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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義覺迷錄》，我們很清楚此一文本的性質與功用，在於替雍正爭取統治、
即位與施政的正當性、合法性，但是這樣的企圖，雍正卻在《大義覺迷錄》之外，
又希望透過《駁四書講義》為其爭取，因此《駁四書講義》的性質便兼有雙重意 義，一是學術思想上的，一是政治上的。換句話說，《駁四書講義》的刊行，明 白體現了清廷藉學術佐政治的企圖。
因此，本文的主要問題，便在希望透過《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的內 容分析，佐以曾靜案這起重大案件的發展與清代前期學術發展的狀況，在學術與 政治互動的場域中，理解《駁四書講義》與《四書講義》的爭論與差異所在，並 且透過學術與政治的互動消長，理解此一差異於清初的學術思想發展中所展現的 意義與重要性為何，給予呂留良思想一個適當的定位。
第二節、前人研究回顧
本研究企圖以曾靜案所引發的學術與政治上的正統問題切入，藉此釐清清初
（康、雍、乾）複雜的政治與學術互動狀況，了解呂留良朱子學特色與意義所在，
因此前人研究回顧方面，擬分幾個部分進行：一、呂留良研究；二、呂留良與曾 靜案研究；三、《四書講義》與《駁四書講義》研究。
（一）呂留良研究
對於呂留良的研究，較早且較細緻全面的，有錢穆先生於《中國近三百年學 術史》與〈呂晚村學述〉27中所論：「晚村之闡朱學，其意在發揮民族精神以不 屈膝事外姓為主。實非康、雍以下清儒仰窺朝廷旨意，以尊朱闢王為梯榮捷徑者 所獲夢想於萬一也」28，認為呂留良提倡朱學，真義在於發揚其中的民族精神：
蓋夷夏之防，定於節義，而搖於功名。人惟功名之是見，則夷夏之防終墮。
人惟節義之是守，而夷夏之防可立。晚村所以深斥永嘉而敬推朱子者，其意 在是。晚村所以深斥姚江而敬推朱子者，其意亦在是也。永嘉不諱言功利，
姚江力排功利而言良知，然從事於功利者每借良知為藉口，惟謹守朱子之所 謂義理，則顯與功利背馳。而言良知者，其根極歸趣亦無以自外焉。29 此外，「晚村以發明朱學為務，而其入手用力，則以批點八股文為主」30，八股
27 見錢穆：〈呂晚村學述〉，收於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台北市：東大出版，2006 年），頁 144-157。
28 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05 年），頁 84。
29 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94。
30 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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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文自明中葉以來，因制舉文字流於空洞，且功利所在，學子務求登科，反而割 裂經文以應試，非為學正途，備受鄙薄，呂留良卻反以批點八股為主，對此，錢 穆先生說：
當時人率分理學、舉業為兩途，治舉業則尊朱子，而講理學則當別有用心，
而晚村非之。謂治舉業亦當辨理道、闡聖學，而講理學亦無過乎朱子。故 晚村自入清以來，雖亦應考，雖仍留心當時制舉文字，然亦即以此為辨理 道、闡聖學之藉手。31
認為呂留良不同於時人理學、舉業兩分的態度，而在「舉業」中亦放入「辨理道、
闡聖學」的核心目的，企圖透過學子人人誦讀的制舉文字傳遞聖學思想。
錢穆先生之外則有容肇祖《呂留良及其思想》，書中整理了呂留良思想特色，
如崇信朱熹；以力行為主，重視出處去就辭受交接的根本處；注重「格物」、「致 知」、「學」與「慮」，心是所以為學之物，非「心學」所言頓悟之心；推崇井田；
重視夷夏之別等等。32而這些特色主要可歸納為三點，即：「尊朱辟王」、「倡井 田」、「重夷夏之別」三者，此與錢穆先生所說相同。
在呂留良思想之外，兩人都關注到呂氏與黃宗羲、張履祥以及清朝理學名臣 如陸隴其、熊賜履等人的關係。黃宗羲是王學中人，呂、黃兩人早年交好，晚年 決裂，對於此事，錢穆與容肇祖認為，最主要的問題乃在於尊朱、尊王及呂留良 尊朱辟王所引申出堅守夷夏之辨的學術態度差異33，並非如全祖望所說的澹生堂 爭購圖書一事。34
而張履祥作為清初辟王學第一人，由張履祥到呂留良，主要觀察重點是拉出 了明末清初尊朱辟王思想的一條發展路徑，如錢穆先生所說：「稼書之學，實自 呂晚村；晚村得之張楊園。楊園亦明遺民，與梨洲、亭林諸老相輩次，曾受業於 蕺山，與陳乾初交游甚密，其論學則黜王崇朱，不隨聲阿師友也」35，以張履祥、
呂留良、陸稼書為清初尊朱闢王的思想發展路線。
其餘清初理學名臣如陸隴其、李光地、熊賜履等人與呂留良的討論，則是藉 此強調呂氏慎於夷夏之別展現出的朱子學，與仕清者所展現出的朱子學其間差異，
以陸隴其為例，陸氏為清初理學名臣，推崇呂留良，於雍正二年入祀孔廟，《四 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為「國朝醇儒第一」，得極大殊榮。對此錢穆先生認為：「晚
31 見錢穆：〈呂晚村學述〉，收於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頁 149。
32 見容肇祖：《呂留良及其思想（附包賚編『呂留良年譜』）》（香港：崇文書局，1974 年），頁 36-37。
33 錢穆先生認為：「黎洲以王、劉學統自承，而晚村則一意程、朱，兩人講學宗旨漸不合，而卒 至於隙末焉」，而容肇祖亦說：「呂留良的宗朱的見解，使他跑向於反對黃宗羲的王學的一途，這 是可能的。」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79；容肇祖：《呂留良及其思想》，頁 47。
34 關於澹生堂購書一事，乃指黃宗羲以三千金購得澹生堂所售圖書，呂留良不得，而後遣使者 於中途竊得衛湜所著《禮記集說》與王稱所著《東都事略》。
35 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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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所以尊朱，實別有其宗旨，與稼書絕不同」36、「繼晚村之後而言程朱者，上 之為陸稼書，下之為李光地。稼書已不能過吳、許，至於光地，程朱有鬼，不食 其祭」37，極力批判事清儒臣。
又如熊賜履，熊氏為學力辟陽明而尊朱子，以講理學為顯宦名臣，康熙讀其
《閑道錄》稱其：「正大精醇，斯文嫡派」，但容肇祖卻說：「熊賜履的學問真簡 陋極了，他是主張專看《四書集注》，參以《大全》《或問》，而以刻《朱子語類》
及《遺書》為無益有損的」38，認為熊氏見識可鄙，其之所以為朝廷所重，乃出 自逢迎。
對於清初仕清的朱子學學者，錢穆先生的分析極具啟發性，可資借鑒：
清廷既特尊朱子正學，以見聖朝治道之隆，又求表章本朝正學名儒相輝映，
而光地非其選也。求其持身無疵纇，講學尚醇謹，能持門戶之見，而名登 清之仕籍者，陸稼書實推首選，於是稼書遂以雍正二年從祀兩廡。故清初 言朱學者，顧亭林、王船山、張楊園、呂晚村諸人持於野，孫承澤、魏裔 介、熊賜履、李光地諸人唱於上，獨稼書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以俯仰而 先得兩廡之祀，此乃清廷操縱之得其道。……然刻程朱書為之流傳，亦呂 晚村先為之。朝廷之意，從我者乃正學，背我者即大逆，而特以朱子為之 幌。是則正學之興，未必稼書之功；其衰，亦未必稼書之罪也。39
錢穆先生認為清廷尊朱子為正學，但對清初朱子學者的態度卻有差異，如顧亭林、
王船山、張楊園、呂晚村諸人，不入廟堂，而如孫承澤、魏裔介、李光地、熊賜 履等人，則與廟堂過近，惟陸隴其「上不在天 ，下不在地」，因而得入祀孔廟，
此中真意乃：「從我者乃正學，背我者即大逆，而特以朱子為之幌」。
兩位先生之後則有張綺文《呂留良的研究》40一書，此論文中除了呂留良《四 書講義》、時文選評思想外，更兼及其詩文理論以及曾靜案的分析。主要觀點仍 延續錢、容二人，以「尊朱闢王」、「民族意識」為解釋主線，認為呂氏之尊朱，
除了朱學對士子讀書、習經、行事皆有重大功用外，更重要的是「明末遺老，體 驗了亡國的痛苦，眼見流俗陷溺，世教日蔽，學統幾絕」41下，企圖修正理學、
以實踐之道挽救世道人心的企圖，因而判定呂氏學術思想特色「是和他反清民族 思想緊密地扣連起來而並行發展的」，42因而其尊朱闢王、批評制藝文的目的，
都是為了貫徹真正的程朱思想，且透過復興真正的程朱思想確立學者腳跟，堅守 出處去就與民族節義。
36 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84。
37 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96。
38 見容肇祖：《呂留良及其思想》，頁 83。
39 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292-293。
40 見張綺文：《呂留良的研究》（香港：新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 年）。
41 見張綺文：《呂留良的研究》，頁 453。
42 見張綺文：《呂留良的研究》，頁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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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張綺文更將呂留良研究推至曾靜案，認為曾靜案爆發後雍正對呂留良 的處置，便是體會到呂留良透過其諸多著作反覆加強傳播的「民族意識」的危險，
如張綺文所說：
呂留良尊朱學說所生的真實影響，乃在「華夷之辨」的一面。朱子生當南 宋，即出復仇為政治上的第一要務。呂氏生活在異族建立的專制政治之下，
他的性情，志節及其際遇，培育了一股強烈民族意識，這種反清民族意識，
不僅僅是在他的詩文裡流露，同時與配合了他不仕清的實際行動而浮現出 來。43
此處雖關心曾靜案與呂留良的關係，但其分析僅停留於清廷對「民族意識」的危 機，而未深入討論呂留良思想與民族意識與清廷意識形態之間的關聯。
呂留良研究，首先由錢穆先生與容肇祖開出的諸如尊朱闢王、夷夏之別、朝 野朱子學之別等等視域，而張綺文則全面觀察呂留良其人其事與其思想，更注意 到其思想引發的曾靜案背後的意義，後繼研究者，便多在以上三人所開出的研究 視野下進行深化或反省。後繼研究方向可歸納為五類：
1. 泛論呂留良生平、交遊與思想地位
泛論呂留良生平、交遊與其思想者，有楊向奎、卞僧慧、俞國林、徐宇宏、
泛論呂留良生平、交遊與其思想者，有楊向奎、卞僧慧、俞國林、徐宇宏、