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跨界場域的型構與運作
第二節 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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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立可以視為愛滋治理領域中「公民社會模式」向不同議題領域的延伸。
耙梳跨界場域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跨界場域的發展過程涉及多種不同動力的相互 作用，包括問題需求的驅動、政策環境的變遷、組織互動秩序的出現，以及介於兩者間 的議題構框與社會動員。在 2003 年之前跨界場域的發展已經具有初步基礎，並且隨著 華北愛滋問題的發展而急遽轉化，由此呈現出場域的初始型構並非政策變遷的結果。其 後，中國愛滋治理政策的轉變間接促成了場域成員的大幅擴張，但基本動力來自於國際 行動者的投入。而在 2003~2007 年間，國家政策與國際環境並未出現重要的改變，來自 不同層次的愛滋 NGO 得以在穩定而持續的互動過程中逐漸形成此一場域特有的運作規 律、互動秩序與行動體系。而在下一節，本文將就型構場域運作規則與互動規範的制度 安排進行討論。
第二節 制度安排
場域的運作涉及三種不同的制度要素：管制、規範與認知，並且透過相應的制度安 排共同構成 DiMaggio 與 Powell 所說的「組織間的制度生活」。21然而，愛滋 NGO 的活 動與跨界場域的運作乃是處於國家政策環境的制度縫隙中，因此相對降低了國家設定的 正式制度所具有的約束能力，也強化了具有規範與認同功能的非正式制度所產生的作 用。本節將探討場域內部的制度安排所涉及的三種面向：型塑場域成員共享價值取向的 核心理念、引導場域成員資源流動、資訊交換與行動整合的治理機制，以及具體規範組 織行動模式的行動選項。
一、核心理念：GIPA 原則與能力建設
全球愛滋治理在中國社會的擴散是型構跨界場域的重要外在動力，而其所強調的治 理理念也成為型構場域內部價值的重要基礎。全球愛滋治理在社會參與面向上的核心理 念是 GIPA 原則（Greater Involvement of People living with or affected by HIV/AIDS, GIPA）；該原則不但重視感染群體的基本人權，也結合了賦權（enpowerment）的概念，
從而強調感染者及其相關群體（PLWHA）不應僅被視為防治工作的接受者（recieptor），
也應當是防治的主體與實踐者。22作為一項已經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的基本價值與行動
21 DiMaggio, Paul. J., & Powell, Walter W.,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8, No.2, pp.
147-180; Scott, Richard W., 2008.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deas and Interest,(3 ed.). Thousand Oaks:
Sage.
22 以 1983 年的「丹佛原則」（Denver Principles）為濫觴的 GIPA 原則，其發展過程幾乎與人類認 識愛滋病的歷史同樣長久。此一理念作為國際愛滋運動的重要產物之一，在 1994 年的「巴黎宣 言」中首度被確認為愛滋防治工作的核心原則，並在隨後的各種重要宣言與政策文件中不斷重申 與強調。此一理念的建構歷程請見：Csete, Joanne, 2007. “Rhetoric and Reality: HIV/AIDS as a Human Right Issue＂. In P. G. Harris & S. Patricia (Eds.), The Global Politics of AIDS (.pp. 247-262). London:
Lynne Rienner; Harris, Paul G., 2007. “Global Politics and HIV/AIDS: 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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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GIPA 原則不僅影響了各種全球愛滋防治工作的規劃方向，也被視為是決定防治 工作具體成效的重要因素。23
圖 4-2：PWHAs 參與的金字塔
資料來源：「從原則到行動」，UNAIDS, 1999）
GIPA 原則提出了一個簡明扼要的口號：促進感染群體的參與；但此一原則的實踐 卻往往涉及複雜的社會改造工程。在 UNAIDS 提出的評估標準中， GIPA 的具體目標是 感染群體能夠在各種防治工作中都能夠享有參與決策、執行工作與評估成效的平等權 力。（圖 4-2）然而，即便在成熟的多元民主政體中，普遍處於社會弱勢的感染群體也很 難突破既有的限制，而在國家主導的愛滋防治工作中得到充分參與的機會與能力；24而 在如同威權主義政體中，達成此一任務無疑將更形艱鉅。
因此，除了向政府部門倡導提升感染群體的參與空間外，推動一國內部公民社會的 發展環境與感染群體的自我組織能力也是實踐 GIPA 原則的重要方向。而在此一面向 上，GIPA 結合了另一項廣為國際行動者接受的行動模式：「能力建設」（capacity building）。「能力建設」是一項正在教育、扶貧、環保等全球治理事務中快速發展的行 動取向，強調改變過去以慈善救濟為主的工作方式，而強調培養社會內部對相關社會問 題的認知意識與解決能力。25而在愛滋防治領域，兩者的結合則呈現為強調「感染者組
Perspectives＂. In P. G. Harris & S. Patricia (Eds.), The Global Politics of AIDS (.pp. 1-16). London: Lynne Rienner; Smith, Roaymond A., & Siplon, Patricia D., 2006. Drugs into Bodies: Global AIDS Treatment Activism,. London: Praeger.
23 例如由 WHO 所主導的「3 by 5」（在 2005 年使 300 萬感染者接受藥物治療）計畫中，便將 GIPA 原則的實踐納入具體的評估指標中。請參考：WHO, & UNAIDS (2003). Treat Three Million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by 2005. Retrieved from
http://www.who.int/3by5/publications/documents/en/3by5StrategyMakingItHappen.pdf
24 例如 Cohen 便指出在黑人社群在美國社會中的弱勢結構地位，既使其易於受到愛滋病的侵襲，
也在各種愛滋防治工作中處於相對弱勢的位置。Cohen, Cathy J., 1997. The Boundaries of Blackness:
AIDS and the Breakdown of Black Polit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5 關於「能力建設」的具體說明，請見：
參與水平
目標聽眾：
活動針對或為 PWHAs 實施，或者針對這一人群而不是針對個人。然而，不應該將 PWHAs 只看作：不署名的形象、僅僅接受服務的人群或這一層次的「患者」。 他們可以提供重要的反餽信息，這些反餽能夠反過來影響信息的源頭。
奉獻者：
一般只有在 PWHAs 已被大家熟知時，活動才一般性的請他們參與。例如在海報中使用感染病毒的明星的形象。
演講人：
在改變行為的活動中，PWHAs 充當發言人，或者進入會議發 表他們的觀點，但不參與其他活動。（象徵性參與）執行者：
在干預過程中，PWHAs 擔當真實的而非工具性的角 色。但其並不設計干預，或者對如何實施干預很少發表評論。專家：
PWHAs 被確認為重要的信息、知識和技能來源，他們與專業人員一樣參與干預的設計、調整和評價。
決策者：
PWHAs 加入到決策層中，而且在決策 層中與其他成員具有同等作用‧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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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能力建設」的實踐方案。在操作層面，此一實踐方案一方面要求在各種資源投入與工 作設計中，將支持、培植與引導感染群體的參與意願及能力視為重要指標；另一方面也 試圖分別在地方、國家、區域等不同空間層次建立對應的感染者組織網絡（network），
以作為匯集感染群體需求與提高參與能力的主體。26
在中國社會，相關理念的推廣與實踐方案的推動來自跨國行動者的積極投入。推動 GIPA 原則的實踐是 UNAIDS 既定的核心目標之一，該組織也積極的透過整合資源、政 策倡議與協調行動等實際作為來提升感染群體的參與能力。UNAIDS 官員指出：27
UNAIDS 在成立時，GIPA 就是重要的宗旨之一，而 UNAIDS 實踐 GIPA 的方 式主要透過引進與推廣 GIPA 的理念，並且扶持感染者。……不同的階段也有 不同的作法。……扶持 NGO 就是社會參與中很重要的一個部份。
另一方面，在場域擴張階段進入中國的各種境外 NGO 與基金管理機構，幾乎都已 在國際層次的活動中接觸並接納此一指導原則，同時也將其廣泛融入在實際工作中。就 此，幾個長期涉入愛滋工作的境外 NGO 都表達出類似的態度，例如：
MSC 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生殖健康領域，但很早就接觸到 GIPA 原則；而推動 GIPA 原則在中國的實踐也一直是 MSCI 的主要工作內容的一部份。（MSC）
GIPA 在國際社會中已經是得到廣泛接受的概念，我們雖然不是非常瞭解這個 理念的發展與內涵，但也認同這一個原則應該在各種相關工作中被放在重要 的位置。（行動援助）
基層救助工作是我們主要的工作模式，但是我們也一直努力在不同組織之間 提倡 GIPA 原則的落實。（救世軍）
在全國層次，GIPA 原則與能力建設同樣也被視為無可置疑的價值。「感染者參與」
模式的出現，本身便是 UNAIDS 推動 GIPA 原則的產物；28而由「愛知行」等組織所倡 導的「公民社會」模式，則在強調感染者權益上與 GIPA 原則具有高度的相容性。相對 而言，在中國政府全力融入全球愛滋治理事務的前提下，代表「國家主導」的中國性艾 協會也無法否定此一原則的正當性。而在地方層次，基層感染群體作為被賦權的對象，
自然也將此一理念及衍生的實踐方案視為組織活動的重要準則。換言之，GIPA 原則與 組織能力建設型塑出由不同場域成員所共同接受的價值信念，也成為引導各種愛滋 NGO 發展的重要動力。
二、場域運作的治理機制
26 例如在全球層次的 GNP、區域層次的 APN+。必須在此說明的是，在場域中「組織網絡」一詞 的具體指涉與社會科學中網絡的概念並不相同，就此，前者意指具有意見彙集與資源動員能力的 組織間協調機制。
27 訪談記錄：
28 主要是「愛之方舟」與「紅樹林」，而另一個重要的全國性感染者組織「愛之關懷」並非由 UNAIDS 支持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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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相關原則並未提供一組能夠明確規範組織互動關係的治理規則，而愛滋 NGO 則往往在共同接受此一理念的同時，也各自發展出不同的解讀方式與實踐方向。
因此，維繫場域運作的具體方式來自於組織在實際交往過程中發展出的各種互動模式與 治理機制。這些機制有時呈現為具體而明確的制度設計，有時則是在組織的實際互動過 程中所形成的特定互動模式。以下討論三種在場域層次運作的重要機制：資源流動、資 訊擴散與專業群體。
（一）資源的流動：項目
資源依賴理論強調，組織之間的資源流動對於組織的互動模式與權力關係具有重要 影響；29而在跨界場域中，資源流動甚至影響了組織的形式與行動取向。在跨界場域中，
資源依賴理論強調，組織之間的資源流動對於組織的互動模式與權力關係具有重要 影響；29而在跨界場域中，資源流動甚至影響了組織的形式與行動取向。在跨界場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