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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當中衍生出的社會力量，將其累積的沮喪及不滿國家的壓迫一併爆發為行動的 結果（Gold, 1986: 3）。這些新興的反對運動與黨外勢力合流，共同對國民黨政權 構成嚴重的威脅，是台灣政治朝向自由、民主化的關鍵因素（王振寰，1993）。
檢視台灣的反對運動，很輕易可以發現其與中國社會抗爭的不同。第一、台 灣反對運動的行為者是跨群體的，主要包括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
三者之間甚至有隱約的分工，即知識份子為反對運動提供策略，小資產階級位主 要的資源貢獻者，工人階級則為主要的選民（王振寰，1993：46-47）。在中國，
絕大多數的社會抗爭均看不見抗爭群體間的串聯與互動。第二、台灣反對運動的 主要目的是追求公民權利，例如集會、言論自由等等，但中國的抗爭運動多半是 維護原有權益，幾乎不存在追求民主的性質。第三、台灣反對運動從 1977 年的 中壢事件以後，開始朝向組織化（王振寰，1993：48-49），但在中國卻幾乎不存 在真正大規模的組織化抗爭。本文認為造成這些差異的主因，應該是雙方政權性 質的差異。當前中國社會反映出後極權特性，國家雖然鼓勵社會多元性，但同時 間又會限制這些多元性，並且在限制力道上，明顯強過典型威權時期的台灣。換 言之，中國的國家機器對社會擁有更強的控制能力，使得在中國根本沒有辦法出 現像台灣的跨群體、大規模、組織化及追求民主的社會抗爭。
第二節、國家與社會的制度性連結
討論完社會組織和社會抗爭以後，本文接著討論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兩個制度 性連結：人民大會制度（人大制度）和基層選舉。就前者而言，根據中國憲法，
人大是社會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出國家－社會關係
（O’Brien, 2009）；就後者而言，基層選舉是社會人民影響政治的重要管道之一，
特別在村選舉當中，基層選舉提供村民自治的機會，將人民拉入地方政治之中，
同樣深深地影響到國家－社會關係（O’Brien, 2011）。藉由回顧具有代表性的文 獻，本文認為當前中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制度性連結，雖然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多 元性而不同於極權主義，但這些多元性均是國家有意識製造出來的結果，僅僅發 生在黨國體制之內，只是體制內多元，因此與典型威權主義又有所差異，反而更 貼近後極權主義的特性。
一、人大制度：「權力擴張」和「權力鑲嵌」
根據中國憲法規定，中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 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然而，由於中共堅持「以黨領政」，全國人大代表不但 非由人民普選，其職權也受到限制，經常被戲稱為橡皮圖章（rubber stamp），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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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在文革期間完全沒有舉行人大選舉、召開人大會議。直到改革開放以後，人大 制度的發展才重新步入正規化，並施行多項制度改革，學者因此注意到人大制度 的「權力擴張」。不過必須注意的是，人大的「權力擴張」僅僅是鑲嵌在原有權 力格局當中，侷限在黨國體制的框架之內，仍維持「權力鑲嵌」的現象。
以「權力擴張」而言，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後，藉由擴張人大權力及職務改革，
回應中國朝向市場化的過程當中，社會上出現利益多元化及建立法制的需求。總 結學者觀點，本文發現人大的「權力擴張」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立法權和監 督權的活躍：改革開放以後，部分學者注意到人大在這些權力的行使上，變得越 來越活躍。O’Brien（1990）認為，中共為了減少政治不確定性和擴大政權基礎，
推動人大制度朝向常規化（rationalization）和包容性（inclusiveness），人大花更 多時間在立法權和監督權的職務行使。Tanner（1994）則認為，由於政治權力的 分裂性和改革開放的分權化，立法過程不再是由上而下單向決定，中共不再能夠 完全控制立法機關。因此，全國人大的立法權（制度能力和自主性）大幅提昇，
開始能在立法過程當中，與中共和國務院展開相當程度的競爭和議價。Cho
（2002）進一步指出相較於中央層級，地方人大的立法權和監督權更加活躍，儼 然已由橡皮圖章變成鋼鐵圖章。一方面，地方人大經常早於中央進入未受法制約 束的領域，出現「提早立法」（lawmaking in advance）現象，而不是被動追隨中 央立法（Cho, 2008: 27）。另一方面，監督權已成為省級以下人大的首要任務，
影響地方幹部的政治仕途（Cho, 2008: 44）。49
第二、專業性和自主性的提升：我們可以從專門委員會數量的逐年增加、常 委會起草的法案多由委員會帶頭、聽證制度等現象，觀察到人大專業性的提升（趙 建民，2002）。O’Brien（1990）即認為人大常委會數量及其成員專業化的趨勢，
將有助於政權朝向理性化和包容性，避開自由化改革。此外，伴隨專業化趨勢，
人大的自主性也大幅增加，包括提案、議題和建議案件數的增加、出現反對重要 法案的意見、人事任免案反對票的增加等等（趙建民，1999）。這些專業性和自 主性增加的現象，在地方人大更加顯著。Xia（2000）認為，人大常委會的設置 是地方人大最重要的建置制度，地方政治將因此出現一個新行為者，在既定的政 治權力基礎上，與其他政治機關、甚至是中央產生競爭。例如，目前在地方領導 幹部的人事任用，中共推薦的候選人有可能在地方人大的選舉中，不敵人大推薦 的候選人而落選，顯見地方人大及其代表重要性的提升（Manion, 2008）。
不過，部分學者提醒我們，不可忽略人大「權力擴張」的同時，仍維持「權 力鑲嵌」的現象。中共堅持「以黨領政」，人大始終受到黨的領導和控制，仍鑲
49 Xia（1997）和 MacFarquhar（1998）也注意到地方人大的監督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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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在黨國權力體制內，不能過度誇大「權力擴張」的意義，以此斷言國家－社會 關係將出現本質性轉變（O’Brien, 2009）。Lum（2000: 104）就認為，中共利用 人事控制，保證人大代表只是黨國的代理人；再者，人大代表人數、低開會頻率 和有限政治資源，讓人大內部難以採取集體行為，無法成為一個強組織；最後，
人大明顯受到政治局和國務院的制衡，無法成為一個完全、真正獨立的組織。
地方人大選舉制度也是「權力鑲嵌」的一個外顯證據。目前，中共允許縣級 以下人大舉行直接選舉，但地方黨幹部仍主導候選人提名、操縱選舉過程，當選 人多半還是中共黨員。O’Brien（1994a: 364）因此認為，與其說人大是被選出來 的，不如說是被建立出來的，中共只是用人大選舉製造出人大具有社會廣泛性、
先進性和社會代表性的假象。這也使得人大代表與社會人民之間的連結性很低，
不易體現人大委員的代表性功能（Xia, 2007: 101）。甚至，部分人大委員直到看 到新聞報導，才知道自己是候選人（Chan, 1999: 78-79）。McCormick（1990:
130-166 ） 將 地 方 人 大 選 舉 的 侷 限 ， 歸 因 在 列 寧 式 國 家 的 世 襲 政 治 特 徵
（patrimonialism），地方幹部能在國家有效滲透社會的情況下，利用恩庇侍從網 絡的非正式關係，抵抗有損於地方利益的中央政策，地方人大選舉就是典型例子。
實際上，上述討論「權力擴張」的學者，反而更注重「權力鑲嵌」的現象，
認為在此前提下，人大「權力擴張」才有意義，甚至將有助於政權穩定。例如，
Xia（2007: 174）認為，地方人大雖然成為一個新行為者，卻是朝向積極協商、
自願合作和預防衝突的方向，而不是地方政治的獨立行為者。Cho（2008: 41）
也認為地方人大的工作並非與黨/政府競爭，而是避免過去的單向立法，並且提 供一個利益妥協的平台。另一方面，他們也發現，人大還是不斷尋求中共支持，
利用黨作為後盾（Cho, 2008: 45-48; Xia, 2007: 244-245）。O’Brien（1990）也認 為人大改革，自始至終都是有利於黨國存續，而不是威脅政權的自由化改革。
O’Brien（1994a）還認為在「沒有自由化的改革」下，人大代表扮演兩種看似衝 突，實則相容的角色。一種是政權的代理人，他們替政府宣傳和解釋政策，促進 政策順利執行，扮演領導者與群眾間的紐帶，是政權的得力助手。另一種是政權 的諫言者（remonstrator），他們觀察社會不公和政策缺失，從群眾中蒐集政策調 整的所需資訊，向領導者提出建議，淬鍊政府的未來政策和表現，這些都有助於 維持中國政權的穩定。Manion（2008）也認為在地方人大選舉中，適度讓中共 推薦的候選人輸掉選舉，能夠解決資訊不對稱問題，讓那些更有能力的候選人出 任領導職務，進而增加執政黨的執政能力。
總結上述，人大制度的「權力擴張」和「權力鑲嵌」並非互斥的。人大制度 的擴權是國家在社會利益的多元化及社會對法制的需求下，有意識製造出來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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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這種擴權仍然是鑲嵌在原本黨國體制的權力格局當中，人大主要扮演國家與 社會群眾間的紐帶，有助於中國政權的穩定。易言之，人大制度的改革是體制內、
官僚式的改革，僅僅是政體制度化和國家行為者的重組，而不是對黨/政府的權 力分立制衡，更不是朝向民主化發展（O’Brien, 2009: 137）。50據此而言，當前的 人大制度相當符合後極權特性。Linz and Stepan（1996: 45-46）認為後極權國家 在去極權化的過程中，有意識地製造出一些多元性，藉此來更新在極權時期建立 的、但在當前仍發揮作用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更精確地說，這種多元性誕 生在原政體之內，僅僅只是體制內多元。當前人大制度兼具「權力擴張」和「權 力鑲嵌」的特徵，就是上述觀點的具體表現。
二、基層選舉：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種子？
基層選舉是中國研究最熱門的議題之一，人民得以藉此參與政治，是一種將
基層選舉是中國研究最熱門的議題之一，人民得以藉此參與政治，是一種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