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共幹部管理體制下派系政治的行動效果
第二節 幹部管理體制下的派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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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曾述及，十一五《節能考核方案》的考核評比分為兩大部分，一為「節能目 標」一為「節能措施」，為逐年考核之項目。然而其中較為重要的否決性指標──「節 能目標」──實際上是一「定量指標」，2007 年中央即訂出截至 2010 年底，各省的 單位 GDP 能耗量要相對於 2005 降低一定的指標。該指標隨各省初始條件的不同而有 所調整，目標設定完成後即分解成逐年的期程目標，連同節能措施綜合考核。十一五 後，中央並未如 2007~2009 年間公布各省 2010 年的「節能目標」與「措施落實」的 綜合評價考核結果，但是卻公布了最後十一五年期間，各省最終達成的能耗降低率。
作者將十一五時期各省的降耗目標與實際達成目標列於表 3-2。可以看到，除了新疆 維吾爾族自治區以外，各省、直轄市及自治區均達到中央所設定的目標。中央公布時 亦說明新疆的資料僅為初步核實之數據，尚非為最終數據。足見，一票否決的考核項 目以及否決性指標，對於省級地方幹部的行為偏好仍有相當的影響。
本章以中共環保政策中的「環境保護投入」、「節能指標與措施落實評價考核」， 來驗證一票否決的幹部考核指標對地方幹部所帶來的行動效果，確定了當「一票否決」
作為考核基準後，節能表現及環境投入能夠相當程度地影響地方幹部的晉升考核成績 單，因此更能促使幹部追求之。中共幹部管理體制對於領導人行為的約束力及影響力，
不容忽視。而後的第五章，作者同樣採用「節能工作的評價程度」，續以量化模型，
驗證「非正式關係」對地方幹部在三年度中「節能指標與措施落實評價考核」的「程 度」表現是否有影響。作者認為，受中共幹部管理體制中「首長責任制」的影響，地 方領導人必會竭力追求「一票否決」節能政策的達標；然而，在達標後，誰又會追求 更高的表現評比，則顯著的會受到「非正式關係」的影響，下一節作者即以中共歷史 文獻之回顧，以進行此論點分析。
第二節 幹部管理體制下的派系政治
中共的幹部管理體制設計，提供了幹部遵循上級政策偏好的政治誘因，幹部為了 追求職級、權力的向上邁進，會竭力對與自己有利的政績表現展開行動。然而，為何 不同幹部在政績表現上會有程度的差異？是什麼因素決定幹部的政策選擇偏好呢？
作者認為中共各級領導人對於政績的選擇偏好，同樣是出於理性的選擇。在不同的時 空脈絡中，影響幹部政績表現的原因可能很多，如在幹部選拔任用制度化後，領導人 的年齡、資歷完整度等，即會影響其對未來晉升試圖的想像，進而影響其政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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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領導人任職區域的地方性發展特色，也可能影響其政績偏好的選擇，如比起少數民 族省份的經濟表現，中央可能更在意其社會維穩的工作執行。然而，本研究認為，不 論是在任何時空脈絡中，最能深刻且具持續性的解釋途徑，應為中共的「派系政治」。 中共菁英互動中的派系解釋途徑從文革後開始興起，在文革打破中共高層團結一 致的假象之後，學者開始思考：即便在黨的一元領導、權力高度集中的極權體系下，
中共政治菁英政治為什麼仍受到「衝突」的支配？造成衝突的動力究竟為何？17派系 政治的脈絡思考因而浮上檯面。事實上，回顧中共從建黨、建國至今的歷史，領導菁 英間的衝突不曾消失，一般而言，學界對派系政治成因的看法主要有三種：包括「權 力鬥爭」、「政策歧見」和「官僚組織利益」。18Andrew Nathan 最好提出派系模型時，
僅著重權力鬥爭，認為派系是為意識形態、名譽或面子的爭鬥而存在。19而 Dittmer 等 人進一步提出，派系的成因也包括官僚組織利益以及領導人的政策歧見。20蔡文軒的 研究中則認為三者原因皆存在，然而有層次之分：權力鬥爭為第一層次，通常以位階 較高的「路線」競逐形式呈現；而位階較低的政策與官僚利益衝突則為第二個層次。
政策歧見或官僚組織利益的因素，僅為派系政治的次要成因，主要則為權力鬥爭，權 力的爭奪即是為了獲取對「路線」的主導權。蔡文軒並進而指出，若是以第一層次的 路線、權力爭奪而成形的派系鬥爭，其結果通常為「贏者全拿」的零和結局；相對的，
若係以政策歧見或官僚組織利益所形成的派系，則較具協調的彈性，雙方派系可互為 謀利，形成「非零和」結局。21
作者認同蔡文軒以權力鬥爭做為派系政治的主要成因，但更進一步地認為，權力 鬥爭不一定僅以無妥協性的「路線」鬥爭形式存在，在後鄧時代，中共高層的領導主 體已非為政治強人，而是以領導集體的形式延續，鄧小平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的總路線因而被保留，雖各領導人仍會提出代表其時代的路線語言，如三個代表、科 學發展觀，但其基本都建立於改革開放的基準點之上，路線鬥爭在集體領導的制度化 脈絡中已鮮少存在。然而，領導集體間的權力鬥爭並非不復存在，反而可能轉以政策 歧見與官僚利益衝突的形式存在著，如周永康以石油技術官僚踏入政壇並累積「石油
17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途徑與發展，頁 6。
18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途徑與發展，頁 7。
19 Andrew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p. 49.
20 Lowell Dittmer and Yu-Shan Wu, “The Modernization of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47, no. 4 (July 1995), pp. 467-494.
21 蔡文軒，「中共『派系政治』途徑的分析：以『大躍進』起源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 48 卷第 1 期（2005 年 3 月），頁 8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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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及國企勢力；坐穩政治局常委、任政法委書記後，對於政法系統的培植、維穩預 算經費的竄升，亦引發領導層的歧見衝突。22從周永康案整體觀之，雖尚無涉及重要 的路線鬥爭，然絕非為單純的官僚利益衝突，周永康的行動與最終的審判落馬，都不 能排除背後權力鬥爭之實。
不論派系成因為何，屬於此一非正式團體的成員為鞏固彼此之意念，必定會有所 行動，也必能從中有所獲得。在中共特殊的幹部管理體制中，派系政治之重要意義，
即在於幹部的晉升仕途。屬於扈從者會對於恩庇主展現忠誠，以求取更高的政治職位；
而恩庇主為確保自身在權力體系中之地位，亦希望提拔「自己人」以鞏固權威。而此 互動關係在中共的幹部管理體制當中，又透過「政績表現」來實現。如 Victor Shih 曾 以「派系」政治作為改革開放後，解釋中共各省財政經濟面向表現的重要變數；23此 外，他亦曾對江澤民派系在省級官報上出現「三個代表」的次數，進行實證因果分析，
驗證了在恩庇主劇烈的政治挑戰中，派系網絡的影響力確實顯著存在，扈從者會更激 烈地透過意識形態的宣示運動，來展現忠誠度。24事實上，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面臨 政治制度化的轉型。本節即欲討論，在中共改革開放前後的政治脈絡中，派系政治是 否皆存在？其是否在不同時期，都能夠影響幹部的政績行動與選擇？在不同時期中的 派系政治互動是否有所差異？以下即分別以不同的例子，說明派系政治的行動效果。
一、從大躍進看派系政治的效忠行動
大躍進整起事件的起因及發展，皆與派系政治的互動緊密相關。1956 年在八大 之後，「毛澤東思想」從中共黨章中刪除，毛澤東深感權力逐漸喪失，必須提出新的 路線以貫徹對於黨內「實踐意識形態」的再度掌握。25當時的中央領導並非表象看到 以「毛掛帥」的團結一致，如 Bachman 認為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中共菁英間 對於政經的發展路線看法分歧，而形成兩大官僚聯盟彼此競逐，其一為主張財政控制、
22 「石油幫出身：周永康官僚入政壇」，中央社，2013 年 9 月 20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30920001923-260409；「觀點：周永康被控即將受審的政治 意義」，BBC 中文新聞網，2015 年 4 月 3 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indepth/2015/04/150403_china_anticorruption_zhou。
23 Victor Shih, Factions and Finance in China: Elite Conflict and Inf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4 Victor Shih, ““Nauseating” Displays of Loyalty: Monitoring the Factional Bargain through Ideological Campaign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0, no. 4 (October 2008), pp. 1117-1192.
25 中共的意識形態中，存在著「純粹意識形態」 （pure-ideology）和「實踐意識形態」（practical-ideology），前者僅是一套價值觀，後者才是中共實際執行的指導策略。詳細請參見：Franz
Schurmann, Organization and Ideology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8), pp.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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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和維持市場機制的「財經聯盟」，代表人物為陳雲、李先念；其二，則是強調自 力更生、工業支援農業、建立中小型企業、權力下放的「計畫與重工業聯盟」，領導 人物為薄一波及李富春。26Teiwes 則認為 Bachman 低估了毛澤東的影響力，並且過分 重視官僚利益的影響。他認為，當時毛澤東已與多數地方領導人建立了扈從關係，再 結合支持大躍進路線的中央官僚機構，而形成「支出（spending）聯盟，主張盡可能 擴大投資金額以求經濟快速發展；而另一派系聯盟則由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及薄一 波領頭，傾向平衡收支，協調各方面發展，反對大躍進的中央官僚，Teiwes 稱之為「協 調（coordination）聯盟」。27蔡文軒在整理兩者之論述後，較認同 Teiwes 對於大躍進 兩大派系聯盟的成因與分類解釋，他認為大躍進中政治菁英間衝突對立，並非因政策 分歧或官僚組織利益，而是毛澤東欲透過權力鬥爭，重新掌握「實踐意識形態」的實 踐，以貫徹毛路線的執行。28
1957 年底毛澤東訪蘇聯時，提出十五年超英趕美，不久便在黨內得到熱烈響應。
當時中國雖已完成社會主義初級建設，但仍是一窮二白，然而，毛澤東卻用其過去屢 試不爽的階級鬥爭群眾運動，在短短幾個月中，便使其「三面紅旗」的路線標幟在各
當時中國雖已完成社會主義初級建設，但仍是一窮二白，然而，毛澤東卻用其過去屢 試不爽的階級鬥爭群眾運動，在短短幾個月中，便使其「三面紅旗」的路線標幟在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