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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雖然多數時間只侷限在地方，因此只是有限多元，但這種多元性質明顯不同 於中國的體制內多元，也就是僅侷限在黨國體制控制下的多元。
三、小結：後極權特性的「國家與社會的制度性連結」
根據上述文獻，本文針對國家與社會的制度性連結，歸納整理出兩個結論：
第一、人大制度同時出現「權力擴張」和「權力鑲嵌」的現象。一方面，人大獲 得更多立法、監督權，專業自主性也大幅增加，成為一個新的政治行為者；另一 方面，人大運作仍受到黨的領導，制度改革是體制內的改革，並非是對黨/政府 的權力分立制衡。因此，人大制度改革只是一種在黨國體制內的改革，表現出的 任何多元性，都是鑲嵌在體制內的多元性。第二、以村選舉為代表的基層選舉，
大幅改變人民的政治生活。一方面，村幹部變得更具有問責性，選舉本身也具有 授權效果，村民和村委會不再是一個完全單向接受黨和鄉鎮政府的被動行為者；
但在另一方面，黨和鄉鎮政府還是主導村民、村委會的運作。此外，與台灣威權 時期進行比較，也發現中共實行基層選舉的邏輯，根本不同於國民黨政權的地方 選舉。中共的主要目的是藉由給予人民部分民主權利，換取他們對國家政策的支 持，而不是透過實施有限選舉來競爭權力，這種多元性的本質是受制在黨國體制 之內的體制內多元。
總之，本文認為這兩個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制度性連結，反映著相當程度的後 極權特性，即國家一方面在去極權化的過程當中，有意識創造出多元性，目的是 更新、調適那些在極權主義時期就已經存在的，但在當前仍發揮作用的政治、經 濟、社會結構（人大制度改革、基層選舉皆然）。同一時間，正因為這些制度性 連結的多元性是國家主導下的結果，國家還是會限制這些多元性，例如人大制度 的「權力鑲嵌」現象、基層選舉的選舉過程和選後運作均受到控制，無法徹底讓 村民免除黨和鄉鎮政府的控制。易言之，國家與社會的制度性連結雖然出現多元 性，但僅僅是體制內多元，這就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擁有更廣泛的多元性。
第三節、結論：後極權特性的社會領域
本文主張，當前中國在社會領域反映出相當程度的後極權特性。首先，本文 在評析社會組織和社會抗爭的相關文獻後，發現學者在探討這兩個研究議題時均 指出它們表現出「既被鼓勵又被限制」的特徵。在社會組織方面，社會組織因為 國家不再試圖完全控制社會、有意識地讓渡某些社會功能而獲得更多的自主空 間；不過在同一時間，國家依舊限制社會主義的多元性，社會組織多半受到中國 制度環境的限制（例如雙重管理體制）。因此學者幾乎一致同意，傳統市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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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強調社會組織的獨立多元性）和國家統合主義途徑（強調國家的強力控制）
均無法再適用在當前中國社會組織的現狀，這正是因為社會組織具有「既被鼓勵 又被限制」的特徵所致。在社會抗爭方面，本文歸納整理學者的觀點以後，同樣 認為社會抗爭具備「既被容忍、鼓勵又被鎮壓、限制」的特徵。整體而言，中央 較可能容忍，甚至鼓勵社會抗爭（特別是小規模、非組織性、非跨群體、非跨地 域），藉此獲得地方幹部的資訊，糾舉違規的地方幹部。不過同一時間，國家依 舊對社會抗爭設下種種限制，一旦抗爭者超出這些限制，例如成立獨立性組織、
暴力抗爭等等，國家還是會選擇鎮壓。
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對社會組織和社會抗爭的控制、限制力道明顯較典型威 權時期的台灣來得更強，例如上文提到的宗教團體和反對運動，這再再指向在社 會領域方面，當前中國更貼近後極權主義，而不是典型威權主義。總之，從社會 組織和社會抗爭來看，當前中國既不同於極權主義的毫無社會多元性，也不同於 典型威權主義一方面存在更為廣泛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又相對缺乏對社會多元性 的控制能力，反映出後極權主義的特性。
其次，本文分析人大制度和基層選舉這兩個國家與社會間的制度性連結後，
發現學者均指出這些制度出現「體制內多元」。在人大制度方面，人大雖然出現
「權力擴張」，但這些擴張僅僅限於黨國體制之內，還是維持「權力鑲嵌」的現 象，國家－社會關係並未出現本質性轉變，人大制度還是受到黨的領導，而不是 代表社會對黨/政府進行權力制衡。在基層選舉方面，選舉雖然賦予人民相對多 的權力，產生授權效果，使得村民、村委會、黨、鄉鎮政府之間的圖像複雜多元 化，但同時間這種多元性還是受到限制，選舉過程不但受到控制，村委會在選後 還是無法真正進行自治，依舊受到黨支部和上級政府的干涉。
總之，本文認為這種「既鼓勵又限制」和「體制內多元」的特徵，指向當前 中國在社會領域上，既不同於極權主義，也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而是後極權主 義。在後毛時期，中共為了減少對社會領域的控制範圍和程度，因此在「去極權 化」的過程當中，藉由允許、鼓勵社會多元性來更新過去在極權時期建立的，但 在當前仍具有重要功能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例如上文討論過的部門轉職而 來的民間組織、人大制度權力擴張、基層選舉的實施等等）。不過在此同時，國 家還是會限制這種「源自於黨國體制之內」的多元性。因此，我們可以說後極權 階段的多元性，不但不同於極權主義，在本質上更是完全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
主因是後者未曾真正剷除掉前政權的多元性，除了特定涉及政治敏感的議題以 外，國家基本上允許社會留有更大範圍的自主性。以台灣威權時期為例，國民黨 從未根除市民社會的多元性，台灣人民除了在發表政治意見和組織政黨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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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在日常生活上享有相當大的自由（江炳倫、吳文程，1992：128）。
此外，與中共相比，國民黨也不具備那麼強大的組織力量，因此當經濟發展 帶來劇烈的社會變遷時，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出現一群與國民黨對立的社會反對力 量，例如中產階級（王振寰，1993）、知識份子（Cheng, 1989）、宗教團體（Fell, 2012）和工會組織（Ho, 2007）等等，他們都是推動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重要行為 者。但是在中國，中共因為擁有較強的組織力量，更能對社會進行相對有效的控 制，因此看不到任何大規模、威脅政權的社會反對力量。即使出現這種性質的社 會力量，中共也會在非常短的時間內予以鎮壓，例如法輪功、中國民主黨（Wright, 2002）。據此，本文認為當前中國在社會領域上，既不同於極權主義的毫無多元 性，也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更大範圍的多元性，而更貼近後極權主義的體制內多 元，即國家一方面允許、鼓勵社會多元性的出現，另一方面卻又限制這些多元性 於黨國體制的框架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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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伍章、結論
本章將藉由三個部分的討論作為本文的結論。第一、總結第二章到第四章分 別對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的討論，根據歸納整理大量文獻的結果，本 文主張當前中國的政權性質，混合、擺盪、介於後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之間。
因此，無論是後極權主義或是典型威權主義，都無法完整定位當前中國的政權性 質。第二、釐清本文的研究發現與其他學者觀點之間的異同，並且重訪當前學界 對非民主政體（威權政體）的分類，分析當前中國在威權主義的概念系譜當中可 能的位置為何。第三、按照本文的主要論點和研究成果，提出幾點值得進一步討 論的研究意涵（implication）以及未來的研究議程（future agen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