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圖書館使用與社會資本關係之實證研究

部分研究主張公共圖書館是社會資本的發展者，卻無意檢視該主張是否正確，

然而瞭解圖書館是否為社會資本的創造者本身即為重要議題（Ferguson, 2012）。

本節將綜整過去圖資領域中，公共圖書館使用與社會資本關係之調查，以下將相 關實證研究分為量化與質化兩大類分別說明之：

一、 量化研究

過去研究以相關分析指出圖書館使用與社會資本多寡有關聯，有研究發現兩 者呈正相關，亦有研究得到相反的結果，且難以確知兩者之間的因果影響方向。

Gong et al.（2008）從社區整體的角度，研究紐約市的三個人口組成不同的 社區之公共圖書分館，檢視三個社區中的社會資本高低及公共圖書館的使用情形。

研究中探討的三個社區包括：（1）由中產階級組成的曼哈頓上西區；（2）收入 較低的南布朗克斯（South Bronx）；（3）收入中等、移民眾多的皇后區法拉盛

（Flushing）。研究蒐集人口普查及圖書館流通資料，並以問卷進行社會資本量 測，指標包括政治參與、公民參與、文化參與、工作場所的聯繫、志願活動，研 究發現曼哈頓社區雖有最高的社會資本，但圖書館使用率排名居中；法拉盛雖然 只有中等程度的社會資本，其圖書館使用率卻是三社區中最高。

該研究的指標選擇有幾個值得注意之處，一是以投票率（政治參與）做為社 會資本測量的指標，法拉盛區可能會因不具投票資格的移民較多，而測得較低的 社會資本，使得社會資本測量結果有偏誤；另一方面，該研究以館藏流通量來代 表圖書館使用率，但若就單日進館人次，實以南布朗克斯的分館最高，因此若改 以入館人次代表使用率，則研究結果會是社會資本與公共圖書館使用的關係呈現 負向關聯，即社區的社會資本越低，公共圖書館使用率越高。

該研究從社區特質出發，檢視社區社會資本與圖書館使用率的關係，指出研 究結果無法以人力、經濟和文化資本等特質解釋使用率，因典型的圖書館使用者

是中產階級和學歷較高者（Sin & Kim, 2008），然而上西區的中產階級多於法拉 盛，實際使用率卻不如法拉盛高。因此 Gong 等人主張將族裔多樣性及族裔隔離 程度納入作為社會資本的指標，能更好地解釋研究發現。但如前段討論，指標選 擇問題可能造成對研究結果造成影響；此外，該研究所提供的分館基本資料顯示，

法拉盛分館所舉辦的活動數量明顯高於另外兩分館，故本研究推測圖書館活動數 量多，亦可能是法拉盛分館使用率高之原因。

不同於 Gong et al. （2008）從社區角度觀察社會資本與公共圖書館使用的關 係，Johnson & Griffis（2009）從個人的角度出發，量化及質化取徑兼採，問卷調 查中將研究對象分為圖書館使用者與非使用者，探討公共圖書館使用與個人社會 資本的關係，調查發現圖書館使用與社會資本呈現負相關，也就是社會資本低者，

較頻繁使用公共圖書館。在該研究之訪談對象中，有位年長的個案，該受訪者因 同儕團體縮小、社會接觸減少，以定位法所測得的個人層次社會資本並不高，

Johnson & Griffis 藉由該個案來解釋公共圖書館使用與社會資本呈負相關之原因：

低社會資本者，利用公共圖書館來彌補其社會資本的不足。

延用 Johnson & Griffis 的問卷設計，Johnson（2010）的調查與前者相反，公 共圖書館使用與社會資本呈正相關。Johnson（2010）調查發現，從「（正式）社 區參與」此項指標來看，圖書館使用者比起隨機抽樣的城市居民更傾向投身社區 組織、志願、慈善活動，且熟知社區組織領導者；但圖書館使用與「信任」這項 指標無顯著關聯。另一方面，該研究以定位法調查研究對象社會網絡之「接觸地 位範圍」及「多樣性」，發現圖書館使用與前者有顯著的正向關係。Johnson 解釋 上述發現表示圖書館使用者可能透過參與社團、組織或公共圖書館舉辦之相關活 動而與社區領導者接觸，使其接觸社會地位排名較前的人們。

綜觀前述，在圖書館使用與社會資本高低兩者的關係解釋上，Johnson（2010）

發現圖書館使用者比起隨機抽樣的城市居民，「（正式）社會參與」這項社會資本 指標顯著更高，但難以判定圖書館是因為擁有較好的社會資本者原本就比較傾向

會使用圖書館，或是因使用了圖書館而對其社會資本有影響。Gong et al.（2008）

以社區既有的社會資本多寡來解釋不同社區的居民使用或不使用公共圖書館的 原因，Johnson & Griffis（2009）同樣傾向以社會資本做為自變項，解釋圖書館的 使用率（依變項）─因社會資本較低，故更常運用公共圖書館來彌補個人從自身 社會網絡所無法取得的資源。

上述三篇量化研究之設計未包含公共圖書館使用與社會資本兩者間的影響 方向。為解釋研究結果，Gong 等人（2008）加入了其他指標、Johnson & Griffis

（2009）則以質性訪談的內容補充解釋、Johnson（2010）之解釋則有因果倒置之 可能性。Ferguson（2012）認為以量化調查法來進行社會資本研究，因為當中的 影響因素太多，因果關係的解釋一直是懸而未決的問題。部分文獻為了瞭解社會 資本的形成機制而採質化取徑，Vårheim（2014）認為採質化訪談的方式能更清 楚瞭解社會資本形成的機制，且更適合揭示因果關係，接下來將綜整相關之質化 研究。

二、 質化研究

目前相關的質性研究中，有部份從圖書館管理者和館員的觀點進行討論，館 員多肯定公共圖書館為創造社會資本之機構；部份研究則直接觀察並訪談使用者 在館內與他人的互動情形，試圖揭示使用者在館內的社會網絡建立以及其對館內 他人信任的來由。除了微觀的個體間社會關係、信任的建立之外，亦有研究以宏 觀的角度切入，指出圖書館與其他機構合作提供服務，建立起機構層次的社會資 本，有助於機構間的集體行動並達成共同目標。

Audunson（2005）研究挪威首都中產階級社區的公共圖書使用狀況，注意到 一群參與圖書館主辦的網路團體的高齡者，由於該圖書館比該城市其他分館配備 有更好的 ICT，來自低層郊區的年輕人也經常前來使用，起初中產階級的高齡者 和郊區的年輕人競爭稀少的資源，漸漸發展出聯繫和合作，由年輕人指導高齡者 使用網路。該研究指出圖書館不僅是中高齡者的聚集會面之地，亦協助使用者建

立起跨世代的情誼、拓展其社會網絡的豐富性，並發展出互惠的觀念與行為。

Johnson（2012）從館員的角度，探索館員作為使用者社會資本的可能性。透 過訪談公共圖書館館員，瞭解館員和使用者間的社交型互動（不含參考諮詢之類 的功能型互動）。該研究發現，館員作為使用者的社會資本彌補了使用者社會資 源的不足，例如協助使用者填寫線上履歷表；替代家長或保姆，確保無人照看的 兒童讀者之安全；館員運用私人掌握的資源協助使用者解決問題，上述有部分協 助可能已超越圖書館員之職責範圍。此外，館員與館內遊民、獨居者的問候與互 動，也減少了使用者的孤立感並提升其生活品質。Johnson 亦發現館員主動關心、

傾聽，但不過度介入使用者之問題，使館員受到使用者之信任。從個人層次社會 資本觀之，館內所建立的關係讓使用能者得以獲取自身及其社會網絡所缺乏的社 會資源；而就社群層次社會資本而言，該研究尚未能看出非正式交流的結果如何 轉換成集體行動，即社群層次社會資本的成果，但 Johnson 認為公共圖書館作為 安全、受信任的公共空間、會面場所，對於社區整體有正面的影響。

Svendsen（2013）之研究主張社會資本不僅限於微觀層次的人際互動，圖書 館與地方機構合作舉辦各式活動、協調集體行動，亦培養了機構之間宏觀層次的 機構型社會資本。該研究向丹麥鄉村地區圖書館管理者發放開放式問卷，試圖從 兩個不同層次瞭解公共圖書館的社會資本創造。從微觀層次來看，圖書館累積社 會資本的途徑來自「文化活動」以及「提供社交會面地」：文化活動包括館內的 兒童劇場、作家座談、讀書會等正式社會參與活動；社交會面地是指非正式社交 的場所。文化活動和社交會面地能讓館內的人們發展出社會網絡，並伴隨信任及 共享的規範等副產品，進而促進社區的社會包容、公民溝通、整合少數族群，產 出有益於集體行動的社群層次社會資本。就宏觀層次而言，圖書館和地方組織合 作，形成緊密的合作網絡，有助於提升圖書館服務的質與量，亦有益於協調並強 化地方之集體行動並達成共同目標。

Vårheim（2014）以「信任」來代表社會資本，針對參加美國公共圖書館活

動的墨西哥第一代移民進行訪談。為能觀察信任的轉變，而選擇不具正式文件、

英語能力相對較弱、信任度較低的移民為研究對象，瞭解公共圖書館能否助其建 立信任。該研究發現圖書館活動能夠促進移民參與者對圖書館、館員以及機構的 信任，信任範圍亦擴及其他活動參與者甚至是陌生的圖書館使用者。Vårheim 指 出圖書館內的信任是以知識為基礎發展而來，圖書館活動幫助移民獲取語言、電 腦等技能，增加其自信和謀生能力；此外亦提供與館員、教師和其他參與者的互 動機會，增加其信任，並進一步瞭解到其他圖書館使用者的意圖為良善的，從而

英語能力相對較弱、信任度較低的移民為研究對象，瞭解公共圖書館能否助其建 立信任。該研究發現圖書館活動能夠促進移民參與者對圖書館、館員以及機構的 信任，信任範圍亦擴及其他活動參與者甚至是陌生的圖書館使用者。Vårheim 指 出圖書館內的信任是以知識為基礎發展而來，圖書館活動幫助移民獲取語言、電 腦等技能，增加其自信和謀生能力；此外亦提供與館員、教師和其他參與者的互 動機會，增加其信任，並進一步瞭解到其他圖書館使用者的意圖為良善的，從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