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統計數據會說話。過去被視為非法的私營企業，終於在經歷一陣波折後，取 得迅速的發展，甚至進入 2000 年以後，在各個重要經濟指標均超越國有企業的 表現，包括企業數量、企業就業人口、企業總產值、稅收總額等等。如果本文將 個體戶、三資企業這些同樣屬於私營經濟的範疇納入，私營部門在上述經濟指標 的表現，肯定會更加突出。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即以專刊方式，認為中國 的中小型私營企業才是中國經濟奇蹟的真正貢獻者。33據此，本文認為中國的私 營部門確實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官方宣稱的「公有制為主」僅僅表現在對「經 濟命脈」或「管制高點」這些要害產業部門和金融機構的控制。因此，當前中國 的經濟體制，應該是「私營部門為主，公有部門為輔」的雙重結構。這也意味著 中國已經脫離所有權以公有制為主的「市場社會主義」，邁向所有制以私有制為 主，但國家仍藉由「管制高點」介入市場的「國家資本主義」。
第二節、比較視野：前蘇東共黨國家還是東亞發展型國家？
本文接著帶入比較視野，比較當前中國與民主化以前的蘇東共黨國家（後極 權時期）和東亞發展型國家（典型威權時期）的異同，如此將能增加我們對當前 中國經濟模式的理解。本文發現，中國在 80 年代與前蘇東共黨國家的經濟改革 非常相似，在國家主導下引入市場經濟（第二經濟），呈現計劃和市場共存，但 前者重要性大於後者的現象，也就是所謂的「市場社會主義」，這符合 Linz and Stepan（1996）對後極權主義的描述。如果中國停留在「市場社會主義」的經濟 改革，那麼它就可能像蘇聯一樣，在嚴重的通貨膨脹後，進行私有化加市場化的 改革，成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這也是多數前蘇東共黨國家，或者後極權 主義國家最普遍採取的經濟改革路徑。然而，中國並沒有停留在「市場社會主義」
太久的時間，中國在 80 年代就在農村出現「隱蔽私有化」和允許外資企業的發 展，接著在 90 年代中葉以後，一方面進行國有企業所有權的改制，再次降低國 有企業在國民經濟的百分比，硬化部份企業的預算約束，另一方面也公開承認私 營企業的合法地位。伴隨更多企業類型朝向硬預算約束的實質私有化，國家卻沒 有讓市場完全主導經濟，反而在「發展意識」下，受惠於非民主政體的國家自主 性，在市場上扮演重要的指導角色。據此，本文同意部分學者的論點，認為中國 在 90 年代中葉後朝向「國家資本主義」，尤其類似冷戰時期的東亞新興工業國 家，或者學界慣稱的「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例如典型威權時期的
33 經濟學人將中國這種以中小型私營企業為經濟主要貢獻者的現象，稱為「竹節型資本主義」
（bamboo capitalism），參見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332610，檢閱時間 2012/09/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台灣和南韓。總之，從比較觀點來看，當前中國在經濟領域已不同於前蘇東共黨 國家的後極權特性，而貼近過去東亞發展型國家的典型威權特性。
本文將分別回顧民主化以前的蘇東共黨國家（以蘇聯為主要分析對象）和東 亞發展型國家（以台灣為主要分析對象）的經濟體制，從中比較當前中國經濟體 制與兩者之間的相似性和相異性，進而主張當前中國在經濟領域方面，基本上已 經與典型威權時期的東亞發展型國家，具有明顯的相似性。
一、民主化以前的蘇東共黨國家：後極權特性的經濟模式
蘇聯的統制經濟建立在史達林時期。史達林死後（1953 年），蘇聯歷任領導 者均從事不同性質內容的經濟改革，但是這些經濟改革都是對統制經濟內的改 革，如同中國初期的經濟改革，完全屬於「調整」和「完善」的範疇，直到戈巴 契夫統治晚期（1988 年以後），蘇聯的經改才出現市場化（吳玉山，1996）。例 如，赫魯雪夫一方面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另一方面增加輕工業生產和住房建 設，試圖調整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關係；布里茲涅夫從事企業整併，藉 著成立「全蘇工業集團」和「科學生產集團」等企業集團，進行組織調整和權力 重新分配來完善計畫體制；安德洛比夫擴大了企業自主權，藉由變動計劃指標來 激勵企業生產；戈巴契夫早期的「加速」改革（uskorenie）也是在計劃體制內，
藉由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以帶動經濟成長。總之，蘇聯雖然在後史達林時期，就 開始從事經濟改革，但在 1953-1988 年間，經濟改革僅僅是統制經濟內部的微調 和完善，稱不上是體制的轉換，改革內容的差異實在有限（吳玉山，1996：98-122）。
蘇聯朝向「市場社會主義」的轉型始於戈巴契夫。戈巴契夫最初的政治勢力 頗低，不像鄧小平可以憑藉領袖魅力直接啟動市場化改革，因此他採取「公開性」
（glasnost），揭發黨內保守派（反對體制外的改革者）的腐敗形象，在獲得開明 改革家的形象之後，市場化才在 1988 年左右正式提到改革日程。蘇共的市場化 改革與中共在 80 年代中葉頗為類似，都是以匈牙利在 1968 年採取的「新經濟機 制」作為藍本，也就是將行政命令的指令計劃，改為運用市場機制來指導企業追 求利潤的指導計劃。總之，1988 年以後的蘇聯大致類似 1984 年以後的中國，在 經濟上均朝向「市場社會主義」的體制轉型（吳玉山，1996）。
然而，蘇聯和中國在 80 年代看似相同的經濟轉型，日後的結局卻大相逕庭：
蘇聯政治解體和長年經濟衰敗、中國政治穩定和長年經濟繁榮。蘇聯和中國在市 場社會主義時期，同樣因為企業的投資飢渴和間接官僚協調破壞計劃體制秩序，
而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但蘇聯卻沒有辦法抑制經濟危機，甚至導致蘇聯最終的 解體，繼任的葉爾欽最終進行私有化加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將俄國推向「自由放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任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學界一般稱這種經濟轉型為「震盪療法」（shock therapy），這也是前蘇東共黨國家最普遍的轉型模式（吳玉山，1996：130-146；
2002：72）。34相較之下，為什麼同樣進入市場社會主義的中國不但沒有垮台，
還表現出令人驚艷的經濟成長？為什麼中國沒有符合 Gaidar（2003）所說的，凡 是採取計劃經濟的國家，都將因為體制缺陷、無法進行真正的改革而垮台？
本文同意吳玉山的觀點，認為中國另有一個在農村的隱藏私營部門及沿海的 三資企業，共同抵銷一部份通貨膨脹的壓力；也就是說，中國的私營部門在 80 年代即悄悄出現（吳玉山，1996：146）。進入 90 年代，中國經濟朝向私營部門 為主的發展趨勢更加明顯。一方面，國有企業進行所有權改制，國有企業只出現 在那些「經濟命脈」產業和金融機構，其餘部分皆允許私營部門的進入；另一方 面，中共正式承認私營企業的合法性，甚至公開表示支持非國有部門的發展。這 些特徵均表明中國從 90 年代以降，已經正式不同於民主化前的蘇東共黨國家，
在經濟體制上脫離「市場社會主義」，也就是脫離後極權階段的經濟模式。
當前，學界均同意中國已經是「國家資本主義」，也就是國家一方面允許私 有化，另一方面會藉由市場管制和策略性產業政策干預經濟運作，而不同於西方 典型資本主義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在東亞地區，「發展型國家」經常被視為 國家資本主義的最佳代言人，那麼同樣位於東亞地區的中國，是否也趨近那些過 去曾經處在典型威權統治下的發展型國家？
二、東亞發展型國家：典型威權特性的經濟模式
中國是不是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最新案例？這是一個很難有共識的問題，主因 是不同學者對發展型國家均有不同的定義，這就決定他們的答案。反對中國是發 展型國家的學者，多半認為中國與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某些制度安排、產業結構存 在差異。例如，過去那些被稱為發展型國家的東亞國家，都是由國家或中央進行 經濟發展，而不像中國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來帶動（Oi, 1999a）。此外，在東亞發 展型國家中，儘管國有企業擁有金融特權，但私營企業基本上也能獲得相當的信 貸資源，而不像中國的私營企業經常得不到銀行貸款，必須靠非正式金融管道進 行融資（Tsai, 2004）。還有些人認為，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產業發展，在順序上均 是由農輕工業到重工業，而不像中國是由重工業回頭到輕工業，更何況中國經濟 依賴外資的程度，明顯來得更高（Boltho & Weber, 2009: 273-277）。
這些觀點都是正確的，但似乎沒有抓住發展型國家的精髓，主因是發展型國
34 學界一般認為這種私有化加市場化的經濟改革為「華盛頓共識」（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參見 Fisher and Gelb（1991：67-8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家的原初概念，並非以特定的政策手段和行政層級定義的（吳玉山，2007：318）。
換言之，我們不能用發展型國家的非核心特徵，作為判斷中國是否為發展型國家 的標準。35那麼，何謂發展型國家的核心特徵？本文認為我們必須回到發展型國 家的原初概念，檢視這個概念的本意，這才是決定中國是否為一個發展型國家的 關鍵。換言之，我們必須回頭分析最早提出發展型國家的詹鶽（Chalmers Johnson）
的觀點。基本上，我們可將發展型國家看作是「國家主義學派」在冷戰時期東亞 國家的再現，企圖駁斥認為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就是引入自由市場的結果（Onis, 1991: 109）。Johnson（1982: 314-320; 1999: 47-50）認為，日本的經濟奇蹟是建立 在國家具有「發展意圖」（developmentalism）的前提下，靠著一批擁有高度自主 性、專業能力的經濟官僚，藉由特定產業政策，有效且積極介入市場，最終達到
的觀點。基本上，我們可將發展型國家看作是「國家主義學派」在冷戰時期東亞 國家的再現，企圖駁斥認為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就是引入自由市場的結果（Onis, 1991: 109）。Johnson（1982: 314-320; 1999: 47-50）認為，日本的經濟奇蹟是建立 在國家具有「發展意圖」（developmentalism）的前提下，靠著一批擁有高度自主 性、專業能力的經濟官僚，藉由特定產業政策，有效且積極介入市場，最終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