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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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共菁英的非正式關係是否會影響其政績表現？若真，該影響效果為何？是擁有 非正式關係的地方菁英會追求更高的政績表現以示效忠（loyalty），抑或因擁有非正 關係的優勢而使其對於政績表現有選擇性偏好？關於此問題，本研究也將透過個案的 選取方式與設計來回答之。
圍繞著本研究的核心問題，作者將於下一章回顧菁英晉升模型解釋變數的學理研 究，透過理論的反省，重新釐清本研究問題以及其於學理中的位置；而後，於第三章 作者將論述本研究的主要論點，確立待驗假設；第四章便依據主要論點說明本研究的 設計與檢驗方式。沿著本研究設計的脈絡進行後，第五章為本研究的實證分析結果，
作者將以不同政策個案的研究結果分別說明，最後做綜合討論與歸納；最後第六章將 重整本研究問題意識與相應的結果探析，說明本研究的學理貢獻後，作者亦將呈現其 可能的研究侷限。
第二節 文獻回顧
隨著制度化的進程發展，學界越發嘗試將菁英的晉升因素條件標準化，以期能預 測未來掌握中共政治的領導菁英群。於此脈絡下，無論是制度化條件、經歷、政績表 現，或是菁英的非正式關係條件，皆已為當代中共菁英晉升研究所重視的觀察視角。
本章即欲回顧幾類當代中共菁英的重要變項，觀看其是如何被用來解釋及預測今日中 共菁英的晉升系統。筆者並將其以「非正式關係條件」以及「制度化條件」作區分說 明。而後，針對現代的菁英晉升研究脈絡，提出批評與再思的觀點，從而說明本研究 問題於此理論圖像中扮演的角色與位置。
一、「非正式關係」作為中共幹部晉升的解釋變項
（一）「非正式關係」的概念緣由
中共菁英政治文獻中關於「非正式關係」的討論相當豐富，但就其內涵、用法、
成因等觀點的討論卻不盡相同。6在內涵與用法上，Nathan 為最早使用「派系」（factions）
一詞來描繪中共政治菁英間互動模式，他認為派系關係是以垂直的「扈從關係」
（clientalism）為基礎，其核心價值即奠基在「利益交易」的原則上。7鄒讜（Tang Tsou）
6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頁 24-33。
7 Andrew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53 (January 1973),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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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認為「非正式團體」（informal groups）或「政治行動團體」（political action groups）
的詞語使用可以兼顧垂直的「扈從關係」與平行的「個人關係」，更能解釋中共政菁
8 Tang Tsou,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 Factionalism or Informal Politics?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or a Game to Win All?” The China Journal, no. 34 (January 1995), pp. 95-156.
9 Lowell Dittmer, “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34 (July 1995), pp. 1-34.
10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7-18.
11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頁 31-33。
12 Cheng Li, “The ‘Shanghai Gang’: Force for Stability or Cause for Conflict,” Workshop on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December 2001),
http://media.hoover.org/documents/clm2_CL.pdf；Wei Li and Lucian W. Pye, “The Ubiquitous Role of the Mishu in Chinese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32 (December 1992), pp. 913-936; Cheng Li,
“University Networks and the Rise of Qinghua Graduates in China’s Leadership,”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2 (July 1994), pp. 1-30; Murray Scot Tanner and Michael J. Feder, “Family Politics, Elite Recruitment, and Succession in Post-Mao China,”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0 (July 1993), pp. 89-119；寇健文，「胡錦濤時代團系幹部的崛起：派系考量 vs. 幹部輸送的組織任 務」，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8 卷第 4 期（2007 年 10 月），頁 4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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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的生動描繪。13即便到了胡錦濤時代，亦不乏有學者以派系概念之描繪，來解 釋胡錦濤時代領導人之更替流動。14
伴隨制度化的發展，幹部的制度條件在中共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似乎逐漸 超越非正式政治的影響力。然而，即使面臨環境的變遷，派系政治的作用仍不乏於中 共政治繼承、菁英流動的論辯中出現。如李成（Cheng Li）在討論上海幫於中共政治 繼承中所扮演的角色時，即評斷江澤民對其派系的權力鞏固，已無法忽視制度化後集 體政治及權力分享的遊戲規則。15然而他並未因此低估派系對當代政治繼承的影響。
最著名的是他以「一黨兩派」(one party, two coalitions)來說明中共新時代下的權力平 衡，其最大的線索即在於中共政治局委員的人事安排。在十八大前後，他皆嘗試將中 共省級領導以其在政治局內的「政治派系歸屬」：家庭背景、職業道路和政治聯繫等，
劃歸為「平民聯盟」（指以胡溫為主的團派人馬）與「菁英聯盟」（太子黨和上海幫等 江系成員）兩派系，以此預測並解釋十八大的高層流動。16而黃信豪在其建構的當代 菁英晉升錦標模型（tournament model）中亦強調，即便在正式制度下，非正式關係的 影響作用仍關鍵性地存在，即使在制度化機制下，菁英仍需透過與現任中央領導關係 網絡的鞏固，來確保自己在制度化競爭之下能順利脫穎而出。17
除了以質化方式討論派系對晉升的影響外，改革開放後最有系統且質量並進地將 派系作為解釋變項的，還有 Victor Shih。他在以實證模型建構當代中共菁英晉升系統 時，納入派系作為關鍵解釋變數。他的研究指出，相對於各省的 GDP 成長表現對幹 部晉升的影響不顯著，省級領導與中央領導的派系網絡、自身教育程度以及各省的稅 收能力，在幹部升遷系統中，扮演了顯著且核心的角色。18
13 Jurgen Domes, “Intra-Elite Group Form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PRC,” in Group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David S.G. Goodman (Armonk, NY: M.E. Sharpe, 1984), pp. 26-39.
14 Young Nam Cho, “Elite Politics and the 17th Party Congress in China: Changing Norms Amid Continuing Questions,”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 20, no. 2 (June 2008), pp. 155-168；Yongnian Zheng and Lye Liang Fook, “Elite Politics and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Chinese Leadership,”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nos. 1&2 (Fall 2003), pp. 65-86.
15 Cheng Li. “The ‘Shanghai Gang’” pp. 1-2.
16 李成，通往中南海之路：中共十八大前高層領導群體，（台北：明鏡出版社，2012），頁 27-78；Cheng Li, “A Biographical and Factional Analysis of the Post-2012 Politburo,”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41 (June 2013), pp. 1-17；Cheng Li, “The Battle for China’s Top Nine Leadership Post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5, no. 1 (Winter 2012), pp. 131-145.
17 Hsin-hao Huang, “Entry into the Politburo of the CCP,” pp. 22-34.
18 Victor Shih, Christopher Adolph & Mingxing Liu, “Getting Ahead in the Communist Party: Explaining the Advancement of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s in China,”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6, no. 1 (February 2012), pp. 16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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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整理，我們可以確定菁英間非正式關係，仍以某種方式鑲嵌於現行的正式 制度與規則中。尤其在解釋中共政治繼承、菁英的晉升時，派系關係始終佔據重要的 解釋角色。即便如此，學界仍普遍地認為，古典的派系理論在制度化脈絡下需要重新 地觀察與詮釋。19
二、制度化機制作為中共菁英晉升的解釋因素
1980 年代的幹部「四化政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作為一個轉 捩點，學界對於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逐漸邁向「制度化」的新研究途徑。20Teiwes 在描繪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政局時，即論辯到派系政治的侷限，他提出相對正規的條件 如年齡、能力及任期等成為決定菁英職涯流動的關鍵因素。21關於制度化機制下幹部 晉升的新遊戲規則在學界中已被廣泛關注與討論。寇健文尤其對此正式機制的脈絡做 了詳盡的整理，其大抵包括年齡限制、任期制、逐級晉升、政績表現等。22
（一）年齡限制
年齡限制包括退休年齡和晉升年齡兩種限制。1997 年中共高層首度出現 70 歲劃 線離退的先例，之後並將離退年齡降到 68 歲，屆齡的領導人不再尋求連任。2007 年 十七大出現新任政治局委員的年齡不高於 63 歲的決定，超齡者喪失晉升政治局委員 的機會。此亦突顯了中共幹部升遷的年齡優勢，例如，相對年輕的幹部因可以在政治 局任職兩屆十年，有助於領導班子的穩定，因此相較 60 歲的正部級幹部，比晉升政 治局委員最高年齡 63 歲小約五歲或更年輕的幹部，更可能具有晉升的優勢。23
（二）任期制
相較年齡限制的實現，任期制的發展速度較慢。主要集中在 1982 年憲法對於國 家主席、總理等國家領導職務的限制，一任約五年，僅能連任一次。目前尚無規範黨 務領導職務任期的具體證據，但自 1990 年代中期後，除了總書記接班人選外，絕大 多數政治局常委與政治局委員的任期都沒有超過十年。任期制的實現，確保了中共菁
19 更多關於現代中共政治舞台中，非正式與正式因子的相互影響與互動，請參見 Chien-wen Kou and Xiaowei Zang, “Informal Politics Embedded in Institutional Contexts,” pp. 1-21.
20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頁 5。
21 Frederick Teiwes, “Normal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 45 (January 2001), pp. 69-82.
22 Chien-wen Kou, “Fast Tracks to Provincial Leaders: The Upward Mobility of Local Political Elites in Sichuan, 1998-2013,” Workshop on Local elites in the Contemporary PRC, China Studies Centre, University of Sydney, Dunhuang City (September 2013), pp. 1-2.
23 寇健文、蔡文軒，瞄準十八大：中共第五代領導菁英，（台北：五南出版社，2012），頁 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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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在政治舞台的上的流動率，任期已滿並且超過晉升年齡的幹部將退出政治晉升的賽 局。24同樣以任期作為中共幹部晉升因子的還有 Teiwes 及 Choi，其研究皆顯示任期 在晉升模型中有顯著的影響效果。25
（三）逐級晉升
逐級晉升是指幹部成為政治局委員之前，須擔任過中共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以 及正省部級或正大軍區級職務。擔任政治局常委前，會先歷練過政治局委員職務數年。
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後，絕大多數的政治局委員符合逐級晉升的模式。除了預定擔任 總書記和總理的接班人可能出現直接從正部級職務越級晉升為常委以外，所有其他政 治局常委也都符合逐級晉升的模式。也就是說，若缺少次一級職務的資歷，幹部在爭 取晉升機會時會處於絕對的劣勢。此外，在正部級職務上，歷練五年以上相對於不到 五年的幹部，更具有進入政治局的競爭優勢。26
（四）政績表現
幹部的政績表現相對上述條件，更缺乏法律明確的規範，哪些政績表現會真正影 響官員晉升無從確定。然而，中共卻有一套特殊幹部管理的問責機制，可將中央對路 線偏好，設定成明確的指標，以此作為幹部晉升與否的考核項目。在「黨管幹部」的 一元化系統（unitary system）下，政績考核便成為幹部追求「政績最大化」的重要動 因。27此外，作為中共中央的監督手段，考核指標會順應黨中央現階段的偏好而被順
幹部的政績表現相對上述條件，更缺乏法律明確的規範，哪些政績表現會真正影 響官員晉升無從確定。然而，中共卻有一套特殊幹部管理的問責機制，可將中央對路 線偏好，設定成明確的指標，以此作為幹部晉升與否的考核項目。在「黨管幹部」的 一元化系統（unitary system）下，政績考核便成為幹部追求「政績最大化」的重要動 因。27此外，作為中共中央的監督手段，考核指標會順應黨中央現階段的偏好而被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