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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 A-GDP 增長率的解釋模型

第一節 經濟增長政績的職務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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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個案 A-GDP 增長率的解釋模型

GDP 增長率自改革開放以來是中共統一的發展路線,更為地方領導人所看重的 政績表現。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雖經濟增長漸漸不再是地方幹部考核的唯一標準,

但 GDP 的表現之於中國共產黨,仍意義非凡。中共對於經濟發展的追求,很大原因 是基於政權合法性。民主政體是一個「最終結果不確定」(outcomes always appear uncertain)的制度,因此,經濟衰退對民主政體並不構成唯一性的致命傷害;但威權 政體則不然,Adam Przeworski 指出,1946~1988 年的南美威權政體在歷經兩年的經 濟衰退後,只有 67% 的政權可以存續。1Pei 認為威權政體的政治菁英熱衷於追求經 濟成長,這有助於使得他們獲得充分的政治合法性,為獨裁統治的必要性做出辯護。

2經濟的持續發展對於中共而言,是保證執政地位永續的命脈,因此必須將經濟發展 視為政治問題來看待。

在本研究個案選取的時間範圍中,中國正於 2008 年適逢亞洲金融風暴,中央喊 出的 GDP 增長「保八」(經濟增長率達 8%),作為對各省幹部經濟表現呼籲的警示。

保八對於中共中央之急要性,在於其涉及關鍵的社會就業問題和社會穩定問題,皆將 進一步影響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工人日報》曾針對中國的經濟形勢報告發表過文 章,文中即述及「經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和有關方面反復測算,都認為中國要保證 新增就業 1000 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在 4%左右,需要 7.2%的經濟增長。中國之所 以要穩增長,說到底就是為了保就業」。3而在中共中央以保八作為對各地幹部經濟表 現所容忍的底線後,各級領導人勢將繼續認真地面對經濟發展的任務。而本章即欲回 答的問題是:在各省的政績表現中,又是什麼因素使經濟增長的表現產生拉鋸?作者 即以 2007~2009 三年度的各省資料,探究中共「GDP 增長率」的實證解釋模型。

第一節 經濟增長政績的職務差異分析

因中國特殊的地方分權體制,各級組織的職位上,同時有擔負施政的政府領導單 位,與監督其責的黨委領導單位,政府單位的一把手為省長,而黨委的一把手則為省

1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2.

2 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9.

3「中國 GDP 增速為什麼必須保持在 7.5% 以上?」,工人日報,2013 年 11 月 14 日,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0364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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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書記,兩者皆至少為「正部級」的職級。然而,省委書記與省長之間又存在著職分 與位階上的差異,省長通常由省級黨委副書記擔任,原則上須對同級省委書記負責。

因此,學界在初期對中國地方經濟增長奇蹟的解釋中,多以省委書記的個人激勵因素 作為主要的影響角色。然而,隨改革開放的深化,中共領導人要面對的地方性環境與 任務,除了經濟發展外,越趨多重。因此省長及省委書記的地方性分工,與分別作為 晉升考核的政績項目,亦可能開始有所變化。下表 4-1,作者即分別以省委書記及省 長的個人正式與非正式條件特徵,作為 2007~2009 年度中,中國 30 個省份經濟成長 表現的解釋變數,欲進一步探究省委書記與省長中,是誰對於治理省份的經濟政績,

富有更多的政治責任。

依據表 4-1 的結果,作者認為,省長可能相對於省委書記,對省份的經濟治理成 績,負有更大的政治責任及誘因。此表中,不論是省長或省委書記,作者皆將其非正 式關係作兩種設定,一為地方領導人「有無」與中央政治局常委有非正式關係,一則 為劃歸其是否屬於某一中央領導人的「派別」。關於該設定的目的與意義,作者將於 下一節中討論。表 4-1 的結果顯示,省委書記的個人特徵中,僅有「年齡優勢」,以 及「相對於胡溫派的江系幹部」,在 0.1 的顯著水準下,對於該省經濟表現有顯著影 響關係,然而,在 0.05 的顯著水準下進行統計檢驗,卻接受屬不同派系關係的省長,

相比於胡溫人馬的經濟表現,無顯著差異(三個係數值等於 0)的虛無假設;此外,

「有無」非正式關係的省委書記之差異,對經濟表現的差異則無顯著影響。而相較省 長的個人特徵因素,在 0.05 的顯著水準下,有非正式關係的幹部相較於沒有關係的 領導幹部,會使省分有更好的經濟成長表現;少數民族的省長相較於漢族省長,會有 更好的經濟成長表現;而教育程度較高的省長平均而言也會有較好的經濟政績;反之,

則是非正式關係派別的差異不顯著,僅「無任何關係」的省長,相比於胡溫派的省長,

經濟表現顯著地較低落。從模型的解釋力 R-square 來比較省長與省委書記的模型,

不論是在「有無非正式關係」或「派別差異」的模型中,以省長為主要解釋角色的模 型皆有較高的解釋力,分別為 0.305 與 0.345。

在研究菁英晉升的文獻中,即有研究指出,省級領導的個人特徵雖會對幹部晉升 產生影響,但黨委書記與人民政府首長職務的區別,會在不同的個人特徵上影響晉升。

例如,強調專業條件與仕途資歷的菁英轉型就只發生在省長群體中。4同樣地,經濟

4 邵智偉,中國大陸省級領導人仕途發展的制度化,1993-2010:以個人特徵與經濟表現為焦點之分 析,頁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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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績表現雖時常用來解釋菁英晉升,該政績對省委書記及省長晉升的重要性影響亦 可能不盡相同。在王賢彬、張莉及徐現祥所建構的「省級菁英晉升」實證模型中即發 現,在省長和省委書記層面,都存在著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相對績效考核機制。同時,

這種機制的強度在兩者之間具有差異,在省長層面顯得更加重要,而在省委書記層面 則相對較弱。5

從中共政治體制的安排與特點觀之,地方政府競爭仍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 動力,因此在省級領導層面實施一定程度的經濟績效考核有其必要。然而,省長和省 委書記職責不同,省委書記作為中央對地方的監督者和領導的角色安排,致使他最重 要的任務不一定是追求本地經濟快速增長。若對省委書記的經濟績效考核過重,反而 可能削弱省委書記的監督、領導等職能。此外,省委書記作為國家級領導人重要備選 群體,其選拔更需依賴於多種因素,中央賦予其在地方的職責勢必遠多於經濟與環境 表現,其可能更被看重的表現在於組織、統戰等工作。因此若省委書記的晉升動機無 法於其經濟績效體現出來,普遍而言,省委書記追求省分 GDP 增長的積極性,也會 相對省長較低。

5 王賢彬、張莉及徐現祥,轄區經濟增長績效與省長省委書記晉升,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1 年第 1 期(2011 年 2 月),頁 1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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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省委書記、省長個人特徵對 GDP 增長率的解釋模型

省委書記 省人民政府首長

有無關係 關係派別 有無關係 關係派別 有非正式關係 -0.0036 0.0139**

(無關係) (0.006) (0.006) 關係派別(胡溫)

江系 0.0122* -0.0002

(0.006) (0.006)

習近平 0.0291 0.0033

(0.013) (0.009)

無任何關係 0.0126 -0.0225**

(0.006) (0.006) 年齡優勢 0.0108* 0.0112* 0.0055 0.0063 (0.006) (0.006) (0.006) (0.006) 現職中央 -0.0006 0.0001

政治局委員 (0.006) (0.006)

教育程度 -0.0070 -0.0064 0.0025* 0.0021 (0.006) (0.006) (0.004) (0.004) 少數民族 -0.0066 -0.0063 0.0152** 0.0180**

(0.013) (0.013) (0.007) (0.006)

女性 -0.0047 -0.0076

(0.015) (0.014) 時間(2007年)

2008年 -0.0229*** -0.0237*** -0.0252*** -0.0258***

(0.006) (0.005) (0.006) (0.005) 2009年 -0.0271*** -0.0278*** -0.0296*** -0.0301***

(0.006) (0.005) (0.006) (0.005) 常數 0.1624*** 0.1486*** 0.1248*** 0.1415***

(0.015) (0.014) (0.011) (0.012)

N

90 90 90 90

F 4.30 4.48 5.14 6.08

𝐴𝑑𝑗𝑢𝑠𝑡𝑒𝑑 𝑅2 0.206 0.260 0.276 0.320 說 明:在四個模型中,N=90因西藏三年度皆設為遺漏值。本表的T檢定顯著水準標示為:

∗∗∗ :𝑝 < .01, ∗∗ :𝑝 < .05, ∗ :𝑝 < .1(雙尾檢定),在類別變項的模型設定 上,括弧內為該變項的對照組。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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