡中的圖形則明顯偏向發散。
進一步來看，在溝通網絡中，互動對象最少的組織也有三組連結，而在合作網絡中，
則只有三個組織沒有與其他成員進行資源交換；表示絕大多數的組織都互相聯繫，也說 明跨界場域的實際成員規模應當在 82-85 之間。60而居間度指數呈現特定組織在關係網 絡中具有操控或仲介能力的程度，此一指數呈現出更為明顯的階層分化趨勢，但最具有 資訊仲介能力的組織，也僅能影響約十分之一的成員（0.087）；然而，在合作網絡中，
仲介資源能力最強的組織卻能影響四分之一的網絡成員。換言之，場域中具有多元的資 訊交流管道，但資源流動的管道卻相對稀少，並且由極少數成員掌握中介的權力。
（a）溝通網絡 （b）合作網絡
圖 4-5：溝通網絡與合作網絡（核心邊陲視角）
另一方面，如果網絡中有部分組織內部凝聚力極強卻與其他成員高度疏離，則將形 成具有隔離作用的派系（clique）或小團體，並且影響整體網絡的運作方式。然而，兩 種網絡中的 bi-component 指數均為 1，說明場域成員並未分化為互不聯繫的組織群集。
而 K-core 指數則指出溝通網絡中存在 K=25，規模為 48 的次級網絡，亦即有 48 個組織 相互之間至少存在 25 組溝通關係；合作網絡中則出現一個包含 32 個組織的 9-core 次級 網絡，表示有 32 個組織相互之間至少有 9 組合作關係。這些組織可以視為維繫網絡運
60 實際的情況可能受到網絡名單的影響而存在誤差，但研究者在擬定名單時，曾委請數位資深且 熟悉場域事務的各層次場域成員進行預訪，以便確認並未遺漏它們認為重要的場域成員。另一方 面，正式調查時，研究者也請調查對象補充說明名單中遺漏的重要組織；由此所得的遺漏組織多 為不符合本文理論界定的組織，如各地防疫中心或同志社群組織，且重複出現的機率不高。因此，
實際的場域與網絡規模雖然可能大於 85 個，但對於後續分析的影響應該不大。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a tiona
l Ch engchi University
作的主體，並且將在後續分析中作為區別網絡中次核心群體與次邊陲群體的基準。
這一部份的分析指出，組織網絡的運作是經由少數具有廣泛互動範圍的行動者所推
這一部份的分析指出，組織網絡的運作是經由少數具有廣泛互動範圍的行動者所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