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個案 A－GDP 增長率的解釋模型
第三節 制度條件、初始環境與非正式關係因素比較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63
第三節 制度條件、初始環境與非正式關係因素比較
在確定負較高政治責任的省級職位，以及非正式關係的影響脈絡後，作者將省長 的個人特徵條件以及省份的初始條件，一起納入 GDP 解釋模型中。其結果於下表 4-3 的模型 4-4-3-1。
首先，在包含地方領導個人特徵、省分初始條件的完整 GDP 解釋模型中，作者 發現「少數民族」與「地區」變數的效果似乎會彼此影響。自 2001 年後，全國人大 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其中即規定所有民族自治區域的地方政 府最高領導職位應當由具有同一少數民族背景的合法公民擔任，9因此「西部」省分 有最多的少數民族自治區及領導人，少數民族與「西部」地區在解釋各省 GDP 增長 率的表現時，解釋力可能被彼此取代。下表 4-4 為省長的族群面貌與省分所屬地區的 交叉表，可以發現「沒有」少數民族的省長任職於「東部」省分，且僅一位任職於「中 部」省份，其他皆任職於「西部」省份。在解釋模型中，若將地區以及少數民族變數 其中一個拿掉，則另一個變數便會具有正向的顯著影響力，然而同時作為解釋變數時，
兩者的影響則皆不顯著，反而喪失了彼此的解釋力。
9 該法律的修訂詳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中國共產黨新聞，2001 年 2 月 28 日，
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84/64186/66689/4494470.html。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65
表 4-4 族群面貌與地區變數的交叉分配表
東部 中部 西部 總和
漢族 33 23 21 77
少數民族 0 1 12 13
總和 33 24 33 90
說 明：排除三年度的西藏資料，因此觀察值為 90 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作者認為，「區域差異」對於省份經濟增長的影響，相較於省領導人的「族群樣 貌」，應是更合乎實際與理論推估的。理論上，中共高層幹部體系中，較少有少數民 族的領導人，在正省部級之上會晉升至國級的領導人中，更是絕大多數以「漢族」領 導人為主。因此，若從省長仕途晉升的政治激勵考量之，少數民族的領導人應相較漢 族領導人，更沒有政績表現的壓力。而若從區域而論，中國的西部省份，因發展相較 東地區晚，目前仍處於工業開發、城鎮化加速推進的階段，因而至今經濟成長仍能夠 有較高的空間，GDP 增長率平均而言皆較東部地區來的高。10模型 4-3-1 在拿掉少數 民族變數後，結果呈現於同表之中的模型 4-3-2。
而在 GDP 解釋模型中顯著的省份特徵變數則是單位 GDP 二級產業總產值，以 及直轄市與否。二級產業總產值即為各省的工業總產值，在控制其他變數下，平均而 言，工業發展、產業轉型較發達的省份，固然有較高的 GDP 成長空間。而直轄市的 單位，因為是發展中的中國門面、重要的政治單位，其經濟表現更是容易受國際所重 視。且本個案選取的三年度中，適逢 2008 年北京舉辦的國際性重要活動──奧林匹克 運動會──，2008 年實際上也是亞洲金融風暴席捲之時，在各省平均而言 GDP 增長 率皆下降的同時，奧運的舉辦應為北京、天津市避開了原本可能面對的更大損失，使 其相較其他非直轄市省份而言，GDP 增長率仍顯著較高。此二變數對省的 GDP 增長 率的影響，皆符合學理中的預期。
另外，在完整的模型中，作者也發現，雖代表著中共幹部「專業化」的特徵──
「教育程度」──對省長治理下的 GDP 增長表現有顯著影響，教育程度越高的領導 人，平均而言，能有較高的經濟表現成績，然而，同樣代表著制度化後幹部晉升的重
10 「22 省份 GDP 增速高於全國水準 河北僅增 5.8%墊底」，新京報，2014 年 07 月 28 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7-28/6429820.shtml。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66
要條件──「年齡優勢」──對 GDP 增長率的解釋皆不顯著；且相較專業化及年齡制 度化條件，幹部的「非正式關係」在其中的影響顯著性更高且穩定，不隨控制變數的 擴增、完整而消失。在制度化的幹部管理體制中，幹部獨有「派系關係」不一定能使 其具晉升優勢，好的政績表現與自身的制度化條件優勢，更被認為是相較其更重要的 晉升門檻。因此，邏輯上，若幹部對於經濟增長政績的追求，係為了未來仕途的成績 單，則自身的年齡條件應會影響其追求政績的積極性。作者因而推測「年齡優勢」在 此個案中不顯著的兩種可能性：一、在鄧小平積極推動「幹部年輕化」下，中共雖逐 漸建立起「退休機制」與各職級「最高晉升年齡限制」，然而，直至中共「十八大」
的人事安排中，都仍有各種破格提拔的例外，超過 63 歲的晉升者不乏為例。因此，
若晉升年齡優勢的安排，仍未在中共高層體制中完全制度化，其不一定會成為幹部追 求政績表現的積極因素。二、另一種可能，是因「經濟增長率」除了涉及領導人「政 治利益」（晉升誘因）外，亦涉及地方領導人自身的經濟利益，因此，在模型中，雖 控制了省分條件，與可能影響領導人晉升誘因的個人條件，卻難以控制個人的經濟誘 因及心理因素，制度化條件的影響顯著性，可能因而未能更精確地被測量。
為盡量撇開個人經濟誘因考量的因素，以利更精確地測量制度化條件「年齡優 勢」，以及本研究所關心的「非正式關係」，對幹部行為及政績表現的影響，作者因而 於下一章，續以另一個案「十一五節能指標考核」政策，來做進一步的控制與分析。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