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本文主要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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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𝛽1+ 𝛽2𝑋 + 𝛽3𝑍 + 𝛽4𝐾 + 𝑒1 − (1) Z = 𝑟1+ 𝑟2𝑋 + 𝑟3𝐾 + 𝑟4𝑁 + 𝑒2 − (2)
假設上列(1)式為目前學理上的預期，變數 Y 為中共幹部菁英的晉升，X 代表幹 部的非正式關係條件，Z 為幹部的政績行為表現，K 為其他若干變數的矩陣。若第(2) 式成立，幹部的政績表現某部分可以為 X 所解釋，則第一式中的𝛽3參數值解釋能力 將受質疑，且第(1)式的誤差項應為𝑒1+ 𝑒2，第(1)式對依變數 Y 的估計因而產生偏誤。
內生性問題一般產生於「被忽略變數」或者「測量誤差」，在回歸模型中，若確定了 內生變數問題──解釋變數與誤差項具有相關性──的存在，為避免估計的偏誤，學 理上則須使用適當的「工具變數」以求得到一致的估計量。工具變數為一個「不屬於 原解釋方程」並且「與內生解釋變量相關」的變量。在回歸模型中，一個有效的工具 變數亦須滿足兩點：(A)此變數和內生解釋變數存在相關性；(B)此變數與誤差項相互 獨立不相關，亦即工具變量必須為外生變數。37因此，若本研究結果得證明，中共菁 英的政績表現會受其非正式關係所影響，則未來在中共菁英晉升的估計模型中，若要 同時考量幹部政績表現與非正式關係的條件，則須以工具模型替代幹部的政績表現此 一內生變數。
第三節 本文主要論點
本文認同，即便中共逐漸邁向制度化體制，非正式關係仍以某種方式鑲嵌於正式 政治的賽局中，且非正式關係對於幹部行為及政績表現有一定的影響力。如蔡文軒以
「派系－政績」模型解釋省級領導政改邏輯時，即提出，胡錦濤會賦予自己的省級扈 從者（clients）政改先行權及資源，使其有機會推行制度創新風險性較大的政治改革。
38此足以揭示，省級領導的政治行動及表現，將可能一定程度地受其派系關係左右。
而若該政績表現又同時被用作測量官員晉升的條件，那麼晉升模型的內生性問題，則 是必然面對的一大課題。
筆者即欲嘗試梳理這些變項之間的理論關係，並以能夠影響官員晉升的政策為前
37 Judea Pearl, Causality: Models, Reasoning, and Infer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8 蔡文軒，「解釋中國大陸省級的政治改革：「政績∕派系」模式的思考」，政治學論叢，第 44 期
（2010 年 6 月），頁 10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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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出幾項論點討論：
論點一：幹部的非正式關係條件與其政績表現呈正向因果關係（positive effect）。
在學理討論中，非正式關係與幹部的政績表現同為菁英晉升流動模型的重要解釋 變數。90 年代起伴隨強人政治的瓦解，中共政治舞台中的集體領導雛形已邁向穩定，
即便恩庇主仍對菁英政治賽局具一定影響力，其在提拔其追隨者時，亦須遵循正式制 度下的規範及限制，提供其親信相當的表現條件，才足以說服其他集體領導人（co-leaders）。39具非正式關係的領導人欲倚仗恩庇關係而「非常規晉升」，已難度大增。
追求晉升中央的領導人即使具有網絡關係，仍須相當的政治歷練以及在關鍵政策上的 傑出表現始能於競賽中脫穎而出。
本研究對於幹部非正式關係與政績表現呈正向因果關係的預期，第一個解釋途徑 即為－資源（resource）。黃信豪的晉升錦標模型，建構在中共政治菁英的繼承人培植
（successor cultivation）邏輯上，亦提供了類似的概念。他認為即使在制度化的機制 下，菁英仍需透過關係網絡，來確保自己在制度化競爭下能獲得更好的制度條件，以 取得晉升機會。40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被公認是胡錦濤親信的胡春華，2001~2012 年 間即從副部級、正部級升至副國級。2006~2012 短短六年的時間，他甚至歷練了三個 正部級職務，以非常短的任期晉升至政治局委員。41除此之外，在中共以經濟發展為 首要政治邏輯及路線的年代，Victor Shih 更生動地以派系政治來解釋資源的分配。他 指出，過去曾與中央領導人有同事關係的省級領導，相比其他省分，能夠獲得更多國 有銀行的額外貸款。42
論點二：在中共高層政治的集體領導中，非正式關係是以非正式「團體」（本研究以 非正式關係「派別」稱之，而非「派系」）的影響形式存在。因此，在能夠代表某一
「派別團體領導人」的路線、且與地方幹部自身經濟利益不相符的政策中，與該「派 別團體領導人」有非正式關係的地方幹部，相較與「其他」派別團體領導人有非正式 關係、或完全「沒有」非正式關係的地方幹部，又會有更突出的政績表現。
39 Chien-wen Kou and Xiaowei Zang, “Informal Politics Embedded in Institutional Contexts,” pp. 9-12.
40 Hsin-hao Huang, “Entry into the Politburo of the CCP,” pp. 22-34.
41 Chien-wen Kou, “Fast Tracks to Provincial Leaders,” p. 17.
42 Victor Shih, “Factions Matter: Personal Network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Bank Loan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3, no. 38 (Febuary 2004), pp.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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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派系政治」的研究脈絡中，學者多會著重於辯論其所描述的「行動體」，是
「派系」或為「非正式團體」。43而作者首先述明，本研究所指涉的派系政治的「行 動體」，應為「非正式團體」，而非「派系」。Nathan 在建構其「派系」模型時，僅 著重於上下位階的從屬以及非官僚化的關係。但鄒讜反對這種觀點，他以華國鋒、葉 劍英、汪東興集團整肅四人幫的例子指出，菁英的結盟並非僅限上下位階，水平的同 儕關係亦有可能，鄒議將這種擴充「派系」涵義的結盟稱為「非正式團體」。44而於 本研究中，作者所欲探究之「非正式關係」，亦包括水平的同儕位階、生長背景關係 和官僚組織間關係等，故以「非正式團體」來定位較為適切。
本研究推論非正式關係對幹部政績影響的第二個理論途徑為－效忠（loyalty）。
非正式關係除了透過資源的分配影響幹部政績表現外，古典的恩庇扈從理論亦提供了 關係鏈的線索。只要恩庇主仍能提供扈從者相當的政治利益，其追隨者便會持續透過 意識形態的響應、政策行動的扈從（具體即為關鍵政策上的政績表現），對其恩庇主 展示效忠。45而因當代中共高層的非正式團體運作，並非為「零和遊戲」，而更多的，
是不同團體間的勢力相互較勁拉鋸，效忠扈從的行動因而也在不同的非正式團體中呈 現差異。為此，本研究以「非正式關係派別」（以下簡稱「關係派別」），作為不同 非正式團體間互動的描繪主體。作者認為，在能夠代表某「派別團體領導人」的路線、
且與地方幹部自身經濟利益不相符的政策中，與該「派別團體領導人」有非正式關係 的地方幹部，相較與「其他」派別團體領導人有非正式關係、或完全「沒有」非正式 關係的地方幹部，又會有更突出的政績表現。
自後鄧時代開始，雖中共高層派系間的路線之爭不再明確，權力鬥爭卻因為政治 強人權力的瓦解，而於表面制衡的集體領導中更形綻放。學者張執中即認為鄧小平晚 年竭盡所能地強化江澤民在黨、政、軍最高權力核心的地位，透過黨的會議強調維護、
服從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央領導權威，這些固權的安排，係說明了後鄧時期中共權力 結構可能面臨的不穩定，當處於政治危急時刻，如政策無法達到預期成效，或遇重大 事件必須即時回應時，領導人將陷於一個充滿對手的環境。因此後鄧時期的核心權力 鞏固，除須賴不同政治勢力間的權力平衡，核心領導人還須顧及軍隊的支持、培植權
43 蔡文軒，「中共『派系政治』途徑的分析」，頁 94-95。
44 Tsou,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 p. 115.
45 詳細討論可參見 Andrew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pp. 37-45.; Chien-wen Kou and Xiaowei Zang, “Informal Politics Embedded in Institutional Contexts,”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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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網絡與建立個人路線。46此外，現今中共高層領導人間的權力鬥爭，亦可從共黨國 家的政治繼承模式理解之。當現任領袖離職，新人剛接任最高職位時，稱為「繼承轉 型」（succession transition）階段；而後繼任者使用各種方法鞏固權力的過程則稱為「繼 承鞏固」（succession consolidation）階段，在此階段中，新任領導人必須讓自己獲得 行使領導權威的權力，包括了要建立最後決定權、推動屬於自己的理論、以及能夠設 定黨政基本發展路線的能力。在完成權力鞏固階段的考驗前，任何一位新領導人都處 於「弱勢領導」的狀態，前任領導人將保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可透過自身學說和固有 的派系人馬餘威，影響甚或主導政策方向。47不論是橫向或縱向的權力鬥爭，可以確 知的是中共派系政治已非勝者全拿的「零和遊戲」，而是邁向「非零和遊戲」。集體領 導人的權力於同一時空存在較勁。48因此在某位中央領導人提出較具自身路線代表的 關鍵政策中，即便地方領導人擁有派系關係且握有足以達標的資源，其不一定會盡力 展現超額的政績，因其恩庇主或許與主導該政策的領導人間存在權力較勁的關係。這 樣的關鍵政策若係與幹部自身經濟利益相違時，屬於不同派別關係的幹部政績表現差 異將更明顯，政策表現的作為與不作為，皆可能是不同幹部效忠的表現手法。
綜合論點一、二之論述，本研究認為，雖普遍原則上，與任一上級領導人有「非 正式關係」的地方領導，相較沒有關係的，會有更好的政績表現。然而在非正式派別 的運作下，若某政策代表其中一關係派別領導人的路線主張，屬該關係派別的地方幹 部，又會相較於其他地方幹部有更好的政績表現。依據上述論點，筆者整理其所對應 的統計待驗假設如下圖一。本研究的理論預期結果是，與中央領導人的「非正式關係」， 將對地方幹部的政績表現產生顯著影響。然而，此結果須奠基在本研究的個案選擇須 為影響官員晉升的「關鍵政策」。在制度化政治環境下，即便有非正式關係者亦須在 重要政策上傑出表現，才能說服其他集體領導人。但若係在非關鍵政策上，因其無提 供幹部晉升的激勵誘因，領導人不一定會追求表現，恩庇主也無須於該項政策上特意
綜合論點一、二之論述，本研究認為，雖普遍原則上，與任一上級領導人有「非 正式關係」的地方領導，相較沒有關係的，會有更好的政績表現。然而在非正式派別 的運作下，若某政策代表其中一關係派別領導人的路線主張，屬該關係派別的地方幹 部，又會相較於其他地方幹部有更好的政績表現。依據上述論點，筆者整理其所對應 的統計待驗假設如下圖一。本研究的理論預期結果是，與中央領導人的「非正式關係」， 將對地方幹部的政績表現產生顯著影響。然而，此結果須奠基在本研究的個案選擇須 為影響官員晉升的「關鍵政策」。在制度化政治環境下，即便有非正式關係者亦須在 重要政策上傑出表現，才能說服其他集體領導人。但若係在非關鍵政策上，因其無提 供幹部晉升的激勵誘因，領導人不一定會追求表現，恩庇主也無須於該項政策上特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