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與檢討

第一項 立法模式的比較

以上透過簡要的篇幅，說明了兩種不同型態的非定罪財產沒收法 制，很有意思的是，兩種法制都在一般對被告定罪的通常審判程序之外，另 外發展出欠缺定罪判決時，對於涉案財產的獨立追討制度與特別追討程序，

德、美兩國的共通點，大致可分為幾個層面說明：

第一，不論德國或美國，都發展出欠缺定罪判決時，可以獨立追討 被告或第三人的財產，此即德國早於1960 年代即已立法的刑法第 76a 條，而 美國的普通法系統更是甚早就已經有對物訴訟的概念，在這些機制之下，即 使被告逃亡或出現刑罰障礙，仍可以在一定條件之下，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 沒入其犯罪關聯財產，這些制度的運作使得刑事司法機關能有效剝奪被告的 犯罪所得。

第二，在非定罪情況下，德、美兩國對於沒入財產的訴訟上證明強 度，同時都有向下調整的傾向，不再要求與定罪判決相同的無合理懷疑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或確信（Überzeugung）程度，只不過兩國實質 上的操作方式並不相同，析言之，美國因為自始將相關問題歸為民事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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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要犯罪財產沒入過程脫離了刑事判決，而改由民事沒收執行，此時只 需要民事判決所需要的證據優勢即可裁判沒收；至於德國法雖然沒有歸類於 民事關係的對物訴訟，但仍在犯罪所得的追徵規定中，加入減輕證明強度的 第73d 條，許可在追徵犯罪所得時，只需要證明至「有事實足以證明財物或 權利供違法行為之用」，不必達到一般刑事定罪強度的確信門檻。雖然兩國 作法不盡相同，但就緩和追討財產時的證明需求看來，兩國倒是有共通的發 展傾向。

第三，不論美國、德國對於追討財產的事前保全及事後救濟，基本 上在其立法中都有相當完整的規定，德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事前可得扣押應沒 收或收徵之物，也有替代物的扣留規定，美國在2000 年修法後，其法律中有 關扣押的規定則更為明確，也更為複雜；至於程序的保障上，只要啟動了獨 立的沒收、追徵命令程序或對物訴訟，雖然財產受到實質干擾的被告或第三 人已經不再是當事人，但仍然可以透過參與程序的方式獲得實質的保障，並 在裁判過程中於法院前陳述意見。

雖然德國、美國發展方向上有許多理念、作法上的共通點，但我們 也不能忽略兩種法制在基礎思維上的差異，簡言之，德國雖然在實體法上承 認外於刑事訴訟的獨立追徵、沒收程序，但這不表示追徵、沒收已經徹底民 事化或可以全盤獨立於刑事訴訟，相反地，德國承認的獨立追徵、沒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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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串連在「從現有證據看來，被告應屬有罪，但因事實原因而無法獲得 有罪判決」的前提上，該獨立程序其實只是附屬於尚無法真正進行的刑事程 序，並為了貫徹特定的犯罪防治功能，而作為原刑事程序的輔助機制，倘若 原來的刑事程序無法再獲得有罪判決時，除非涉及所謂的危險物品或具有供 他人犯罪危險之物品，否則作為輔助機能的獨立程序當然也不能再獨立存 在，這一點尤其可見於被告死亡案例中，能否再行發動獨立追徵程序以追討 其犯罪所得，已如前述，雖然有少數判決承認此時亦得發動獨立的追徵程序，

但德國實務與學說的多數見解反而認為，既然刑罰權已因被告死亡而消滅，

再以獨立程序追徵財產，無異於處罰繼承人，此外，這種追徵也欠缺實質的 預防犯罪效果，從這些理由更可以清楚地看見，德國學理其實無意真正將獨 立的追徵、沒收機制完全獨立於「欠缺但可得預期的有罪判決」，毋寧將兩 者的關係緊密相扣，而其中關鍵理由，正是刑罰權執行必然針對犯罪人而非 財產，當針對犯罪人的處罰已經不再可能時，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執行其財產。

相反於此，美國則清楚地揭明「犯罪人」與「涉及犯罪的財產利益」

是兩件可以區別的事情，縱然因被告死亡、逃亡、刑罰豁免等理由而欠缺有 罪判決，財產關係仍可以直接透過對物訴訟進行追訴，縱然因為事實或法律 上的理由，而無法獲得有罪判決，但只要有民事優勢證據關係足以證明財產 與犯罪的關聯性，該財產就可予以沒入。換言之，在美國法脈絡下，可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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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刑事政策上的理由，暫時不論刑事責任最終的成立與否，而可以獨立展開

「民事足可定罪」的財產執行，這一點對於歐陸法系，以確認對被告之刑罰 權作為刑事司法發動前提的基礎觀念下，或許是比較難以想像或接受的作法。

第二項 未來修法方向

以上大致分析了美國與德國兩種制度，接下來我們將以上述分析，

進一步檢討我國未來修法方向。必須先行強調的是，筆者無意評判美、德制 度的優劣，因為這是不同國家政策取向及制度選擇的問題，真正關鍵的問題 其實在於：我國應該如何從中選擇適合的制度，並予以實踐性地立法³²³。

依筆者之見，若要全面性地引入美國的對物訴訟至我國刑事司法體 系，似乎仍有待斟酌。對物訴訟是一種完全與刑事司法切割的民事（準刑事 司法）制度，其之所以可以沒收的法律依據是刑事法，但實際的程序卻是走 向民事法院，我國若引納了民事沒收與對物訴訟制度，檢察官自應向民事法 院提起沒收或追徵被告犯罪所得的訴訟，這樣的制度在民事、刑事庭明確區 別的我國司法實務，是否能夠接受，不無疑問。

323 學理上亦有相關建議的討論，參考曾淑瑜，〈犯罪所得沒收追徵及保全之研究〉，

《軍法專刊》，58 卷 2 期，2012 年 4 月，頁 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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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引入對物訴訟制度之後，政策打擊犯罪所得，甚而是沒收被告 因犯罪而不法獲得的海外資產，都可以一併解決，但採納這樣的制度時，我 們無異承認刑罰由不同法院審理判定的二軌系統，涉及成罪與否認定、罪名、

自由刑與罰金刑時，必須由刑事法院嚴格認定，但只要涉及沒入財產或犯罪 所得，則無須由刑事法院出面，而是委諸民事法院，這種作法勢必割裂我國 原有的司法系統。

審酌上述引納民事沒收及對物訴訟的困難之處，筆者認為或許參考 德國法制是對修正現行法時比較理想的作法，亦即，我們只要在刑法或刑事 訴訟法上，擴大承認獨立沒收制度的適用可能性，增訂因事實上不能之原因 而必須先由刑事法院裁定沒收的相關規定，同時一併增加調降證明需求的犯 罪所得沒收條文，此時絕大多數的問題都可迎刃而解，這個作法也不致過大 地改變法制現況。

如果可以接納筆者以上看法，那麼未來要能有效實現非定罪情況下 的犯罪所得沒入，或可考慮朝向幾個方向修正：

第一、現行刑法第40 條第 2 項許可「單獨宣告沒收」違禁物或專科沒收 之物，刑事訴訟法第259 條之 1 亦得於職權不起訴或緩起訴時「單獨宣告沒 收」，而證人保護法也有許可單獨沒收的規定，除了上述規定以外，筆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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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再擴大得「單獨宣告沒收」的範圍，尤其包括「被告逃亡經通緝而未能 到案」、「經過調查仍無法確知犯嫌身分」、「被告業經赦免」、「被告的 追訴權時效或行刑權時效已完成」等事實上出現處罰障礙的狀況。

值得特別說明的問題是：就被告死亡時能不能單獨宣告其犯罪所 得，德國法持反對看法，但若以我國法脈絡而言，倒不一定要與德國法採取 相同見解。質言之，我國刑事訴訟法470 條第 3 項規定：「罰金、沒收、追 徵、追繳及抵償，得就受刑人之遺產執行」，從該項規定觀察，當受刑人死 亡後，在遺產範圍將其財產充公，仍得認為是原刑罰之延續，而非處罰其繼 承人，基於相同法理，當被告死亡而欠缺有罪判決時，若以其遺產為限而單 獨宣告沒收，並未超出上述規定的授權範圍。基此，筆者認為新修增訂的單 獨宣告沒收仍可納入被告死亡的類型，在刑事訴訟法第470 條第 3 項有效的 前提下，我國法尚無德國法的顧慮。

第二，德、美兩國都有減輕財產沒入證明需求的規定，德國是以實 體法明確限定降低證明需求的類型，而美國則是改採民事法的證明強度，這 些都是基於有效預防犯罪，從而設法全面性剝奪被告財產的政策考量，此項 規定未來應可考慮納入我國法的範圍，在此或可效法德國法第73d 條規定，

在我國法上納入較低證明需求的實體法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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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雖然刑法第 38 條第 1 項第 2 款許可沒收供犯罪所用或犯罪預 備之物，但其沒收原則上僅限於被告所有，如果屬不構成任何刑責的第三人 所有，而故意提供給被告使用³²⁴，或重大疏失不為管理而為被告持之為犯罪 所用，此時原則上不能予以沒收。然而綜觀德、美法制，該第三人雖不成立 刑責，但就預防層面而言，沒收該第三人的財物實有重大的預防功效，基此 本文亦主張，我國未來可以考慮參考德國刑法第74a 條規定，對該第三人所 有而協助犯罪之財物沒收。

第四，德、美兩國對於沒收相關的保全程序與救濟程序，都有非常 完整的規定，不論美國的對物訴訟及德國單獨宣告沒收或追徵的制度，都有 明確可茲依循的作法，法條也都揭明關係人以程序參與者參加裁判程序的條 件及其權利、義務，相對於此，我國法似乎仍不夠完備，特別是單獨宣告沒

第四，德、美兩國對於沒收相關的保全程序與救濟程序，都有非常 完整的規定，不論美國的對物訴訟及德國單獨宣告沒收或追徵的制度，都有 明確可茲依循的作法，法條也都揭明關係人以程序參與者參加裁判程序的條 件及其權利、義務，相對於此，我國法似乎仍不夠完備，特別是單獨宣告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