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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社會群眾。這種失去階級性的「政治動員」讓被動員者失去參與的誘因，可 能解釋了為什麼當前的動員無法如過去般的深入社會。
第四、從全黨性質的政治動員來看，組織處理的整黨整風已經很少出現，思 想學習成為動員的主要內容。在毛時期，執政者經常藉由發動政治動員來清除政 治敵人，重新整理黨組織和統一思想。到了改革開放以後，這種組織性處理的政 治動員基本上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思想學習，目的不僅是加強黨幹部的執政 能力，例如重複三次提到的保先運動（2004、2006、2011 年）、創先爭優（2011 年）等等，更是鞏固中共統治地位的方式，例如貫徹江澤民的三個代表（2003 年）、學習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2006 年）等等。
總之，本文發現政治動員的發生次數和頻率均大幅降低，運動性質也從過去 的階級鬥爭，轉變到以道德教育和思想學習為主；此外，運動本身失去階級性和 暴力性，對社會的深入程度大幅下降。儘管如此，大規模的全國性動員還是會出 現，雖然這些運動對於社會人民來說，更像是儀式性的運動，幾乎不直接影響人 民的私人生活。本文認為，當前中國政治動員的性質，非常貼近後極權主義的特 性。根據 Linz and Stepan（1996: 49-50）的觀點，脫離極權統治時期的後極權國 家，仍舊存在大規模範圍的政治動員，但動員本身已經缺乏強度和對社會的深入 性。不過，儘管後極權國家的政治動員出現弱化的現象，無論從政治動員的廣度 還是強度來看，後極權國家還是高於典型威權國家，後者除了在建政之初，基本 上不存在大規模的、高強度的全國性動員，例如典型威權時期的台灣。總之，若 從政治動員來看，當前中國反映出相當程度的後極權特性。
第二節、意識形態
除了列寧式政黨以外，意識形態是黨國體制的另一個核心機制（Kornai, 1992:
360-368）。24在共黨國家，政黨組織和意識形態經常是密不可分的，意識形態必 須有組織才能獲得實踐，組織也需要一個信仰體系來指導行動方向（Moore, 1970;
Schurmann, 1968）。因此我們可以說，意識形態不僅是指導列寧式政黨的行為準 則，扮演連結「理論與行為」的角色（Brzezinski, 1967: 132），更是共黨政權統 治合法性的來源。然而，從事共黨研究的學者也指出，隨著共黨國家脫離極權統 治或者開始朝向經濟發展，意識型態的重要性將大幅減少，甚至因為與現實脫節
24 意識形態是一套具有內聚力邏輯的符號系統，將個人對外在世界的認知、評估和憧憬，連結 到一組維持或改變社會的行動綱領和步驟（Mullin, 1972: 510）。此外，意識形態也涉及一個政治 系統能否具備讓社會相信，現存制度是最適合他們的能力（Lipset, 1981: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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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再是統治合法性的主要來源（Lowenthal, 1970）。那麼，中國在後毛時期進 行改革開放以後，意識形態的性質和重要性是否出現轉變？出現什麼樣的轉變？
當前意識形態的角色和功能為何？假如意識形態還重要的話，中共如何控制之？
本文將回顧涵蓋上列問題的相關文獻，從學者的研究成果中，歸納整理出意識形 態在當前中國的現狀。
在現有文獻當中，學者多半認為相較於過去，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因為改革開 放而大幅降低。在毛澤東時期，如同其他共黨國家，意識形態扮演指導性角色，
尤其在政策制定和政治動員，都是為了達到意識形態的烏托邦目標：建立財產公 有制、邁向共產主義社會。當時，中共企圖藉由階級鬥爭和不斷革命，開啟中國 落後的工業化，提供過渡到共產社會所需的物質條件。但是，隨著大躍進和文化 大革命的失敗，中共意識到暴力手段無法帶來經濟發展，因此引進市場體制作為 替代方法。隨著市場改革的深化，中共必須作出制度調適，但這些按照市場需要 所進行的調適，又經常與意識形態目標發生衝突。多數學者因此認為，意識形態 的重要性已經大幅下降，甚至毫無實質功能，與社會現實毫不相關（White, 1995），人民也將重視個人滿足的享樂主義，拋棄對烏托邦的憧憬（Ci, 1995）。
例如，Ding（1994）認為意識形態開始式微，指出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培養 出一種不利於意識形態的「制度寄生狀態」（institutional parasitism）。這些制度 寄生者是半官方社團、知識分子和自由派幹部，他們因為市場經濟的理性化，而 被容許提出不同於黨國、代表社會的政治論述，甚至是對政權本身的批評。這種 中共政治菁英與中共知識分子之間的緊張關係，將造成「合法性危機」。Barme
（2000）也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意識形態無法繼續滲透社會，因為在革命 老幹部離場後，年輕領導人並不如老幹部對社會主義擁有熱情，而且新任領導者 為了經濟發展，也開始裁減黨務部門，減少流向宣傳和審查系統的資源。六四天 安門事件更是幾乎完全摧毀人民對馬列主義僅剩的信仰（Fewsmith, 2008: 9）。
當社會人民不再對意識型態保持高度信仰，意識型態出現發展上的式微，進 而產生合法性危機，為什麼中共還可以維持穩定統治？部分學者認為，這是因為 中共統治合法性（legitimacy）的來源也出現轉變。在現有文獻中，至少有三種 解釋：第一、中共統治合法性繫於經濟發展（Perry, 2008; Shue, 2002）和有效的 治理能力（Tang and Parish, 2000）。第二、中共利用民族主義或愛國情緒來維持 統治合法性（Gries, 2004）。第三、基層選舉增加人民的政治信任，進而強化中 共的統治合法性（Kennedy, 2009）。
不過更根本的問題在於，意識型態真的失去功能而毫無重要性嗎？事情似乎 沒有那麼簡單。Guo（2000）就認為，中共始終未放棄意識形態的目標和絕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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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性，而是通過修正意識形態論述，適應新的社經環境；換言之，意識形態的改 變，僅止於達到目標的手段方法，即從過去的暴力革命到現在的市場體制，這並 不表示中共已放棄意識形態的目標。相反地，中共堅持中國仍是社會主義國家，
仍在朝向共產主義社會的方向前進，藉此維持四個基本堅持原則、進行政治教育 和審查、壟斷傳播媒體等等。這個論點接近 Franz Schurmann 早期的著作，他從
「組織」界定中共意識形態，將意識形態分為「純意識形態」（pure ideology）和
「實踐意識形態」（practical ideology）。前者以馬列主義為基礎，提供一套完整 清晰的世界觀，是所有共黨國家的普遍原則；後者是根據各國情況所演化的行為 準則，不具有固定不變的普世性，例如毛澤東思想（1968: 22-33）。如果用 Schurmann 的語言，Guo（2000）認為意識型態的改變，僅是「實踐意識型態」
的改變，而非「純意識型態」，後者仍為中共所堅持。
那麼，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和功能表現在何處？根據對現有文獻的整理，本文 將學者的觀點分為二類。第一類學者指出，凡是國家的重要政策制定，都需要意 識形態的認可（ideological justification），中共依舊在相當程度上受制於意識形態
（Clark, 1986: 41）。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經常看到，國家領導人先重新定義意識形 態的內涵以後，一個新的重要政策才接著出台（Zhang, 1996: 2）。Shambaugh（2008:
103-127）也指出，在當前中國的政策過程當中，意識形態還是具有重要性，只 是性質和角色出現變化。在過去，政策制定多半是演繹意識形態原理原則的結 果，但從改革開放以後，意識形態變成合理化現實需求的工具，也就是「事後合 理化」（post hoc rationalization）的工具，例如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 等等，都是根據現實需求所作出的意識形態再詮釋。
林祈昱與蔡文軒（2008）提出類似的觀點。他們認為在改革開放後，意識形 態出現「再功能化」──指導性意識形態的功能與地位未變，但內涵已由烏托邦 轉向現實主義，以適應社經發展的需求。他們比較中國、越南和蘇聯的意識形態 演變，認為「經濟結構」與「領導互動」是解釋「再功能化」的關鍵。前者是指 共黨國家有無引入市場機制，後者是指領導人之間有無出現路線衝突。以中國為 例，市場化改革帶來社經結構的轉變，其間又以私營企業主的成長最為耀眼，社 會興起一股推動改革的自主力量；同一時間，領導人對於深化市場改革具有共 識，因此願意順應現實需求，進行意識形態的再功能化。
第二類學者認為，意識形態與國家領導人的權力鞏固存在緊密的關係。例如 Bo（2007: 255-295）認為，胡錦濤透過「三個為民」和「科學發展觀」這些意識 形態口號，奪取前任領導人（江澤民）在意識形態上的詮釋權，鞏固胡溫領導體 制，加速國家領導人的接班態勢和理順中央地方的權力關係。這種前任領導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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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繼任領導人接掌意識形態詮釋權的現象，被視作「意識形態制度化」
（ideological institutionalization）。這間接指向意識形態是政治繼承過程中的一個 重要因素，而不是束之高閣，完全與現實無關。Holbig（2009a）甚至認為，意 識形態仍是中共維持統治合法性的一個重要因素。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意識形態 改革」──延續傳統意識形態，提出「三個代表」和「和諧社會」的新論述──不 僅是中共想表明共黨擁有適應社經環境的創新能力，更企圖藉由重新定義共同利 益（common interest），使多數人民相信並同意現存的政治制度，確實能反映自 己的利益，進而幫助中共維持統治合法性。易言之，他不同意經濟表現已成為統 治合法性最重要的來源；相反地，國家領導人不斷透過修正和創新意識形態，重 新合法化統治權威（Holbig, 2009b）。25
假如意識形態尚有重要性和具有功能性，中共如何控制之？Su（1993:
假如意識形態尚有重要性和具有功能性，中共如何控制之？Su（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