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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到領導人的權力鞏固,甚至成為合理化政策的工具,顯示意識形態仍具有功能 性,非與現實毫無相關。第四、中共仍重視對思想、意識形態的控制,中共不定 期利用政治動員進行思想宣傳和教育,宣傳系統更在其間扮演重要的角色。

結束本節前,本文以典型威權時期的台灣作為經驗對照。在台灣威權時期,

「三民主義」被視作國民黨政權的思想基礎,但它與極權主義和後極權主義的官 方意識形態仍有差距。這個差距指的是,「三民主義」並不是一套邏輯縝密、擁 有明確未來目標的思想體系;相反地,它的內涵經常是模糊不清,甚至是互相衝 突的。具體來說,它雖然重視民族主義,卻從未清楚界定誰是人民;它也宣稱民 主憲政體制,卻衝突地提及這是一個結合軍政和訓政的過程,限制國民黨的威權 統治;它還從社會主義角度談民生主義,卻又公開擁抱資本主義經濟體制(Lin, 1998: 26-27)。「三民主義」這種模糊又不明確的思想內涵,使其不同於列寧體制 中的官方意識形態(Chou & Nathan, 1987: 277-280)。

第三節、結論:後極權特性的政治領域

本文藉由回顧、評析和歸納整理與「列寧式政黨」和「意識形態」相關的大 量文獻議題後,認為當前中國在政治領域(黨國體制本身的運作)方面,既不同 於極權主義也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而更貼近後極權主義。首先,在列寧式政黨 方面,當前中國表現出明顯的後極權特性。首先在政治繼承和決策模式方面,中 國已經出現明顯的制度化趨勢,權力轉移和決策過程均受到相當程度的規範。前 者是指年齡任期限制和梯隊接班;後者是指「集體領導、個人分工」原則的確立。

因此,最遲從 90 年代開始,過去那種經常陷入混亂的政治繼承(林彪、華國鋒、

胡耀邦、趙紫陽)及不受限制的決策過程(毛主義掛帥),基本上已經不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高層政治出現「可預測的限制」。後毛時期菁英政治出現制度化趨 勢,已經在根本上不同於極權主義時期。

其次在菁英甄補方面,當前中國同樣表現出後極權特性。不同於極權主義,

技術官僚的數量和政治地位均大幅增加,已經取代魅力型領袖成為當前中共的領 導核心。在同一時間,黨務官僚還是佔據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顯示政治憑證的 重要性並未完全消失,特別是在傳統的黨務部門。另外,派系力量和省級工作經 歷這些「非專業憑證」,同樣是幹部選拔過程當中的重要因素。更何況,中國高 層的菁英來源大致上都是依循黨和政府部門的甄補管道,而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 允許大量的民間社會菁英進入領導高層。同樣重要的是,當前中共藉由制度建 立、制度安排控制幹部隊伍,依舊維持黨管幹部的原則。總的來說,上述這些菁 英甄補特徵,皆指向當前中國既不同於極權也不同於典型威權,而是後極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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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政治動員」和「意識形態」方面,當前中國的動員同樣具備後極權 特性。不同於極權主義,當前中國全國性動員的次數和發生頻率均大幅降低,動 員本身也失去深度,轉而變成一種道德勸說和思想學習的儀式性活動;不過,不 同於典型威權主義,當前中國還是會出現大規模的全國性動員。至於在意識形 態,當前中國意識形態的特徵也是非常貼近後極權特性。首先,中國人民對意識 形態的信念,不再像極權主義時期般具有活力,這也讓執政者更努力藉由政績表 現,來維持統治的合法性。不過,不同於典型威權主義,儘管意識形態的重要性 大幅下降,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仍舊具有相對明確的目標,不僅不能受到公開的 質疑,更是社會現實的一部分,仍具有現實功能,例如正當化政策制定、鞏固領 導人的統治等等;而且學者也發現,中共持續藉由宣傳體系,來維持對意識形態 和思想的控制。同樣重要的是,當我們將後毛時期的中國與典型威權時期的台灣 進行比較後,發現他們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仍與台灣「三民主義」有所差距,後 者更像是個模糊又不明確的「特殊思想方式」。據此,本文主張當前中國在政治 領域反映出相當程度的後極權主義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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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經濟領域:黨國體制下的國家市場關係

本章討論經濟領域,看的是黨國體制下的國家市場關係。在非民主政體的分 類當中,經濟領域從來不是學者關注的焦點,這是因為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之間 並不存在必然關係。過去西方認為的「民主政治是代表資本主義的政治形式」,

不斷受到歷史事實的挑戰,二十世紀出現許多結合威權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國家,

例如過去的台灣和南韓及現在的中國。易言之,我們無法單就一個國家的經濟體 制和國家市場關係,來判斷這個國家的政權類型。儘管如此,Linz and Stepan

(1996)的分類還是討論到經濟領域,但誠實地說,這並非是他們進行政權分類 的重點,而僅僅是為了凸顯後極權主義在經濟領域上,已經因為帶入市場機制而 不同於極權主義的經濟活動完全由計劃經濟壟斷,卻還是因為國有部門/公有制 為主而不同於未曾經歷極權統治/計劃經濟、私營經濟為主的典型威權主義。易 言之,他們主要討論「國有部門與私營部門」或者「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關係。

本章將探討後毛時期「國有部門/國有企業」和「私營部門/私營企業」──

國家市場關係中最重要的行為體──的改革過程及其現況,再從比較視野來分析 當前中國在經濟領域上,到底是趨近於民主化以前的蘇東共黨國家(後極權時 期),還是趨近東亞發展型國家(典型威權時期)。如果中國趨近前蘇東共黨國家,

本文認為當前中國的經濟領域反映後極權特性;如果中國趨近東亞發展型國家,

本文認為當前中國的經濟領域,其實與典型威權主義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

根據回顧相關文獻和統計數據的結果,本文認為在經濟領域方面,當前中國 已經不同於後極權時期前蘇東共黨國家的經濟模式,而更貼近典型威權國家的經 濟模式,表現出更廣泛的多元性。具體來說,當前中國私營部門/私營企業的繁 榮發展,已經根本不同於前蘇東共黨國家在後極權時期以公有制為主的經濟模 式,而更貼近於典型威權主義時期的東亞發展型國家(特別是台灣)。本文後續 將論證當前中國與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相似性。本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本文將 按照歷史先後順序,梳理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的改革內容及其現狀,藉此掌握尚 處在變遷中之國家市場關係的整體趨勢。第二、建立上述背景知識以後,本文將 把中國經濟的轉型經驗,同前蘇東共黨國家和東亞發展型國家一起比較,目的是 藉由拉開比較視野,分析當前中國的國家市場關係,是趨近前蘇東共黨國家(後 極權主義),還是於東亞發展型國家(典型威權主義)。第三、本文將根據前兩部 分的分析,提出最終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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