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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政治領域:黨國體制本身的運作

本章討論政治領域,看的是黨國體制本身的運作,也就是「列寧式政黨」和

「意識形態」的運作。前者的文獻議題包括政治制度化(政治繼承和決策模式)、

菁英甄補、幹部管理制度、政治動員;後者的文獻議題包括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及 功能、意識形態控制。本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節探討列寧式政黨的運作;第二 節探討意識形態的現狀;第三節提出結論。根據評析相關文獻的結果,本文認為 在政治領域方面,當前中國反映出相當程度的後極權特性。

第一節、列寧式政黨

中共是一個列寧式政黨,其是黨國體制最關鍵的運作核心。改革開放以來,

中共重建文革時期瀕臨崩解的政黨組織,並透過制度改革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列 寧式政黨的運作出現不同於極權時期的變遷,具體表現在政治繼承、高層決策模 式、菁英甄補、幹部管理制度、政治動員等方面。本文透過大量的二手文獻,從 學者們的研究結果中,整理歸納出列寧式政黨的運作情形。文獻議題包括政治制 度化(政治繼承和決策模式)、菁英甄補、幹部管理制度和政治動員。

一、政治制度化:政治繼承和決策模式出現制度化趨勢

何謂政治制度化(polit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總結學者觀點,制度化是指 團體建立及維持解決問題的規範和程序的一段過程(寇健文,2010:70-71),也 就是一段「正式政治」取代「非正式政治」的過程(Tsou, 2002: 102),政治組織 和程序經常因此獲得穩定性(Huntington, 1965: 394)。學者在討論當前中國的政 治制度化時,一般都從「政治繼承」(political succession)和「決策模式」

(policymaking)進行切入。前者觀察高層菁英的權力轉移過程是否受到規範;

後者觀察高層菁英的決策過程是否受到規範(寇健文,2006:43)。

(一)政治繼承:退休制度和梯隊接班的制度建立

在所有的共黨國家當中,政治繼承均是一段重要但又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

共黨國家因為缺乏制度化的權力轉移機制,政治繼承經常陷入暴力衝突。這種體 制缺陷使得共黨國家容易陷入不穩定的狀態(寇健文,2000)。12以中國來說,

12 該「共同缺陷」主要來自學者對蘇聯繼承危機的分析,例如 Bialer(1980)、Linde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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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毛時期至 80 年代末期,不定期會發生高層菁英權力交替的繼承危機,包括現 任者和繼承人的矛盾(例如毛澤東與林彪)、新老交替的世代衝突(例如鄧小平 與胡耀邦和趙紫陽)等等。這些繼承危機的主因正是中國政治權力的轉移規範不 夠明確,未出現明顯的制度化趨勢。一方面,政治繼承受制於魅力領袖和派系力 量;另一方面,高層領導幹部都是終生任職,主要離場方式是政治清洗(Oksenberg, 1976)。總之,從毛時期到改革開放初期這段期間,中國的政治繼承都是非制度 性的,如同多數共黨國家一樣,反映著極權主義的特性。

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政治繼承開始出現制度化趨勢。部分學者約從 90 年 代初期開始,陸陸續續指出制度因素對高層菁英權力轉移的影響,認為高層菁英 寄望透過制度來和平解決權力分配問題。根據寇健文(2010),Bachman(1992)

應是研究的開創者,他認為後毛時期的中國菁英政治逐漸形成的規範(norms),

將有效降低政治繼承的衝突程度。隨後,伴隨鄧小平的死亡,「中國期刊」(The China Journal)在 2001 年邀請多位知名學者,一起針對後鄧時期的中國政治本 質進行討論。在這些文章中,多數學者都提到制度化對政治繼承的影響,儘管她 們對目前制度化的程度有不同的看法,但均承認制度化趨勢確實已經出現。

本文回顧相關文獻以後,發現學者均提出非常相似的研究問題:在當前中國 的高層政治菁英圈,政治繼承是否出現制度性的、具體規範的一套權力轉移規 則,從而和平解決高層領導幹部間的權力分配?本文發現,多數學者(詳下文)

均不反對政治繼承已出現制度化趨勢,包括年齡因素、任期限制、梯隊接班的權 力交替過程等等;然而,對於政治制度化的程度、「非正式政治」迄今還有多少 的影響力等等問題,學者間則缺乏明確的共識。本文下面將依序討論,一、在政 治繼承方面,學者發現那些實質內容;二、學者對制度化程度的評估。13

基本上,政治繼承制度化的實質內容包含「退休制度」(年齡、任期限制)

和「梯隊接班」(寇健文,2010:269-309)。Manion(1993)的研究是探討高層 菁英退休制度的代表著作。她認為,中國在後毛時期為了解決幹部離退機制的缺 乏,並且配合改革開放的需求,開始推動以年齡為基準的幹部退休制度。不過,

退休制度的制定和執行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受到政策制定者、政策執行者、資深

13 寇健文(2006)超越制度化內容、程度與趨勢的討論,進一步比較中共和蘇共高層的政治制 度化,解釋中共能完成制度化,蘇共卻在中途夭折的原因。他認為關鍵解釋項是領導人權力來源。

在中國,早期制度建立者是個人權威型領導人,具備制度設計需要的自主性,也有能力壓制反對 改革的力量,能夠完成遊戲規則的設定。接著,下一階段的制度深化時期,也就是菁英對改革產 生共識的時期,中共領導人轉變成職務權力型,他們的弱勢地位限制破壞制度的能力,讓制度規 範得以發展,完成制度化的整套過程。蘇共因為都是職務權力型領導人,不具備上述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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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和年輕幹部共四種類型的人,各自內部和不同類型者之間的私人利益影響;

換言之,她認為退休制度的制定和執行是高層菁英間利益衝突下的產物。寇健文

(2001a)則認為「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梯隊接班已成為政治繼承的一種制 度模式,中共透過有計劃的選拔、磨練中生代幹部,使得權力核心成員的年齡呈 現至少兩個層次以上的分布。年輕成員在資深成員「傳、幫、帶」下,逐漸接掌 權力。這種方法既可防止現任領導幹部老化時,中青代幹部缺乏時間歷練的問 題,也因為梯隊接班減少未來繼承人選的不確定性,降低權力轉移過程中出現血 腥暴力衝突的可能性,有利於政權穩定。

學者如何評估後毛中國政治繼承的制度化?在現有文獻當中,本文發現多數 學者均同意政治繼承出現制度化趨勢,但對於制度化的程度及「非制度因素」對 政治繼承還具備多少作用,學界則未有共識。為了討論方便,本文將學者的觀點 分為兩類。第一類學者特別強調「制度因素」對政治繼承的影響,另一類學者雖 不否認制度化的出現,但同時強調「非制度因素」依然有作用,制度化趨勢的強 化還是無法掩蓋「非制度因素」在高層菁英政治的重要性。明顯地,學者雖然對 制度化的程度有不同看法,但都承認制度化趨勢已經出現。

在第一類學者中,Bachman(2001)認為過去的中共菁英政治研究,習慣將

「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區別開來,但實際上兩者絕非互斥,而是互相影 響,後毛時期的菁英政治就是介於兩者之間,正朝制度化方向邁進。在江澤民時 期,制度化發展是建政以來最顯著的一段時期,表現在正式的政治文件和不成文 的共識。Paltiel(2001)也同意幹部退休出現制度化趨勢,認為制度化與第三代 領導人是技術官僚(technocrats)有關,其政策制定具有「反政治教條」傾向,

將政策視為一種理性工具。Shambaugh(2001)則認為高層菁英的離退越來越受 到制度的規範限制,出現可預測的空間。Nathan(2003)更認為中國的政治繼承 因為受到規範約束,克服共黨國家的制度化障礙,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具有韌性 的威權國家(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Teiwes(2001)同樣認為高層政治出現制度化趨勢,儘管完全的正常政治

(normal politics)仍未實現,但至少是一個「受駕馭的制度主義」(managed institutionalization)。高層菁英在這個相對制度化的體制中,依據市場化的多元性 提供利益整合和利益滿足,而不再依循意識形態教條行事。據此,中共可以避開 過去「贏者全拿」的權力競爭模式,14符合當前政治菁英追求穩定和團結(stability and unity)的心態。Bo(2007)提出類似的觀點,同樣認為「贏者全拿」已不符

14 關於毛澤東時期週期性出現「贏者全拿」(game to win all)的權力鬥爭模式,請見 Fewsmith

(2001b)、Tsou(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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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江澤民時期的權力競爭模式;相反地,當前中共菁英政治處在一個結合有秩序 的組織和功能分化的政治體制,他稱之為「權力平衡模式」(power balancing model)。這個模式的特徵在於「制度因素」超越「非制度因素」,成為主導菁英 政治發展的主要力量;此外,政治競爭的結果不再是零和遊戲,而可能產生多位 勝利者。Huang(2008)也持相同立場,認為江澤民與胡錦濤的權力交替反映出 政治繼承已是一段建立在正式制度安排的過程,強調妥協、共識建立和去人格 化。這不但是鄧小平為了避免權力過度集中的努力,也是江澤民和胡錦濤希望藉 由制度安排,確保權力來源和鞏固權力基礎,彌補他們缺乏領袖魅力的缺憾。

相較上述學者,第二類學者不否認制度化的出現,但認為「非制度因素」依 然具有影響力。Dittmer(2001)認為高層政治雖然出現制度化趨勢,但非正式 政治(informal politics)仍扮演要角,那些認為中國已經完成「強人政治的終結」

和「集體領導的建立」的觀點,都高估制度化的穩定性。相反地,最高領導人和 派系力量仍在持續發酵,制度化尚未發展到穩定狀態,儘管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 上已約束非正式政治。Fewsmith(2001a)也持相同的立場,認為中國儘管出現

和「集體領導的建立」的觀點,都高估制度化的穩定性。相反地,最高領導人和 派系力量仍在持續發酵,制度化尚未發展到穩定狀態,儘管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 上已約束非正式政治。Fewsmith(2001a)也持相同的立場,認為中國儘管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