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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社會領域：黨國體制下的國家－社會關係
本章節討論社會領域，看的是黨國體制下的國家社會關係。為了討論方便，
本文將下列要討論的文獻議題分成兩大類，第一類是「市民社會」，38文獻議題 包括社會組織和社會抗爭，兩者展現出來的面貌，經常是學界爭辯當前中國有無 出現市民社會的焦點所在。第二類是「國家與社會的制度性連結」，文獻議題包 括人大制度和基層選舉。人大制度是當前中共處理社會利益多元化的重要機制，
扮演國家與社會人民之間的紐帶；基層選舉則將地方人民拉進到政治運作之中，
是人民影響、參與政治的重要管道。本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節探討社會組織和 社會抗爭；第二節探討人大制度和基層選舉；第三節提出結論。根據評析相關文 獻的結果，本文認為在社會領域方面，當前中國反映出相當程度的後極權特性。
第一節、市民社會
目前，中國正處在一個社會發生劇烈變遷的時期。當中國從一個計劃經濟體 制轉變為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時候，經濟多元化無可避免地帶來社會利益的多 元。當社會出現多元性，甚至隨著時間而持續增加時，學者們立即想到的問題就 是，中國是否出現市民社會？過去幾年，學界對中國市民社會的討論多不勝數（尤 其在西方學界）。本文認為，在學者提出不同的研究問題當中，其實背後均隱含 著一個最廣泛的軸心議題，即後毛時期是否出現一個自立於國家之外的公共領 域？是否出現人民的公共參與及人民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易言之，他們都想知道 中國社會多元性的本質為何。在相關的現有文獻當中，社會組織和社會抗爭應該 是最廣受到學界注意的研究議題，已經累積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將藉由相關的 二手文獻，從學者的研究結果當中，歸納整理出社會組織和社會抗爭的發展現狀。
一、社會組織
在毛澤東時期，中國是一個由共產黨控制資源分配的統制經濟體，個人因為 依附在黨國體制而毫無發展社會組織的權力和資源（Walder, 1986）。在這種體制 當中，單位（danwei）是構成社會的基本元素，它依附在各級行政組織之內，層 層垂直集權於中央。Shue（1988）將每個單位形容成一個細胞，各級行政組織則 如同蜂窩壁，將社會分割成互不溝通的部份，社會組織結構是一種蜂窩式狀態，
38 中國學者更常使用「公民社會」來表示市民社會的內涵，詳細討論請見俞可平（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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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水平連結的機會和可能性。到了後毛時期，改革開放帶來快速的經濟發展，
不但使得市場關係趨向複雜化以及產權類型朝向多元化，更增加部門間、職業間 的流動及經濟行為者的水平關係。據此，不同於毛時期極權統治下的情況，新的 社會群體和團體利益逐漸出現在中國社會，不僅讓傳統群眾組織需要作出調適，
更讓新興社會團體出現活動空間和發展契機（White, 1993a：202-207）。
基本上，當前中國的社會組織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群眾團體，又被稱為 人民團體，它們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組織團體，包括工會、共青團、婦聯、
科聯、文聯和殘聯等等。群眾團體一般被認為是黨國權力的延伸，主要功能是幫 助國家進行社會控制，發揮黨國體制和群眾間的傳輸帶（transmission belt）的功 能。第二種是社會團體，又被稱為民間組織，具備更為明顯的社會性或民間性，
這是社會團體與群眾團體最主要的差別。本節將藉由具有代表性的文獻，依序整 理這兩種類型的社會組織在後毛時期的發展概況。
（一）群眾團體（人民團體）
改革開放以後，雖然中國因為市場轉型而出現社會利益的多元化，也因為降 低對社會的控制程度而處在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但中共並未放棄直接領導群眾 團體的原則。Dreyer（2008: 8）指出，如同過去一般，當前的群眾組織還是受到 國家的緊密控制，遵循並支持中共的指示，而不太重視連結、整合團體內部成員 的利益需求，在功能上跟真正的利益團體有本質上的差異。Chen（2003）在對 工會的研究中也指出，工會雖然會提供工人社會服務和法規援助，但當工人試圖 自發性進行抗爭和籌組獨立團體，工會還是會代表國家來阻斷這些事情的發生。
儘管如此，部分學者指出改革開放以後，群眾團體在自主性和代表性功能方 面出現明顯的變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由下而上社會力量（bottom-up）
的影響，使得群眾組織出現不同於以往的運作方式和組織行為（White1993a;
1993b）。例如，Chen and Xu（2011）發現殘聯在禁用營業用三輪車的議題上，
出乎意料地以代表殘疾人士的姿態，與國家展開長期的討價還價。何以如此？由 下而上的社會力量似乎是解釋的關鍵。殘疾人士持續的社會抗爭，不但給予殘聯 壓力，更提供殘聯向國家建言、發揮代表性功能的機會，在政策過程和執行方面 均發生影響力。這似乎間接指向國家已經無法完全忽略社會的聲音，因為相較於 過去，每當群眾團體和國家在政策上意見相左時，前者總是屈服於後者。就此而 言，殘聯確實表現出不同於我們過去對群眾團體的預期。39Chan（1993）也指出 國家內部因為改革開放出現更多由下而上的社會聲音，使得工會在提昇勞工權益
39 關於毛澤東時期群眾團體和國家在政策上相左的後果，可見 Harper（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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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越來越顯著。Chen（2003）進一步發現，當工人通過正規法律管道進 行權益申訴時，工會多半會代表工人的利益。Unger and Chan（1995）也認為改 革開放以來，雖然國家與社會組織的關係更貼近國家統合主義，但群眾團體的個 別組織利益及組織空間均有明顯提升的趨勢，甚至可能因為社會力量的持續上升 而轉型到東亞國家的社會統合主義。
總之，相較於毛時期中共藉由群眾團體單向地、由上而下灌輸政策指令，部 分學者已經指出，後毛時期的群眾團體不但獲得相對的組織空間，更形成個別的 組織利益，甚至因為由下而上的社會聲音，影響群眾團體的運作及其與國家之間 的關係。易言之，群眾團體不再只是純粹的傳輸帶，更不總是單方面接受國家的 政策指令，而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代表成員利益的功能，因應社會力量作出調適。
（二）社會團體（民間組織）
民間組織是中國社會中成長最快速的單位，通常被認為是研究國家－社會關 係轉變的最佳視角（王信賢、王占璽，2006）。本文發現，在社會組織的研究當 中，最受到注目的就是這些新興的社會團體。學者們開始在「社會團體是否代表 中國市民社會的出現」、「這些社會團體是否是真正的非政府組織（NGOs）」、「國 家與社會團體的關係是多元主義式的還是統合主義式的」等等議題上進行辯論。
根據「民政部」最新一次公布的統計數據，2009 年全中國各類民間組織約 43.1 萬個，其中社會團體約 23.9 萬個，民辦非企業單位約 19 萬個，在數量上依然維 持穩定的逐年成長（見圖 4-1）。40另外，社團性質隨著時間出現多元化趨勢，環 保、愛滋團體成為近幾年最活躍的團體（王占璽、王信賢，2011）；宗教團體則 是學者另一個關注焦點（Lai, 2006）41
改革開放以後，部分學者宣稱民間組織的發展，正為中國帶來一個初生的市 民社會，認為社會團體自主性的上升、數量和性質類型的多元化，不但表示其正 在茁壯，與國家的界線也日益明顯（Ding, 2001; White, 1993b）。42然而，這種觀
40 引 自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民 政 部 公 布 之 「 2009 年 民 政 事 業 發 展 統 計 公 報 」， 見 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006/20100600080798.shtml?2，檢閱日期 2012/08/25。
41 根據 Pei（1998）的分析，80 年代的社會團體以學術型為主，90 年代娛樂、休閒、聯誼型的 團體大量增加，但宗教和慈善型的團體比例始終很低，特別是與台灣威權時代相比。裴敏欣認為 這是因為宗教和慈善型團體的政治敏感性較高，中國刻意限制其發展。
42 一般來說，上述觀點出現在六四事件之後，因為學者看到六四事件中出現一批與中共站在對 立面，而且是非官方、非正式的民間組織。相關文獻可見 Gold（1990）、Ostergaard（1989）、
White（1993b）。相對近期的著作可見 Ding（2001），他認為地方社團越來越獨立，已脫離傳統 統合主義框架，一個新生市民社會已經在列寧式國家之內/之外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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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籠社會」（王信賢、李宗義，2008: 137-138）的現象。
然而，某些學者卻注意到持續上升的社會力量，正在不斷挑戰「國家框架」
2001 2003 2005 2007 2009
萬個
總數 社會團體 民辦非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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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團體的限制，甚至偶有出現成功改變國家的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案例。
Mertha（2008）提出「水武士」（water warriors）描述由下而上的社會力量，如 何通過「政策企業家」、「環保團體與媒體」和「議題設定」影響中國的水資源政 治。Saich（2006）提出類似的觀點，在不否認「國家框架」的前提下，他認為 目前中國與社會團體的互動中，後者實則已具備更多的議價空間，某些與國家有 緊密關係的社會團體，甚至可以直接影響政策過程。易言之，國家在面對社會時 已經由「自主型國家」轉變成「協商型國家」。
（三）小結：既被鼓勵又受限制的社會組織
總結上述文獻，本文歸納整理出兩個結論。第一、社會組織在後毛時期的多 元自主性大幅增加。一方面，國家不再完全控制社會，反而有意識地讓渡某些社 會功能給社會組織，減輕國家的負擔。因此我們能看到大量部門轉職後的新興民 間組織；另一方面，國家在相當程度上回應由下而上的社會力量，傳統的群眾組
總結上述文獻，本文歸納整理出兩個結論。第一、社會組織在後毛時期的多 元自主性大幅增加。一方面，國家不再完全控制社會，反而有意識地讓渡某些社 會功能給社會組織，減輕國家的負擔。因此我們能看到大量部門轉職後的新興民 間組織；另一方面，國家在相當程度上回應由下而上的社會力量，傳統的群眾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