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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部門和國家官員仍然在經濟上扮演重要角色，若不是仍占據管制高點，就是 伺機成立新公司，創造新的、競爭的商業利益。學者即認為這種情形配合國家政 治權力的分散，導致國家的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state）（Gainsborough, 2002）。又例如，部分學者注意到經濟改革的後遺症，主要包含城鄉差距和基礎 建設的缺乏。前者是指改革受益者多半是城市居民，越南執政者因此積極藉由轉 移支付和設立補助計劃，解決城鄉差距的問題，這種情形跟當前中國如出一轍；
後者是指執政者過度重視量的增長、忽略質的增長，因為儘管平均國內生產總值 和人均所得都大幅增加，基礎建設還處於未開發狀態，例如醫療、水電供給、交 通運輸等等，這種情形同樣出現在 90 年代以後的中國（Huang, 2008: ch5）。
最後，中越兩國皆在高速的經濟成長以後，出現持續發展的隱憂。以越南來 說，《經濟學人》今年（2012 年）曾以「從輝煌到衰退」（hero to zero）形容近年 來越南在經濟發展上的停滯，認為即使越南高層已經對深化改革有所共識，但因 為其政治權力相較於中國更為分散，商界和政治界的既得利益者成為阻礙改革的 主要力量。因此，如果越南無法有效地解決通貨膨脹、腐敗問題、國企壞帳等問 題，越南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將難以維持。56總結上述，本文認為中國和越南確 實是當前所有共黨國家和非民主政體當中，最為相似的兩個國家。可惜的是，目 前台灣學界仍然缺少對兩國進行系統性的比較，或許能成為未來的研究焦點。
第三節、研究意涵
一、非民主政體分類之啟示
在結束本論文前，本文提出兩個研究意涵。第一、當前中國政權的混合性質，
對非民主政體的分類有什麼樣的啟示？本文認為有兩點值得未來學者進一步思 考。首先，在非民主政體的分類當中，經濟因素從來不是學界關注的焦點，我們 的確很難單獨從一個威權國家的經濟模式，來判斷它是屬於那種類型的非民主政 體，這也是為什麼現有分類多數集中在政治因素。本文同意在政權分類上，政治 因素確實應該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其不僅直接左右政權本身的運作，更會影響著 國家與經濟、社會之間的關係。然而，當前中國政權混合後極權主義（政治、社 會）和典型威權主義（經濟）的特性，值得我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本文主張，
儘管經濟因素不是政權分類的決定性因素（determinant factor），卻是一個從屬 的、輔助性因素（secondary factor），可能會回頭影響政治因素和國家社會關係。
如果本文參照多數學者在政權分類上捨棄經濟面向的作法，當前中國就是一
56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51538，檢閱時間 201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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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相當標準的後極權國家；然而，正是因為當前中國的經濟領域已經因為私營部 門的興盛而明顯不同於後極權主義的定義，而更加貼近典型威權主義在經濟領域 的特徵，這就帶動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出現變遷的可能性。上述現象可能會帶來 兩種變遷路徑，第一、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同樣追隨經濟領域的腳步，從後極權 主義特性弱化成典型威權主義特性，包括允許民間社會菁英成為中共高層菁英、
政治動員和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再度減少、國家對社會控制力的消散、社會出現獨 立於國家之組織團體等等。這種路徑是可能發生在中國的，目前我們已經看到社 會上不斷出現人民因為經濟議題挑戰國家的抗爭事件（例如什邡事件），由下而 上的社會聲音也不斷衝撞黨國框架（例如水武士、婦聯為營業用三輪車發聲等 等）。儘管目前中共仍維持控制社會力量的能力，但這個能力是否隨著私營經濟 的日益多元化而減少，仍然值得進一步的觀察。第二、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不但 沒有追隨經濟領域的腳步，反而因為私營經濟的繁榮，回頭加強、鞏固後極權主 義的特徵。這種路徑同樣可能發生在中國，私營企業主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90 年代中國逐步將私有化公開合法化，為私營企業主進入黨國體制內創造契機。迄 今，多數學者均指向中共很有效地與企業主建立政治連結，企業主也多半安於現 狀以維持既得利益，從而強化中共控制社會的調適能力。另外，雖然私營經濟的 繁榮發展，替某些社會勢力累積對抗中國政權的潛在物質條件，但中共同樣據此 累積維持對社會反對力量的控制能力。例如地方政府不斷提高的維穩基金、中共 在 2011 年「茉莉花革命」之後，立刻增加軍警建置的預算等等。
儘管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得知經濟領域趨向典型威權主義特性，究竟會將中國 帶向那裡，但不可否認地，經濟因素將持續影響政權本身的調適以及國家社會之 間的關係。因此，本文認為未來學者應該重新思考和重視經濟因素對政權分類可 能的影響，而不是直接忽略之。事實上，我們無法否認政治、經濟、社會經常是 互相影響的，經濟現代化、多元化經常是非民主國家必須作出調適的主因，我們 也確實看到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不斷因為經濟發展帶動的社會利益多元化，進 行政治改革、調整國家控制社會的方式等等。
其次，當前中國政權的混合性質提出另一個值得思考的議題：如果一個威權 政體不是在各方面都表現出同一種政權特性的時候，我們應該如何判斷其政權類 型？Linz and Stepan（1996）並未考慮到這個情形發生的可能性，當然也就無法 清楚交代這種情形發生時，應該如何進行政權定位。然而，我們無法假定每個非 民主政體在「政經社」領域的發展總是一致的，對於轉型過程中的共黨國家來說 更是如此，因為在「去極權主義」的過程當中，將可能出現某些領域比另些領域 的偏離幅度、速度來得更快（或者更慢）的情形。以中國為例，它在 80 年代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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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相當標準的後極權主義，但進入 90 年代中葉以後，中國的經濟領域逐漸 脫離後極權特性，因為私營經濟的繁榮發展而朝向典型威權特性。
那麼，當中國政權處在這樣的混合性質當中，我們到底應該用後極權主義還 是典型威權主義來定位之？欲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回答一個更核心的問題，即後極 權主義與典型威權主義之間的關係究竟為何？這不僅取決於後極權主義本身的 概念定義，更需要釐清後極權與典型威權兩者的概念邊界。可惜的是，Linz 從未 對後極權主義提出清晰的概念定義，其僅僅只是對比典型威權主義的產物，而不 像極權主義和典型威權主義均有具體的條列式特徵，從而能讓學者根據這些條列 式特徵，判斷那些國家是進入或者脫離其概念範疇。因此，即便當前中國已經在 經濟領域上趨近於典型威權主義的特徵，本文還是無法判斷其是否仍為後極權主 義，或者已經成為一個典型威權主義。為了解決這個懸而不決的問題，本文主張，
我們應該對具有後極權主義特性的國家進行進一步的深入研究（例如當前中國、
越南以及比較當前中國與後史達林蘇聯），甚至比較其與典型威權國家的異同（例 如比較當前中國與 1950-1980 年台灣），如此將能清晰化後極權主義的概念內涵
（conceputal clarity），甚至提出後極權主義的條列式特徵，作為判斷當前中國政 權究竟應該用後極權主義還是典型威權主義進行定位的標準。
二、中國政權性質對理解經驗事實的貢獻
第二、本文對中國政權進行類型分類以後，可以增進對那些經驗事實的理 解？易言之，政權性質到底可以解釋什麼？在學界，政權性質是一個重要的，卻 經常被忽視的解釋變項（Snyder & Mahoney, 1999）。學者曾經以此解釋工人抗爭
（Roberson, 2007）、國際合作（Weeks, 2008）、抗議運動（Carey, 2010）、民主轉 型（Bratton & van de Walle, 1997; Brownlee, 2009; Linz & Stepan, 1996）等等。事 實上，從本文討論過的部份文獻裡，已經可以整理出一些政權性質對理解經驗事 實的貢獻。舉例來說，我們可以從政權性質看到非民主政體進行菁英甄補的差 異，也就是「專業憑證」和「非專業憑證」的差異。以中國為例，其在不同政權 性質的時期，即展現出不同菁英甄補的路徑，在極權主義時期（毛澤東時期），「非 專業憑證」的重要性最為重要，候選人能否進入高層菁英圈，幾乎完全取決於此 人在黨內的資深性、有無具備革命功績等等；到了後毛時期，特別是進入 90 年 代以後，中國政權性質轉變成混合後極權特性和典型威權特性，因此可以看到「專 業憑證」和「非專業憑證」同時具有影響力，因此傳統黨務官僚仍主導黨務行政 部門，同時大量的技術官僚已經進入專業部門，高學歷幹部或海歸派受到重用。
然而，與台灣在典型威權主義時期相比，台灣的技術官僚相對沒有受到政權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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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而是更重視候選人的「專業憑證」，海歸派很有機會進入黨政高層，凸顯出 海歸派擔任中共高官人數甚少的差異。
本文接著將討論上文未曾討論過的議題，嘗試從政權性質分析「民主轉型及 其鞏固」和「國企改革」在不同類型之非民主政體的差異，期望藉此增加對這兩 個議題的經驗性理解。首先，本文先討論民主轉型及其鞏固。根據 Linz and Stepan
（1996: 3-6）的定義，完全的民主轉型是指「只有通過選舉才能產生政府已經成
（1996: 3-6）的定義，完全的民主轉型是指「只有通過選舉才能產生政府已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